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
刘氏重新诠释“理一分殊”有三方面的意义：（一）避免执着于 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分殊，陷入教条僵化。他指出，超越的理虽有一个 指向，但不可听任其僵化固着。例如当代人没有理由放弃他们对于 “仁”、“生”、“理”的终极关怀，但必须放弃传统天人感应的思 想模式、中世纪的宇宙观、儒家价值在汉代被形式化的“三纲”及专 制、父权、男权等。“把有限的分殊无限上纲就会产生僵固的效果…… 徒具形式，失去精神，甚至堕落成为了违反人性的吃人礼教……如果 能够贯彻理一分殊的精神，就会明白一元与多元并不必然矛盾冲突。 到了现代，我们有必要放弃传统一元化的架构。今天我们不可能象传 统那样讲由天地君亲师一贯而下的道统；终极的关怀变成了个人的宗 教信仰的实存的选择。”[48]这有助于批判传统的限制，扬弃传统的 负面，打破传统的窠臼。（二）鼓励超越理想的落实，接通传统与现 代。刘指出，今日我们所面临的时势已完全不同于孔孟所面临的时势， 同时我们也了解，理想与事实之间有巨大的差距。我们要在现时代找 到生命发展的多重可能性，采取间接曲折的方式，扩大生命的领域， “容许乃至鼓励人们去追求对于生、仁、理的间接曲折的表现方式， 这样才能更进一步使得生生不已的天道实现于人间。”[49]如此，以 更新颖、更丰富的现代方式体现传统的理念。超越境界（理一），好 比“廓然而大公”、“寂然不动”、“至诚无息”；具体实现的过程 （分殊），好比“物来而顺应”、“感而遂通”、“致曲”（形、著、明、动、变、化）。“生生不已的天道要表现它的创造的力量，就必 须具现在特殊的材质以内而有它的局限性。未来的创造自必须超越这 样的局限性，但当下的创造性却必须通过当下的时空条件来表现。这 样，有限（内在）与无限（超越）有着一种互相对立而又统一的辩证 关系。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通过现代的特殊的条件去表现无穷不可测的 天道。这样，当我们赋与‘理一分殊’以一全新的解释，就可以找到 一条接通传统与现代的道路。”[50]（三）肯定儒家传统智慧、中心 理念与未来世界的相干性。刘通过对朱熹的深入研究指出，“仁”、 “生”、“理”的三位一体是朱子秉承儒家传统所把握的中心理念， 这些理念并不因朱子的宇宙观的过时而在现时代完全失去意义。朱子 吸纳他的时代的宇宙论以及科学的成就，对于他所把握的儒家的中心 理念（理一），给予了适合于他的时代的阐释（分殊），获致了超特 的成就。[51]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打开一个全新的境界，以适合于现 代的情势。刘述先把儒家的本质概括为孔孟的仁心以及宋儒进一步发 挥出来的生生不已的精神，倡导选择此作为我们的终极关怀，并以之 为规约理想的原则，同时对传统与现代均有所批判。刘认为：“儒家 思想的内容不断在变化之中……仁心与生生的规约原则，在每一个时 代的表现都有它的局限性，所谓‘理一而分殊’，这并不妨害他们在 精神上有互相贯通之处。”[52]每一时代的表现，都是有血有肉的。 儒家的本质原来就富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当然可以作出新的解释，开 创出前人无法想像的新局面。这当然只是适合于这个时代的有局限性 的表徵而已，不能视为唯一或最终的表现。后人可以去追求更新的、 超越现代的仁心与生生的后现代的表现。
刘氏指出，培养哈贝玛斯（J.Habermas）所说的交往理性，求同存异，向往一个真正全球性的社团，同时要反对相对主义，肯定无形 的理一是指导我们行为的超越规约原则。我们所要成就的不是一种实 质的统一性，而是卡西勒（E.Cassirer）所谓的“功能的统一性”。 “通过现代的诠释，对于超越的理一终极托付并无须造成抹煞分殊的 不良的后果。但是对于分殊的肯定也并不会使我们必然堕入相对主义 的陷井。这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分殊而分殊，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 去追求理性的具体落实与表现，虽然这样的表现是有限的，不能不排 斥了其它的可能性，然而彼此的精神是可以互相呼应的。宋儒月印万 川之喻很可以充分表现出这样的理想境界的情致。”[53]总之，刘述 先沿着牟宗三、方东美等人的思路，强调儒家仁心与生生精神可以作 为现代人的宗教信念与终极关怀，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的多维批判，肯 定儒家思想的宗教意涵有着极高的价值与现代的意义。他着力论证、 开拓并辩护了“超越内在”说[54]，并通过“两行之理”、“理一分 殊”的新释，注入了新的信息，使之更有现代性和现实性，肯定超越 与内在、理想与现实的有张力的统一。
六 结语 唐、牟、杜、刘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深化、丰富了我们 对儒家精神特质的认识，这本身已成为贡献给现代世界的、极有价值 的精神资源。在人的安身立命与终极关怀问题日益凸显而科技又无法 替代的今天，这些论说就更加有意义。 他们反思的共同点是承认儒学资源中饱含有超越的理念和宗教精 神，尤其肯定了其特点是“内在的超越”，即相对于基督教的他在的 上帝及其创世说，儒家的“天”与“天道”既是超越的，却又流行于 世间，并未把超越与内在打成两橛。基督教相信一个超越的人格神， 失乐园之后的人有原罪，需要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他力得到救赎，超世 与俗世形成强烈的对比。传统儒家体证的道在日用行常中实现。儒家 相信无人格性的道，肯定性善，自己做修养工夫以变化气质，体现天 人合一的境界。
他们的反思也各有特色。总体上是唐牟打基础，杜刘循此继进， 有所发展。但相比较而言，唐、杜偏重从中国人文精神，从人文学或 哲学的人学的角度涵摄宗教；牟、刘则偏重从存有论，从宗教哲学的 角度阐明儒学之宗教之旨。唐注意宗教与道德的分别，牟直接指陈儒 家即宗教即道德，为“道德宗教”。牟不重视伦理学，杜重视伦理学， 更接近徐。杜只肯定到儒学具有“宗教性”的程度为止，即先秦、特 别是宋明儒学观念中有着信奉精神自我认同的宗教倾向，在超越自我 的精神修养中含有本体论和宇宙论的道德信仰。刘则把宗教定义为终 极关怀，在此前提下，肯定儒学有极其深远的宗教意蕴。虽然在牟那 里，天人也不是绝对同一的，但牟不太注重超越、内在之间的距离， 刘则突出了这一点，强调“超越”、“内在”的并行不悖。唐、牟注 重儒耶之异，其比较还停留在一般水平上。对耶教等，唐、牟以判教 的姿态出现，杜、刘则放弃判教，转向吸收神学新成果，在理解中对 话。这看起来似乎是把儒家拉下来了，但却不是消极退缩，而是积极 参与，为世界各大宗教的现代化提供儒教的智慧。杜、刘比唐、牟更 重视《论语》。杜、刘的批判性、现实性较强。
唐的贡献在从存在实感上奠定了儒学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的基础，开拓了儒学宗教性研究之领域，揭示了仁心良知、本心本性即宗教性的安身立命之所，发掘了包括“三祭”在内的儒家的宗教价值，设置 了“天德流行”“尽性立命”等超主客观境界。牟的贡献在奠定了儒 家道德宗教学说的主要理论基础，特别是从宗教哲学的高度创造性地 解读了“性与天道”和相关的内圣、心性学说，融摄康德，架构了 “内在的超越”、“有限通无限”、“圆教与圆善”论，凸显了道德 的主体性。杜的贡献是在英语世界开辟了儒家论说领域，进一步揭示 了“为己之学”的伦理宗教意义，并在儒家的“自我转化”观、“圣 凡关系”论和“体知”问题上有全新的发展。刘的贡献在进一步推进 了“内在超越”学说，为儒家宗教精神的现代化和落实化，重新解读 “理一分殊”，积极倡导“两行之理”，发展了“仁”与“生生”之 旨。所有这些，对儒家学说乃至中国传统精神的现代转化都有多方面 的启迪。
我觉得还有一些尚待思考的问题需要提出来作进一步研究。（一） 在学理上，当代新儒家主要关心的是心性之学和知识精英士大夫的信 仰，而礼乐伦教是传统社会的制度性生活，对儒教设施、组织、祭祀 活动、政教关系，特别是历史上民间社会、民心深处的宗教性问题却 疏于探讨。在儒家伦范制度中体现了临近终极的强烈情绪和信仰，也 渗透了对生死问题的最后意义的解答。不仅在士大夫中，而且在民间， 人们并非凭藉超自然的力量，而凭藉人的道德责任。足见儒家体制对 现世的重视，儒家宗教精神对民间的渗透。但小传统中的民间鬼神信 仰与儒学信仰毕竟有很大差别。[55]对这些问题，尚需作全面的研讨。 （二）对儒学宗教性的负面效应，包括伦教之负面，还要作出进一步 的检讨与批判。（三）无需讳言，儒学超越性不及，而内在性偏胜。 如何从宗教现象学、比较宗教学和儒教史的角度，解答超越性不足所 带来的中国文化中的诸多问题。（四）在诠释儒学的宗教意涵上，需 要并重经学资源与理学资源。目前特别要加强考古新发现的简帛中的 先秦儒学资料的研究。（五）在比较康德与儒学时，充分注意康德的 近代知识学与理性主义的背景，此与仁心良知的体验实践路数有着重 大区别。（六）本心仁体、自由无限心及知体明觉活动的限制问题， 即道德的主体性的限制问题（此还不是“命”之限制性问题），道德 的主体性与个体性不能互相替代的问题，作为生命存在的个体全面发 展的问题，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才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问题， 尚需作进一步的疏理。（七）儒家、儒学、儒教之精义能否或在什么 意义、什么层次上重返现实社会，并为当代人安身立命的现实可能性 的问题，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探讨。
注释：[1] 关于本世纪部分华人学者对儒学是否宗教或是否具有 宗教性的看法，另请见拙作：《儒学：入世的人文的又具有宗教性品 格的精神形态》，《文史哲》，济南，山东大学，1998年第3 期，第 35-37 页。又请见拙作：《中国大陆地区近五年来的儒学研究》，1998 年4 月3 日曾演讲于哈佛大学，并即将刊载于台北“中央研究院”中 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李明辉主编之《当代儒学研究丛刊》。文中详细 介绍了李申的《儒教、儒学和儒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 报》1997年第1 期）和何光沪的《中国文化的根与花——谈儒学的
《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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