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

学可言。他还特别警惕观察者主观价值的介入带来的“污染”。傅先生的第一句，即拒绝某些人为自己的“同志”，就是针对这种“主观污染”而发的。这里已经包含了后来争论很大的“为科学而科学”、“为学问而学问”的意思。我想这就是“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本义。          这一主张明显来自于西方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带来浓厚的“科学实证主义”的色彩，但其目的是清晰的：科学地认识中国历史。傅斯年还有一个志向，就是要由中国人自己建立起“中国学”，并扩展为“东方学”，与欧美“汉学”争一高低。史语所在傅先生主持的22年里，应以商周考古（含甲骨金文学，如李济、董作宾、容庚）和明清内档的整理（《明清史料》等）成就最著，也最能代表傅氏风格。而在此时及其后，诸如断代史（如陈寅恪、徐中舒、劳干、许倬云）、政治制度史（如严耕望）、社会经济史（如全汉升）、人文地理（如严耕望）等方面的成绩，虽然诸学者治学都有其各人的个性特点，考察视域和学术包容也越来越开阔，但无不可以看作傅斯年实证风气下的煌煌成果。称史语所为“史料派”，虽然不尽贴切，但极重史料搜索考辨，穷尽所能，以小见大，治史讲求精深而有新解，确实是以史语所为代表的一种鲜明风格，并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史语所的这一治学路向，在当时及以后，在史学界不是都全盘认同，没有争论、没有批评的。这里且不去说史学能不能做到象自然科学那样，就说中国史学本身治学的风格，也有多种。对此，作为他们后辈的严耕望、余英时在回顾性质的相关文论里都有涉及。读者可详细查阅《治史三书》和《钱穆与中国文化》。          我个人觉得严耕望先生在评论吕思勉时说的一番话，很可以拿来作为对上述科学实证风格的一种总结。他说近代（指本世纪前半期）史学风尚，一是偏向尖端发展。一方面扩大新领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这种时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瞻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二是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旧史料。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它史料甚少，更少新史料，虽博通周瞻能成系统者也不免被低估。我想，正因为严先生治学出入于两者之间，对科学实证一派的长短俱有体验，故方能出此公允之论。          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讲求实证，讲求专深，朝分化、细密、深入的方向发展，既是近代学科发展普遍性的标志，也是中国史学本身求发展、求完备的需要。这一路向，在本世纪上半叶无疑是秉承了牛顿经典力学时代的方法论风格；但即使在今日也仍然应该成为史学事业建设的基调。在此基础上，才能伴奏出多音调、多色彩的交响乐来。          诠释：史家与时代的对话          上面所说的科学实证一路的史学，很容易给我们一个感觉，似乎他们对史学的时代主题是偏离的。或者说他们采取一种“边缘化”的立场，是不是疏淡了史学回应时代的功能？因此，当历史诠释学观念强化后，对这一路向的批评也就必不可免地要产生。          去年恰逢史语所建所70周年，台湾有关方面出版了《纪念文集》。其中现任所长杜正胜撰有一文，题名《史语所的益友——沈刚伯先生》。沈刚伯，我是从读他追思故友傅校长（台大）的文章始识大名，知道他对傅氏的人格极为推重，文中也看得出他们之间史识有岐异，尽管只是一笔带过（《傅斯年印象》）。正胜先生的文章，则明白告诉我们，沈先生早在1968年史语所40周年所庆的演讲中，从史学的取向再次发表了颇与故校长相左的意见。两位好友属“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争论绝非个人间事。          两位先生之间意见的岐异，涉及到百年史学的一些重要关节，很具有代表性。所以在这里，我特地把正胜先生的介绍综合一下，备录于下：          一是沈先生强调史学的内在理路是讲“通变”，反对一味讲“专深”。他认为历史就理论上讲，应该是整体的，因为没有古就没有今，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所以严格而论，只有通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很怀疑傅一味倡导崇尚专深，弄不好，就成了“象牙塔”、“ｄòｕ＠①ｄìｎｇ＠②之学”。傅则认为“通史的作法不会造就知识性的突破”。这一点我还可以引钱穆《傅斯年》作旁证。钱先生也说傅“不主张讲通史”，说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傅先生却不许他上窥元代，下涉清世。钱穆不以为然，认为若不能“上溯渊源，下探究竟”，怎么可能“真于明史有所得？”所说之事是否为真，我无处证实，但钱、傅“专”与“通”相互对峙，严、余两弟子相关忆述甚多，这是没有问题的。          二是沈先生强调必须讲求史学的外缘即意义和作用。这也可以分成两部分。          首先是从学理上说。沈先生说他不敢相信人类的历史也同自然界的历史一样，可以“成为一门完全信而有征的科学”。也不同意傅氏主张“不以史观为急图，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所谓“存而不补”、“征而不疏”，“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沈先生认为，事实上史料无一不是经过写作人主观的选择与主观的组织而成的，无论他存心如何公正，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表现他个人的思想与识见，绝不能说是客观的。史书所载只

是“史事”而不能说是“史实”。史学是史家与史料的互动的结果。历史所研究的过去不是死了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活到现在的过去。          第二则是从史学外缘的意义和作用，亦即与时代的关系上说。沈先生认为史学必须跟着环境的转变而不断变化，“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历史著作之所以不断求新求变，因为“我们大都抱着鉴往知来的目的去读历史，一逢世变，便想从历史中探寻世变之由；求之不得，自然就不满意于现有的史书，而要求重新写过。于是乎每一个新时代必有好些根据其时代精神所改修过的新史书。”他不赞成所谓纯史学，史家成为象牙塔内的玄思冥想者。他认为傅先生关于历史研究的定位和写作的形式已经过时，那是兰克时代的产物。他担心：与时代隔离的纯之又纯的史学，如何维持不断的创新力以免于枯竭？又如何得以接受外界不断的刺激而产生新观念，写作新史书，以完成新史学呢？所以沈先生主张史学还是要回归于社会，回应时代，尤其是史家对时代和社会的看法。          沈先生关于治史的观念，大约是因为和我前几年的思路比较吻合，感到特别地亲切。但在我因为要做这项回顾性质的工作，前贤的书读得稍多之后，觉得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里实际包括了两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一是史家与时代的关系；一是史家治史的史观和史学方法，也包括“通”与“专”等不同的学术风格。从学术史回顾角度，第一个问题比较重大，关系到百年史学的评估；后一问题，见仁见智，只能共存共容，我看不必求同。          关于史学与时代的关系，从百年过程来说，恰恰不象沈先生所忧虑的那样（当下怎样，又是另一个问题）。正如第一节所述，由于特殊的情结，中国新史学与时代的关联实在是非常紧密的，有时紧密得离了谱，产生了负面的效果。这方面，反显出了史语所的某种“独立人格”。自然，正因为“救亡”的情结强烈，新史学在对中国历史整体认识方面所作的努力是艰辛的，争议多，所积淀的成果也不少，以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不断咀嚼，不断重复。          历史学永远是现在（怀抱着未来追求的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这不是什么人的特别发明，而说的是一个事实，自有史学以来就存在的事实。所谓孔子“春秋”笔法，一字褒贬，不也是史实的“灵魂”在与“过去”对话？史家首先关心的应该是“历史事实”，这是他工作的对象，他的独特资源；接着，他必然要思考这些“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并诉诸阅读对象，发挥社会功能，这是他工作的目的，体现其价值之所在——他绝不会或者绝不甘心把自己降格为实录文书的“史官”。这些在史家群体里应该是不需共识的共识。          在20世纪，恐怕史学家中很少有人认为中国社会不需要“变革”。胡适在总结傅斯年一生思想演化轨迹时，便说“从他《新潮》时代以来三十多年中，只有一句话，就是希望国家近代化。反过来说，就是反中世纪主义”（《傅孟真先生的思想》）。问题是变什么，怎么变？正是由于对现实变革所持的观念和所取的路径不同，由此而返观过去的中国历史，通过跟过去的重新对话，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就必歧异多姿。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把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实证派说得过于简单。其实他们自己何尝没有主观意识的渗入，最多只是比别人淡薄些、警惕些（即他们所说的“客观”些）就是了。          或许更关键的，还不完全在自己主观的“价值取向”，因为一个真正的史家都有起码的职业道德，不以自己的所好去“作伪历史”（可惜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容后再议）。从史学本身来说，最关键的是用什么样的参照系统，来帮助我们透过史实、串联史实，达到分析、认识中国历史整体特征的目的。纯粹的事实归纳，最多只能描述过程，比《纪事本末》、《十通》做得更细密些，在西方也仍属于“传统史学”。何况当时的中国，对“意义”的关心何等强烈：历史发展到今日的中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等等都是悬念。没有比较的参照系统，就无所谓中国历史的特质、特点，也无所谓用废取舍、变革保守，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傅斯年当初关注的“科学工具”有狭隘的弱点，当时和后来的史家都必然要超越他的“新工具”论。历史，人类的历史，不可能象分析一块石头、一种地层那样明白干脆。“社会”，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群“集合方式”，这是中国旧史学中从不曾有过的概念，到了新史学手里，变成了必须首先面对的大问题。人类学，狭义的体质人类学，只解决中国人种本土产生，还是西来；而广义的人类学，就转化为文化学、社会学——这时候，人文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就不可回避。这时候，新史学所要采取的“工具”，就必须从语言学、考古学扩展开去，更多地仰赖于越趋分化的人文社会多学科（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等等）的帮助。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必须依靠外国历史的比较座标——那时主要是西欧北美的历史。顺便说一下，傅斯年自己也意识到了遗漏“社会”一项研究目标的不妥，他在《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一文提出后人应做的几项工作，第三即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正待发明”（参《傅斯年印象》赵天仪文）。          新史学与“西学东渐”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更是热点。问题是待到我们的史学接纳西学的人文社会学科资源的时候，“西学”已经分化为对峙的两支。这就使百年的史学在借鉴“西学”以透析中国历史时，产生了严重的路向分化。          针对当时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企求现代化的历史走向，在新史学里，以批判的态度重新估量历史，应该说是主流、大趋势。批判过头，才会有另一种声音出来，但也不能说他们就没有批判性的思维。但批判的主要资源似有两大类别：          一种是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参照座标，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欧美思想观念和方法论切入批判，重新界定中国历史的特质。这在新史学创建的前期，曾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趋向。例如中国社会历史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社会，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高度集权，专制主义，国家利益至上，没有独立的个人价值；有国家而没有社会，没有中间阶层（晚近又增加了“公共空间”的概念），没有公民意识或公民权利；是“人治”社会，人情大于法，不重法治；以农为本，主静、主和谐，发展比较滞迟；重实用，不重形式逻辑，不关心抽象思维，以及轻视工商和科技等等。这些见解也常见于社会文化各界的议论和通论（如胡适、陈独秀、梁漱溟、冯友兰等），并非完全出于史学家。但无疑它们都是基于中国史实，通过中西比较而得出的中国历史特质的认识。中西历史意韵的不同，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要数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说的：“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转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          另一种是“以俄为师”，以社会主义的“苏式”思想观念和方法论切入批判的。以社会主义为路向的，批判的领域就更为开阔：业已存在过的社会，无论东西方、传统的或现代的社会，都必须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均属于批判的对象。因此，这一路向的历史学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五种社会形态“普遍规律”情有独钟，不自主地放弃对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的深入思考，精力专注于“社会性质”、“阶级定性”、“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等共性概念层面上，对本国历史文化自身缺乏深沉考察和开拓深挖，而与政治的过度关联又或多或少影响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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