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特性 ——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四 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元朝
对于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元朝历史地位的评价，是一个在史学界已经谈论很多的话题。总体来看，似乎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不专治蒙元史、主要研究其他朝代历史的学者，从经济破坏和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的方面出发，对元朝倾向于否定。〔32〕 而蒙元史专家则较多地强调元朝的积极因素，反对“特别夸大元朝的黑暗面” ，“说元朝一团漆黑，什么都糟得很”。〔33〕 这方面的讨论也许还会持续下去，大概不太可能、也不一定有必要得出完全一致的看法。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积极、消极两方面因素都很突出的朝代。元朝的大统一和民族融合，对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史有着深远的积极作用；元朝开放的文化政策和活跃的中外关系，也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但元朝统治所带来的经济破坏、落后生产关系注入、民族压迫与歧视等等消极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正、反两面内容体现在不同领域，很难比较孰轻孰重。 其实我们不妨采用另外一个思考角度来认识元朝，那就是元朝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问题。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南进浪潮，分别发生在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元时期。这两次浪潮卷入民族多、冲击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一定程度上都对汉族社会发展的本来趋势有所改变。对于第一次浪潮冲击的结果，田余庆先生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34〕 本系学长阎步克教授则形象地称北朝政治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出口”〔35〕 。实际上，上述看法对解释宋辽金元时期的历史线索也是适用的。从“改变原来趋势”的角度出发，对于这两次冲击应当如何评价呢？目前对第一次冲击的看法比较一致，由于此后隋唐盛世的到来，大家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北族南下为中国历史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和新鲜血液，应予肯定。如采取同样的逆向考察方式来看第二次冲击，评价恐怕就会有所不同。因为金元之前的宋代以物质、精神文明的显著成就闻名，而其后的明清两代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高度发达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统治。周良霄先生在他的《元代史》一书序言中就此有一段精辟论述： “毫无疑问，元朝统一全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它主要的问题还不仅是一般大家都经常提及的战争破坏与民族压迫政策，因为战争的破坏毕竟只是在一些地区（如北方地区），民族压迫政策充其量也只是元朝的近百年统治期内起消极作用的因素。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由蒙古统治者所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譬如说，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等等。……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至于经济的发展，从两宋到明末形成明显的马鞍形，这是不言而喻的。” 周先生这段话告诉我们：要想对元朝历史作出比较实际和准确的评价，就应当将它放在更广泛的历史阶段中，特别是宋、明之间进行考察。由宋到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领域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要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赖于专家学者的大量深入研究。由于宋、明历史史料浩繁，问题头绪复杂，夹在中间的又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性最突出的元朝，因此这一跨时段考察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这方面的工作肯定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同样作为专制官僚制王朝，宋、明两代的政治气氛即有很大区别，宋代主宽而明代尚严。宋代是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期，颇有“开明专制”色彩，对政治领域中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的抑制也比较成功，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36〕； 而明代的皇权及其附属物——宦官权势恶性膨胀，“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37〕 。这一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吗？还是完全由偶然因素所决定？恐怕都不是，其中应当有元朝的影响。在“家产制国家”色彩浓重的大蒙古国，由父家长权力发展而来的汗权至高无上。出使蒙古的欧洲传教士加宾尼说：“鞑靼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不管他们想得到多少，他们都取自于他们臣民的财产；不但如此，甚至对于他们臣民的人身，他们也在各方面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38〕 这种观念一直保持到元王朝。周良霄先生通过若干问题的考察指出：“元朝的专制皇权已远较前代少所约束”，朝廷重臣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所有这些，都导致皇帝的尊严愈增，专制主义皇权也进一步膨胀，这对于明初极端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成形无疑有它的影响”。〔39〕 的确，从元朝历史来看，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明代很多皇帝恣意妄为、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应当来自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40〕 由于明初讳言对元制的继承关系，朱元璋又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创制立法”，元朝对明朝的很多影响、或者说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到今天已经不易察觉。但毫无疑问，这种影响是广泛存在的，可能其作用力还相当深远。明末思想家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41〕 黄氏身处国破家亡之际，痛定思痛，其历史反思不免言之过甚，但他的话对我们认识元朝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是有参考价值的。元朝的特性，也至少有一部分应当从这方面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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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第二卷，第70页。 〔2〕 K.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ociety,Liao (907-1125) (Phil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 pp.1-32 . 此导言 已有汉译文，收入《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3〕 萧启庆：《近四十年来大陆元史研究的回顾》，收入作者《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 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4〕《魏书》卷2，《太祖纪》。 〔5〕《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二月。 〔6〕 金朝人梁襄在比较辽、金两代国家本位时说：“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 之临潢（按指辽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可 为佐证。见《金史》卷96，《梁襄传》。 〔7〕 《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8〕 《元史》卷58，《地理志一》。 〔9〕 袁桷：《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25。 〔10〕 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按此语出自许衡一篇散佚奏疏的残文， 《鲁斋遗书》将其附入《时务五事》第五篇“慎微”条下。但如细玩文义，此疏当上于中统 初年，与至元三年所上《时务五事》并非一时所写。《元文类》卷十三收录《时务五事》， 即无此段文字。乾隆五十五年刊十二卷本《许文正公遗书》卷7则将此文附在至元十七 年所上《更历疏》之后，更误。 〔11〕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66），上册，第205-214页。 〔12〕 参阅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一期（1987.12）；护雅夫：《突厥的国家构造》，收 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 〔13〕 在十二、三世纪之交漠北诸多部族中，仅有斡亦剌的蒙古化较为曲折。它直到元朝灭亡 后仍保持较强的独立性，称为瓦剌，长期与蒙古本部争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在蒙元统 治的相当长时间里尚属“林木中百姓”，生活环境偏僻，与蒙古腹地联系较弱；另一方 面则是由于其首领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在编组千户时得到照顾，原有部族组织保存较 为完整。尽管如此，它在明清之际仍以漠西蒙古之名见载，最终还是没有摆脱蒙古化的 归宿。 〔14〕 护雅夫前揭文；姚大力：《塞北游牧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收入张树栋等主编《古代 文明的起源和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5〕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80），上册，第22-24页。 〔16〕 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参阅Max Weber,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Oxford univ. press, 1947）,pp341-357. 〔17〕 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汉译本，1983），第362-384页。 〔18〕 《元史》卷124，《忙哥撒儿传》。 〔19〕 《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20〕 权衡：《庚申外史》卷下。 〔21〕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8 ，《左丞许文正公》引耶律有尚《考岁略》。 〔22〕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诸帝多不习汉文”条。 〔23〕 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24〕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上册，第29页。 〔25〕 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
第137-139页。 〔26〕 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六期（1982.12） 〔27〕 《元史》卷143，《自当传》。 〔28〕 《元史》卷26，《仁宗纪三》。 〔29〕 《元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治典·三公》；《明史》卷72，《职官志一》。 〔30〕 吕思勉说：“从来北族之强盛，虽由其种人之悍鸷，亦必接近汉族，渐染其文化，乃能 致之。过于朴僿,虽悍鸷，亦不能振起也。”此说可能适用于中国古代大部分北方民族， 但蒙古似乎是例外。见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第73页。 〔31〕 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 〔32〕 傅筑夫：《中国历史上几次巨大的经济波动》，收入作者《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 店，1980）上册；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收入作者《求实 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3〕 韩儒林：《〈元史纲要〉结语》，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 1982）。此文后来作为“前言”载入《元朝史》上册。 〔34〕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60页。 〔35〕 阎步克：《魏晋南北朝官僚政治和制度·写作草纲》（打印稿）。 〔36〕 文彦博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 〔37〕 邓之诚语，见其《中华二千年史》（中华书局，1983），卷五上，第12页。 〔38〕 道森 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汉译本，1983），第26-28页。 〔39〕 周良霄等：《元代史》，第470-471页。何兹全先生从人民对国家人身隶属关系强化的 方面进行分析，也得出结论说：“明清的专制主义，是从元朝继承来的，不是从秦汉继 承来的”。见其《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一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 年第5期。 〔40〕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明初专制集权的强化是打着“惩元之弊”的旗号进行的。但这与我 们上面的分析并不矛盾。明初人屡称“宋元宽纵”，实则宋元宽纵的表象相同而实质有 异。宋朝的宽纵可以说是宋初制定的既定国策，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思想在具体政 策上的表现。而元朝的宽纵主要表现出它作为“征服王朝”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法制上 的不健全，并非对臣下刻意宽容。与此相联系，我们还看到尽管元朝皇帝（或蒙古大汗） 享有无上的专制权威，但其时的君臣关系并不 《元朝的特性 ——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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