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大思路：工业化重心下移到县域
和社会的结构发生一场伤筋动骨的改变。为此，笔者提出一个大胆的观点：“工业化重心下移论”。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中国在保持大中城市常规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地将资源和有关产业下移到县域，通过加速县域经济的发展来促进“三农”的发展。可想而知，如果推行这一新战略，其结果可能是：大中城市的增长速度放慢，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加速，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在县域消化，城乡差距逐步趋于缩小。
工业化重心下移到县域，还包括如下的含义和内容：第一，资源和有关产业从大中城市下移到县域，不是反工业化和反城市化，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途径和方式的改变。第二，资源和有关产业从大中城市下移到县域必须从“增量”起步，存量的调整则是一个政府影响下的、渐进式的市场化调整过程。第三，下移到县域的资源主要投入以下方面：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加快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条件，引导民间资本的投资，吸引、挽留各类人才。二是加快传统农业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的改造包括农业中使用的物质要素的改进（增加现代要素的使用量并提高其使用效率）、农民生产经营能力的提高和农业制度的创新。三是围绕“三农”问题大力发展县域非农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为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居民提供良好的社会化服务，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实现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承接和吸纳。第四，考虑到资源和有关产业的空间集聚效应，非农产业必须集中于小城镇。
三、县域非农产业的发展模式与产业空间重组
中国所面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是：在保持大中城市工业常规发展的同时，大力促进“三农”迅速走出传统状态，提高其现代化水平，加速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中国的县域经济问题虽然不限于“三农”问题，但“三农”问题在县域。可以说，在现阶段，中国的县域经济问题基本上或主要是“三农”问题。因此，笔者提出一个县域非农产业设置的基本原则：主要围绕“三农”来安排非农产业。县域非农产业的设置，具体地讲，还要考虑产业的市场定位、资源的强制定位、交易费用的节省和高效服务的供给等原则。
从以上原则出发，县域非农产业主要包括以下一些类别：第一类，当地农、牧、林、渔等第一产业的派生产业，即第一产业链条的延长部分，例如，农产品加工、检疫、包装、贮藏、运销等。第二类，农业现代生产要素的供给产业。这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机等的生产，土地的开发、整治和地产经营，农业各类人才和现代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农业科技的研究、开发、推广，农业生产经营的支持系统，例如金融、保险、信息、法律等服务业。第三类，以市场定位的为县域城乡居民生活服务的商业和各种服务业。第四类，以资源强制定位的采掘业、建材业、能源工业等。第五类，以运输成本定位的有关产业。例如，初级产品经加工后大幅度减重的产业就应设置在县域，木材加工就属于这一类。以上五类产业构成了县域非农产业的主体部分。
就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来讲，大中城市的产业与农村非农产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构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商业和居民生活服务业，因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要有。但是，大国的大中城市产业与农村非农产业应当更多地表现出异构性。它们的基本差异应该是，与“三农”直接有关的非农产业尽可能地设置于农村。这样安排的好处是：第一，更准确、更快捷、更有效地为农服务。第二，节省农户的运输成本和各项交易费用。第三，节约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本，增强其对环境的适应性。一个非农产业设置于大中城市或农村，虽然都能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但对实现转移的当事人来讲，其转移成本大相径庭。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当地非农产业就业与到遥远的大中城市相比，最主要的好处是省下巨额的购房支出，又避免了原有住房的闲置和浪费，转业者还可以照顾家庭和监护子女；同时，由于环境熟悉，社会网络资源可以沿用，从而大大地降低转业者的心理成本，避免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第四，将大量的有关产业从大中城市下移到农村，最根本的历史性的意义是，促进传统农业和传统农村社会的改造，加速农业工业化、农村现代化，缩短城乡差距。
据经验观察，中国大中城市的产业与县域非农产业的分工布局不合理是肯定的，其表现为二者的相似系数过高。早在上个世纪年代，有人曾做过此类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城市相应部门产值结构的相似系数达；农村工业内部个行业的产值结构与全国工业个行业产值结构的相似系数也达到，其中，重工业个行业、轻工业个行业的相似系数分别为和．（蔡昉，）。十几年前的数据虽然不完全可靠，但近十几年来，从理论到实践，都没有人提出和致力于解决大中城市与县域非农产业同构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其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执行新型工业化战略的过程中，可以将大中城市的一些与“三农”关系密切的产业下移到县域，从宏观上加强县域经济发展，这样做，社会效益和国民经济总体效益可能会更好。从加速县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存量空间布局的刚性特征考虑，县域内现存的一些与“三农”关联性不强的非农产业，可以在原地不动，并保持常规性发展。
由此看来，大中城市与县域非农产业分工与重组的余地在于：就增量来讲，凡是与“农”关系密切的产业或可城可乡的产业，一律设置于县域；就存量部分来讲，按照前述原则，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促进大中城市中的与“三农”关联性强的产业逐步向县域转移。
四、相关政策建议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所有者将自己的资本投向哪里，是一个市场机制导向下的自主决策的过程。如何保證资本所有者将资本投向县域？在这里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基本的，但政府的政策导向也是非常重要的。
市场机制引导资源流入县域的理论依据是大中城市作为发展极的扩散效应。具体来说，大中城市吸收资源达到一定的限度后，就会出现拥挤现象，表现出投资空间变小，地价、房价上涨，就业竞争加剧和劳动力、人才就业困难等。这些因素集中地表现为大中城市中新资本进入的门槛增高、生产经营的成本上升和利润率下降。而那些与“三农”关系密切的项目投资于县域，靠近农业和农民，可以更好地为“三农”服务，刺激农民更大的需求，节省各项交易成本。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在县域农村小城镇，地价、房价和劳动力价格低廉，可以大大降低投资者和生产经营者的成本。随着小城镇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各类人才也会自动流向小城镇。
在推行上述新的工业化战略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导向是很重要的。这类政策包括：第一，国家制定新的产业政策。新的产业政策应明确反映强化县域经济的内容，指明哪些产业应设置于县域。第二，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大部分投入县域，主要用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用事业的发展，加速改善县域内的生产经营条件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第三，对于那些重点产业和项目，以政府财政的先行初始投资引导民间投资。第四，以政府财政贴息政策促进金融行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第五，政府以许可政策和批地政策，控制大中城市的平面扩张，限制一些与农业关联性强的项目进入大中城市。第六，给进入县域的中外资本和各类人才提供税收、批地等方面的优惠。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大思路：工业化重心下移到县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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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重心下移到县域，还包括如下的含义和内容：第一，资源和有关产业从大中城市下移到县域，不是反工业化和反城市化，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途径和方式的改变。第二，资源和有关产业从大中城市下移到县域必须从“增量”起步，存量的调整则是一个政府影响下的、渐进式的市场化调整过程。第三，下移到县域的资源主要投入以下方面：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加快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条件，引导民间资本的投资，吸引、挽留各类人才。二是加快传统农业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的改造包括农业中使用的物质要素的改进（增加现代要素的使用量并提高其使用效率）、农民生产经营能力的提高和农业制度的创新。三是围绕“三农”问题大力发展县域非农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为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居民提供良好的社会化服务，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实现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承接和吸纳。第四，考虑到资源和有关产业的空间集聚效应，非农产业必须集中于小城镇。
三、县域非农产业的发展模式与产业空间重组
中国所面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是：在保持大中城市工业常规发展的同时，大力促进“三农”迅速走出传统状态，提高其现代化水平，加速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中国的县域经济问题虽然不限于“三农”问题，但“三农”问题在县域。可以说，在现阶段，中国的县域经济问题基本上或主要是“三农”问题。因此，笔者提出一个县域非农产业设置的基本原则：主要围绕“三农”来安排非农产业。县域非农产业的设置，具体地讲，还要考虑产业的市场定位、资源的强制定位、交易费用的节省和高效服务的供给等原则。
从以上原则出发，县域非农产业主要包括以下一些类别：第一类，当地农、牧、林、渔等第一产业的派生产业，即第一产业链条的延长部分，例如，农产品加工、检疫、包装、贮藏、运销等。第二类，农业现代生产要素的供给产业。这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机等的生产，土地的开发、整治和地产经营，农业各类人才和现代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农业科技的研究、开发、推广，农业生产经营的支持系统，例如金融、保险、信息、法律等服务业。第三类，以市场定位的为县域城乡居民生活服务的商业和各种服务业。第四类，以资源强制定位的采掘业、建材业、能源工业等。第五类，以运输成本定位的有关产业。例如，初级产品经加工后大幅度减重的产业就应设置在县域，木材加工就属于这一类。以上五类产业构成了县域非农产业的主体部分。
就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来讲，大中城市的产业与农村非农产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构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商业和居民生活服务业，因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要有。但是，大国的大中城市产业与农村非农产业应当更多地表现出异构性。它们的基本差异应该是，与“三农”直接有关的非农产业尽可能地设置于农村。这样安排的好处是：第一，更准确、更快捷、更有效地为农服务。第二，节省农户的运输成本和各项交易费用。第三，节约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本，增强其对环境的适应性。一个非农产业设置于大中城市或农村，虽然都能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但对实现转移的当事人来讲，其转移成本大相径庭。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当地非农产业就业与到遥远的大中城市相比，最主要的好处是省下巨额的购房支出，又避免了原有住房的闲置和浪费，转业者还可以照顾家庭和监护子女；同时，由于环境熟悉，社会网络资源可以沿用，从而大大地降低转业者的心理成本，避免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第四，将大量的有关产业从大中城市下移到农村，最根本的历史性的意义是，促进传统农业和传统农村社会的改造，加速农业工业化、农村现代化，缩短城乡差距。
据经验观察，中国大中城市的产业与县域非农产业的分工布局不合理是肯定的，其表现为二者的相似系数过高。早在上个世纪年代，有人曾做过此类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城市相应部门产值结构的相似系数达；农村工业内部个行业的产值结构与全国工业个行业产值结构的相似系数也达到，其中，重工业个行业、轻工业个行业的相似系数分别为和．（蔡昉，）。十几年前的数据虽然不完全可靠，但近十几年来，从理论到实践，都没有人提出和致力于解决大中城市与县域非农产业同构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其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执行新型工业化战略的过程中，可以将大中城市的一些与“三农”关系密切的产业下移到县域，从宏观上加强县域经济发展，这样做，社会效益和国民经济总体效益可能会更好。从加速县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存量空间布局的刚性特征考虑，县域内现存的一些与“三农”关联性不强的非农产业，可以在原地不动，并保持常规性发展。
由此看来，大中城市与县域非农产业分工与重组的余地在于：就增量来讲，凡是与“农”关系密切的产业或可城可乡的产业，一律设置于县域；就存量部分来讲，按照前述原则，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促进大中城市中的与“三农”关联性强的产业逐步向县域转移。
四、相关政策建议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所有者将自己的资本投向哪里，是一个市场机制导向下的自主决策的过程。如何保證资本所有者将资本投向县域？在这里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基本的，但政府的政策导向也是非常重要的。
市场机制引导资源流入县域的理论依据是大中城市作为发展极的扩散效应。具体来说，大中城市吸收资源达到一定的限度后，就会出现拥挤现象，表现出投资空间变小，地价、房价上涨，就业竞争加剧和劳动力、人才就业困难等。这些因素集中地表现为大中城市中新资本进入的门槛增高、生产经营的成本上升和利润率下降。而那些与“三农”关系密切的项目投资于县域，靠近农业和农民，可以更好地为“三农”服务，刺激农民更大的需求，节省各项交易成本。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在县域农村小城镇，地价、房价和劳动力价格低廉，可以大大降低投资者和生产经营者的成本。随着小城镇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各类人才也会自动流向小城镇。
在推行上述新的工业化战略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导向是很重要的。这类政策包括：第一，国家制定新的产业政策。新的产业政策应明确反映强化县域经济的内容，指明哪些产业应设置于县域。第二，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大部分投入县域，主要用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用事业的发展，加速改善县域内的生产经营条件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第三，对于那些重点产业和项目，以政府财政的先行初始投资引导民间投资。第四，以政府财政贴息政策促进金融行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第五，政府以许可政策和批地政策，控制大中城市的平面扩张，限制一些与农业关联性强的项目进入大中城市。第六，给进入县域的中外资本和各类人才提供税收、批地等方面的优惠。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大思路：工业化重心下移到县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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