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业化与农业的现代化
了主导地位，但“三农问题”不仅远没有解决，而且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建国初变得更加尖锐和严峻了。
中国仅以占世界７％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２２％的人口，这是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不错，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的半数，而且多山和丘陵、土质较差、水资源极度匮乏，凭这样的条件养活了近１３亿人口，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已超过９亿，比整个欧洲的人口还多得多；世界上大约每３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中国；我们现在是以占世界近４０％的农民养活仅占世界７％的非农民！这恐怕就不是尽人皆知的了。这一让我们时常尴尬、又不情愿承认甚至有时有意无意地竭力掩饰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国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当欧美各发达国家正在或已经迈入所谓后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仍是如何使中国农民、农村、农业尽快实现现代化。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９·１１事件”之后，以欧美各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进入全面衰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保持了７％的年均增长率。有人甚至预言，再过半个世纪，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将独领风骚。面对过于乐观的预测，理智的中国人不得不提醒世人：如果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国人在土地上为百分之二十多的本国人刨饭吃，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前途！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民国家！
怎样安置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的农民勤劳朴实、机智并富有魄力、耐力。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神州大地开始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一场农民解放自己的革命。这场发端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变革，其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冲破了排斥农民的“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而且在于开始正视中国的基本国情，把“三农”的现代化作为这场革命的主题。中国现代化之门开启了。
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创制各种制度使几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脱离土地而从事其他非农职业。近２０年来，千百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开始走出村落，去开辟新的天地，寻求新的生活。家庭承包责任制不仅使农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而且为农民脱离土地、进城打工经商创造了条件；崛起于８０年代中期的乡镇企业，为村民提供了１亿多个就业机会；遍布全国、几乎与乡镇企业同时兴起的近２万个小城镇，使近３０００万农民告别了世代相沿的村居生活；星罗棋布于各大中城市边沿的所谓“浙江村”“河南村”等，也有近３０００万农民工生活于其中。近２亿农民不再依赖土地过活，这是现代中国的大事件，是一场意义极其深远的社会革命。
然而，曾几何时，这场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我国的大中城市人口膨胀，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即使敞开城门（比如改革户籍、就业制度），亦断难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力；乡镇企业在经过了８０年代中、９０年代初两个高成长期之后，体制、技术、资金等方面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短期内亦难有大的发展；依托于乡镇企业的小城镇，其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变为大中城市的卫星城还是依赖乡镇企业的兴衰而沉浮？尚难预测。由上而知，村民们弃农务工经商的规模和速度，短期内很难再现八九十年代的辉煌。
日前，国家土地管理局公布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一点，有７００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０．７亩，５００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０．５亩。据社会学家在中原地区的调查，眼下一对夫妇加一台拖拉机可耕种５０～１００亩地，而当地每个农户平均承包的责任田还不足８亩。由此推知，农村一多半劳力处在闲置或半闲置状态。这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不甚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尤其如此。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数以亿计的农民脱离土地投入其他职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职业转移浪潮。但是，仍未能根本改变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局面。据人口学家的推测，到２０５０年中国人口将达到１８亿，到那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将是多少？这将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战栗的数字。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的世纪难题。说它难，一是难在农村人口还在以每年数以千万计的速度增长；二是难在现有的数亿农村剩余人口无从安置。但这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撇开了农民和农村，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成功，这是已为中国近现代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家庭承包已走到尽头了吗？新世纪“三农”现代化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家庭承包制的制度效应并没有人们期望的那样持久如初，制度效应递减的趋向日趋明显，农村经济制度短缺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另一瓶颈。支撑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是所谓国家对土地的管理权、集体的所有权和农户的长期使用权。但目前的有关法令对“三权”的界定并不十分明确。在实际过程中，“三权”交叉、“三权”主体相互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视承包地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抗捐拒税（河南的一个行政村，村民集体抗税达数年之久，上级派县公安局的一个处长亲任村委会主任，也被轰出）；村集体不尊重农户的土地使用权，随意更改承包合同，甚至背着村民把农民的承包地租让给村外的公司，引发村民的过激行为；某些上级部门利用行政权力，滥占耕地，乱建所谓开发区等等，不一而足。地权不稳，投资预期自然不佳，土地经营者的短期行为不可避免，农业长期稳定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还有，家庭承包还造成了土地的细碎化经营。家庭承包实际上是土地使用权的“均田制”，即以分配承包地的方式承认每一个村民的村落成员权。中央要求土地承包１５年甚至３０年不变，但在实际执行中，大部分地区为适应人口的随时增减，往往是“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有的地方甚至每年一调。另外，土地的质量、位置亦大有讲究，这在山区尤其如此，像豫西南地区就有“三山六坡一分川”的说法。人口的增减、土地的好坏等都是决定承包地调整的重要因素，当平均“地权”是承包地调整的惟一目标时，土地的细碎化经营就不可避免了。这里有一个极端的例子，贵州湄潭县一朱姓农户，７口人分得７份承包地，共计１２８块！如此分散的土地经营，怎样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没有土地的规模经营，就不能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要实行土地的规模（集中）经营，被规模经营排斥的剩余劳动力如何安置？
《中国的工业化与农业的现代化(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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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仅以占世界７％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２２％的人口，这是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不错，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的半数，而且多山和丘陵、土质较差、水资源极度匮乏，凭这样的条件养活了近１３亿人口，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已超过９亿，比整个欧洲的人口还多得多；世界上大约每３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中国；我们现在是以占世界近４０％的农民养活仅占世界７％的非农民！这恐怕就不是尽人皆知的了。这一让我们时常尴尬、又不情愿承认甚至有时有意无意地竭力掩饰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国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当欧美各发达国家正在或已经迈入所谓后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仍是如何使中国农民、农村、农业尽快实现现代化。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９·１１事件”之后，以欧美各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进入全面衰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保持了７％的年均增长率。有人甚至预言，再过半个世纪，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将独领风骚。面对过于乐观的预测，理智的中国人不得不提醒世人：如果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国人在土地上为百分之二十多的本国人刨饭吃，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前途！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民国家！
怎样安置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的农民勤劳朴实、机智并富有魄力、耐力。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神州大地开始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一场农民解放自己的革命。这场发端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变革，其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冲破了排斥农民的“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而且在于开始正视中国的基本国情，把“三农”的现代化作为这场革命的主题。中国现代化之门开启了。
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创制各种制度使几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脱离土地而从事其他非农职业。近２０年来，千百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开始走出村落，去开辟新的天地，寻求新的生活。家庭承包责任制不仅使农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而且为农民脱离土地、进城打工经商创造了条件；崛起于８０年代中期的乡镇企业，为村民提供了１亿多个就业机会；遍布全国、几乎与乡镇企业同时兴起的近２万个小城镇，使近３０００万农民告别了世代相沿的村居生活；星罗棋布于各大中城市边沿的所谓“浙江村”“河南村”等，也有近３０００万农民工生活于其中。近２亿农民不再依赖土地过活，这是现代中国的大事件，是一场意义极其深远的社会革命。
然而，曾几何时，这场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我国的大中城市人口膨胀，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即使敞开城门（比如改革户籍、就业制度），亦断难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力；乡镇企业在经过了８０年代中、９０年代初两个高成长期之后，体制、技术、资金等方面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短期内亦难有大的发展；依托于乡镇企业的小城镇，其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变为大中城市的卫星城还是依赖乡镇企业的兴衰而沉浮？尚难预测。由上而知，村民们弃农务工经商的规模和速度，短期内很难再现八九十年代的辉煌。
日前，国家土地管理局公布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一点，有７００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０．７亩，５００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０．５亩。据社会学家在中原地区的调查，眼下一对夫妇加一台拖拉机可耕种５０～１００亩地，而当地每个农户平均承包的责任田还不足８亩。由此推知，农村一多半劳力处在闲置或半闲置状态。这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不甚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尤其如此。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数以亿计的农民脱离土地投入其他职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职业转移浪潮。但是，仍未能根本改变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局面。据人口学家的推测，到２０５０年中国人口将达到１８亿，到那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将是多少？这将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战栗的数字。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的世纪难题。说它难，一是难在农村人口还在以每年数以千万计的速度增长；二是难在现有的数亿农村剩余人口无从安置。但这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撇开了农民和农村，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成功，这是已为中国近现代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家庭承包已走到尽头了吗？新世纪“三农”现代化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家庭承包制的制度效应并没有人们期望的那样持久如初，制度效应递减的趋向日趋明显，农村经济制度短缺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另一瓶颈。支撑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是所谓国家对土地的管理权、集体的所有权和农户的长期使用权。但目前的有关法令对“三权”的界定并不十分明确。在实际过程中，“三权”交叉、“三权”主体相互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视承包地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抗捐拒税（河南的一个行政村，村民集体抗税达数年之久，上级派县公安局的一个处长亲任村委会主任，也被轰出）；村集体不尊重农户的土地使用权，随意更改承包合同，甚至背着村民把农民的承包地租让给村外的公司，引发村民的过激行为；某些上级部门利用行政权力，滥占耕地，乱建所谓开发区等等，不一而足。地权不稳，投资预期自然不佳，土地经营者的短期行为不可避免，农业长期稳定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还有，家庭承包还造成了土地的细碎化经营。家庭承包实际上是土地使用权的“均田制”，即以分配承包地的方式承认每一个村民的村落成员权。中央要求土地承包１５年甚至３０年不变，但在实际执行中，大部分地区为适应人口的随时增减，往往是“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有的地方甚至每年一调。另外，土地的质量、位置亦大有讲究，这在山区尤其如此，像豫西南地区就有“三山六坡一分川”的说法。人口的增减、土地的好坏等都是决定承包地调整的重要因素，当平均“地权”是承包地调整的惟一目标时，土地的细碎化经营就不可避免了。这里有一个极端的例子，贵州湄潭县一朱姓农户，７口人分得７份承包地，共计１２８块！如此分散的土地经营，怎样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没有土地的规模经营，就不能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要实行土地的规模（集中）经营，被规模经营排斥的剩余劳动力如何安置？
《中国的工业化与农业的现代化(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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