政治竞争导论(下)
体，可各提出候选人名单及竞选纲领进行选举运动”。“竞选运动在不妨碍选举秩序下，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行积极探索的结果。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充分肯定了“三三制”的意义，一致认为它具有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是将来的新中国应该采取的民主形式。
(三)建立 “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面临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这一重大政治问题。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在答复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的提问中，明确表达了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建国主张。他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重庆谈判的指导思想。在重庆谈判中，民盟主张以英美为“榜样”，建立“中国型的民主”，即实行议会制、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各政党通过竞争上台执政。这一方案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谋而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支持。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由共产党、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协商与讨论，以民盟主张为基础，确定了未来中国自由民主的基本构架，其主要内容是：（1）立法院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2）行政院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当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两次提请解散立法院；（3）总统经行政院同意，可依法颁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4）监察院是最高国家监察机关，其职权是行使同意弹劾及监督权；（5）省是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可制定省宪，但不能与国宪抵触等等。在政协会议期间及会后的各种集会上的讲话或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充分肯定了政协会议的成果，表示将尽力促其彻底实现。政协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为实施政协协议，迎接和平的政治竞争的到来而作了必要的安排，准备派人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初步拟定了担任国府委员8人、行政院副院长1人、部长2人的名单。毛泽东多次表示，中国共产党中央总部将从延安迁到清江浦（淮阴）或淮安，离国府所在地南京较近，便于随时参加国府会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在中国建立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决议的态度是坚决的，决心是坚定的，是真心实意的。显然，政协决议如果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的话，那么，当今的中国一定是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通过政治竞争轮流执政，任何政党，无论是国民党或者是共产党，都只能是政治权力的合法角逐者，谁也别想永久独霸政权。
（四）允许“唱社会主义的对台戏”
1956年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第一次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中国共产党对建国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得失作了深刻的检讨，并积极地探索中国政治良性发展的路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提出了唱社会主义对台戏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在中国，不可能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实际上都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周恩来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 然而，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竞争的探索中断了。民主党派不仅不能作为“反对派”与共产党唱“对台戏”，反而被视为反动党团被强制解散，其成员大量被清洗出国家机关，并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民初各个政党之间的自由竞争，抑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一党政治还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竞争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最终都没有延续下来。这是否说明政治竞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否应以政治竞争为目标模式？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在下文继续探讨。
第四部分 政治竞争：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未来
列宁曾说过：“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的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对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忌谈“竞争”尤其是“政治竞争”，似乎一提政治竞争，就是向现政权挑战，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应当说，这种倾向是十分危险的，它制约了政治理论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探索，造成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动力严重不足。在本部分里，笔者将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政治竞争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笔者认为，政治竞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应当是竞争的政治。
一、政治竞争与中国民主政治的关系
（一）没有政治竞争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政治竞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和题中应有之义。如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样，没有政治竞争，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由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政府只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因此，人民有权自由选择来为他们服务的“公仆”，谁能够最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最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便选择谁。在这一点上，谁也不能自称他比其他人都更“优秀”，这事只能由人民来决定。这就要求那些自愿为人民服务者通过竞争取得“合法服务”的权力，根据人民的授权管理整个国家和社会。人民一旦对其服务不满意，有权随时撤换他们并重新选择自己满意的“公仆”。因此，任何执政者都不可以贪恋权位，他们必须尊重并接受人民的选择。阿兰·图雷纳指出：“所谓人民的政府是否 《政治竞争导论(下)(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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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 “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面临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这一重大政治问题。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在答复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的提问中，明确表达了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建国主张。他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重庆谈判的指导思想。在重庆谈判中，民盟主张以英美为“榜样”，建立“中国型的民主”，即实行议会制、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各政党通过竞争上台执政。这一方案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谋而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支持。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由共产党、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协商与讨论，以民盟主张为基础，确定了未来中国自由民主的基本构架，其主要内容是：（1）立法院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2）行政院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当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两次提请解散立法院；（3）总统经行政院同意，可依法颁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4）监察院是最高国家监察机关，其职权是行使同意弹劾及监督权；（5）省是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可制定省宪，但不能与国宪抵触等等。在政协会议期间及会后的各种集会上的讲话或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充分肯定了政协会议的成果，表示将尽力促其彻底实现。政协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为实施政协协议，迎接和平的政治竞争的到来而作了必要的安排，准备派人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初步拟定了担任国府委员8人、行政院副院长1人、部长2人的名单。毛泽东多次表示，中国共产党中央总部将从延安迁到清江浦（淮阴）或淮安，离国府所在地南京较近，便于随时参加国府会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在中国建立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决议的态度是坚决的，决心是坚定的，是真心实意的。显然，政协决议如果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的话，那么，当今的中国一定是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通过政治竞争轮流执政，任何政党，无论是国民党或者是共产党，都只能是政治权力的合法角逐者，谁也别想永久独霸政权。
（四）允许“唱社会主义的对台戏”
1956年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第一次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中国共产党对建国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得失作了深刻的检讨，并积极地探索中国政治良性发展的路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提出了唱社会主义对台戏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在中国，不可能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实际上都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周恩来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 然而，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竞争的探索中断了。民主党派不仅不能作为“反对派”与共产党唱“对台戏”，反而被视为反动党团被强制解散，其成员大量被清洗出国家机关，并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民初各个政党之间的自由竞争，抑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一党政治还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竞争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最终都没有延续下来。这是否说明政治竞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否应以政治竞争为目标模式？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在下文继续探讨。
第四部分 政治竞争：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未来
列宁曾说过：“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的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对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忌谈“竞争”尤其是“政治竞争”，似乎一提政治竞争，就是向现政权挑战，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应当说，这种倾向是十分危险的，它制约了政治理论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探索，造成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动力严重不足。在本部分里，笔者将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政治竞争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笔者认为，政治竞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应当是竞争的政治。
一、政治竞争与中国民主政治的关系
（一）没有政治竞争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政治竞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和题中应有之义。如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样，没有政治竞争，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由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政府只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因此，人民有权自由选择来为他们服务的“公仆”，谁能够最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最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便选择谁。在这一点上，谁也不能自称他比其他人都更“优秀”，这事只能由人民来决定。这就要求那些自愿为人民服务者通过竞争取得“合法服务”的权力，根据人民的授权管理整个国家和社会。人民一旦对其服务不满意，有权随时撤换他们并重新选择自己满意的“公仆”。因此，任何执政者都不可以贪恋权位，他们必须尊重并接受人民的选择。阿兰·图雷纳指出：“所谓人民的政府是否 《政治竞争导论(下)(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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