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竞争导论(下)
民主，惟一的检验方式是通过自由选举，看看自由的公民面临真正的选择时如何反应；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是否确如统治者所说，他们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有些政府口头上宣称一切为了人民，但并不尊重被统治人民的政治选择自由；这样的政府称不上民主。”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政治竞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宪政民主思想的一个极重要组成部分。1871年，巴黎公社在发表的《选举公告》中就明确提出过“实行选举或竞选”。1936年3月，斯大林在同美国报业巨头罗易·霍华德的谈话中自信地说：“你认为不会有竞选，可是竞选一定会有，而且我预料会很热烈”。“是的，竞选将是热烈的，它将围绕许多极其尖锐的问题（主要是实际的、对于人民有头等意义的问题）来进行。”“千万选民将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候选人，抛开不适当的候选人，把他们从候选人名单中取消，提出最优秀的人来充当候选人。”1946年，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在竞选时，共产党并不是单独活动，它是和非党人士结成联盟进行选举的。”并认为竞选活动是“选民对作为执政党的我国共产党进行裁判的法庭。选举结果便是选民的判决。……共产党愿意接受选民的判决。” 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斯大林并没有切实地坚持政治竞争，而搞领导职务终身制，并指定马林科夫为接班人，从而犯了“对人民的专制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周恩来在1956年都指出斯大林犯了“对人民的专制主义的错误”） 。
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斯大林违背人民意志指定接班人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并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由于“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影响”， 他并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没有对政治竞争的合理性给予应有的重视，故无法避免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他先后指定了刘少奇、林彪、华国锋为接班人，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带上了强烈的封建专制主义色彩。由此可见，离开政治竞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如果没有合理的自由竞争，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合理的自由竞争，中华民族就永远别想摆脱封建专制的严重影响。”
（二）政治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抛开中国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说，现阶段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迫切要求建立竞争的政治体制。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国家政治整合和推进式现代化赶超战略的需要，中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具有强烈的封闭性、保守性和落后性特征，因为它从根本上排斥了竞争的作用。这突出地表现在：（1）国家控制了全部经济资源的配置；（2）国家（实为政府、执政党）控制了全部政治资源的配置；（3）国家的权力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淹没在国家之中，出现所谓的“全能主义国家”。不可否认，这种集权式的体制在建国初期显然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但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每一种体制都具有克服危机、维持稳定和促进发展（特别是促进经济发展）这三种功能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种体制把克服危机作为主要功能赋予了自己。正如一本论著所说，它“比较适应于阶级斗争，而不大适应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比较适应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经济要求，习惯于用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形式管理国家事务，而不习惯于用民主的形式和方法管理国家事务。”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整个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市场经济使社会向多元方向分化，阶级、阶层、集团、中央、地方、政府、公民等不同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分化。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和维护主体的独立性，各种社会主体纷纷要求参与政治，力图控制政治体系的政治过程，分享政治权力，这样就形成了计划时代所不可能存在的种种政治主体和政治多元。政治多元的客观现实，给传统政治体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果政治体制不能同化或吸收这些新兴的社会势力，那么它就会面临被摧毁的前景。亨廷顿认为，“一个政治体制还应当能够成功地同化现代化所造就的获得了新的社会意识的各种社会势力。当这些新生的社会集团要求参与政治体制之时，政治体制或是以各种与现存制度继续存在相和谐的方式提供参与手段，或是将这些集团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从而导致公开的或隐蔽的内乱和叛离。” 我国原有政治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就表现在它不能成功地吸收新的社会势力参与到政治体系中来。例如，近年来关于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的争论就反映了这一问题。
由此可见，改革政治体制，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迫切要求。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鲜明地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全新的革命，必须以革命的态度和革命的举措来对待，如果采取改良主义的态度，企图只是对原有政治体制作某些修补而消除其弊端，这实际上等于取消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有利于充分吸收经济改革中释放出来的新兴力量参与到政权中来，最大限度地扩大民主。因此，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建立竞争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治体制以到取代原有的封闭、落后政治体制。
（三）中国国情决定了现阶段不应实行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应当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适度的政治竞争
中国民主发展的方向是竞争式民主政治，但不应盲目照搬西方两党或多党竞争的民主模式。邓小平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现阶段中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应实行政党之间的竞争。
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根源蒂固的国家，在中国几千年的奴隶和封建社会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西方奴隶社会的雅典民主、中世纪城市共和国 《政治竞争导论(下)(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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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政治竞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宪政民主思想的一个极重要组成部分。1871年，巴黎公社在发表的《选举公告》中就明确提出过“实行选举或竞选”。1936年3月，斯大林在同美国报业巨头罗易·霍华德的谈话中自信地说：“你认为不会有竞选，可是竞选一定会有，而且我预料会很热烈”。“是的，竞选将是热烈的，它将围绕许多极其尖锐的问题（主要是实际的、对于人民有头等意义的问题）来进行。”“千万选民将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候选人，抛开不适当的候选人，把他们从候选人名单中取消，提出最优秀的人来充当候选人。”1946年，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在竞选时，共产党并不是单独活动，它是和非党人士结成联盟进行选举的。”并认为竞选活动是“选民对作为执政党的我国共产党进行裁判的法庭。选举结果便是选民的判决。……共产党愿意接受选民的判决。” 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斯大林并没有切实地坚持政治竞争，而搞领导职务终身制，并指定马林科夫为接班人，从而犯了“对人民的专制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周恩来在1956年都指出斯大林犯了“对人民的专制主义的错误”） 。
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斯大林违背人民意志指定接班人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并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由于“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影响”， 他并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没有对政治竞争的合理性给予应有的重视，故无法避免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他先后指定了刘少奇、林彪、华国锋为接班人，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带上了强烈的封建专制主义色彩。由此可见，离开政治竞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如果没有合理的自由竞争，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合理的自由竞争，中华民族就永远别想摆脱封建专制的严重影响。”
（二）政治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抛开中国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说，现阶段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迫切要求建立竞争的政治体制。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国家政治整合和推进式现代化赶超战略的需要，中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具有强烈的封闭性、保守性和落后性特征，因为它从根本上排斥了竞争的作用。这突出地表现在：（1）国家控制了全部经济资源的配置；（2）国家（实为政府、执政党）控制了全部政治资源的配置；（3）国家的权力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淹没在国家之中，出现所谓的“全能主义国家”。不可否认，这种集权式的体制在建国初期显然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但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每一种体制都具有克服危机、维持稳定和促进发展（特别是促进经济发展）这三种功能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种体制把克服危机作为主要功能赋予了自己。正如一本论著所说，它“比较适应于阶级斗争，而不大适应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比较适应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经济要求，习惯于用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形式管理国家事务，而不习惯于用民主的形式和方法管理国家事务。”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整个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市场经济使社会向多元方向分化，阶级、阶层、集团、中央、地方、政府、公民等不同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分化。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和维护主体的独立性，各种社会主体纷纷要求参与政治，力图控制政治体系的政治过程，分享政治权力，这样就形成了计划时代所不可能存在的种种政治主体和政治多元。政治多元的客观现实，给传统政治体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果政治体制不能同化或吸收这些新兴的社会势力，那么它就会面临被摧毁的前景。亨廷顿认为，“一个政治体制还应当能够成功地同化现代化所造就的获得了新的社会意识的各种社会势力。当这些新生的社会集团要求参与政治体制之时，政治体制或是以各种与现存制度继续存在相和谐的方式提供参与手段，或是将这些集团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从而导致公开的或隐蔽的内乱和叛离。” 我国原有政治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就表现在它不能成功地吸收新的社会势力参与到政治体系中来。例如，近年来关于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的争论就反映了这一问题。
由此可见，改革政治体制，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迫切要求。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鲜明地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全新的革命，必须以革命的态度和革命的举措来对待，如果采取改良主义的态度，企图只是对原有政治体制作某些修补而消除其弊端，这实际上等于取消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有利于充分吸收经济改革中释放出来的新兴力量参与到政权中来，最大限度地扩大民主。因此，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建立竞争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治体制以到取代原有的封闭、落后政治体制。
（三）中国国情决定了现阶段不应实行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应当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适度的政治竞争
中国民主发展的方向是竞争式民主政治，但不应盲目照搬西方两党或多党竞争的民主模式。邓小平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现阶段中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应实行政党之间的竞争。
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根源蒂固的国家，在中国几千年的奴隶和封建社会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西方奴隶社会的雅典民主、中世纪城市共和国 《政治竞争导论(下)(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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