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儒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

一．知识与权力

    知识能带来权力。知识分子常常迷恋权力。正所谓”学而优则仕”。虽然少数知识分子，例如”为艺术而艺术”的拥护者与政治毫无牵涉，对他们来说，政界就像一场恶梦，但事实上，纯粹的为”理念”而生的知识分子并不多。原因仅在于，我们的知识，或多或少与政治相关，并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势欲⑴。掌权的知识分子总在少数，而且只有极个别的知识分子掌握过权力，并且没有失去知识分子的品格，如美国的开国诸父们⑵。

    权力和知识的关系通常均被证明是不稳定的。知识分子对普遍的抽象价值的关注与社会的常规制度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知识分子往往对决策者埋头于日复一日的妥协和调和的实际事务不屑一顾，而掌权者则担心知识分子的不切实际和缺乏责任感。掌权者和知识分子之间一向是相互不理解和不切实际的。短暂的蜜月的确有过，但牢固的联盟从未建立起来。一般而言，知识分子涉入政治领域，常常以灾难告终⑶。

    根据知识和权力的远近，可以将知识分子分成七个类型：掌权的知识分子；内部穿孔的知识分子；帮助权力合法化的知识分子；批判权力的知识分子；向国外求助的知识分子；不关心权力的知识分子；破坏权力的知识分子。

    掌权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和政治常规化的时期，国家事务常常对知识分子争取政治优势的努力进行抵制，但革命时期却可能为他们提供获取权力的机会。在正常时期，个别知识分子偶尔也可能被吸收到权力机关，但只有在革命年代，知识分子集团才能处在打败国家的位置上。在革命者活跃和上升的短暂时期，似乎一切都可能发生。人们热切的想扭转和改变世界，此时知识分子就可以成功的夺取权力，但是，当随后常规工作的迫切要求使没有才智但有必要实际技能的政治实干家出现时，他们的权力就保不住了。

    内部穿孔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群极富处世智慧的人群，当革命的时机似乎还不明显，而知识分子感到必须让社会的运行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自己掌握权力的企图转向劝告掌权者促其改变的任务上来。于是他们努力成为掌权者的精神指导、良心主管或谋士。直接实现自己的蓝图遭到破灭之后，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念头：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然而遵照日常政治要求的压力，几乎总会导致知识分子的厌倦，消除这种厌倦的办法，或是从没有依附性的知识分子主动变为依附的官员，或者以多少戏剧性的方式离开权力。当知识分子放弃自主权，接受了决策者对研究施加的限制时，当独立的权力基础不复存在时，知识分子就成为专家。当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只能按形势要求解决政策制定者的问题时，他的角色就逐渐与一个具备专门技能但必须执行政策制订者任何指示的公务员没有多大区别了。

    帮助权力合法性的知识分子，在旧学说似乎不足以支撑权力大厦的历史环境中，知识分子可以形成新的合法学说，或者可以创造完全不同的合法学说以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新政权要求意识形态为其夺取权力提供合法性，承担这项任务的知识分子最初都不了解新政权，自以为踏上了更大自由、解放和正义的大道。他们只有做完了自己的工作才会发现，他们和他们最初提供的自由意识形态被一同抛弃了，政策制订者和知识分子的不稳定关系又一次明显起来。甚至那些欢迎新的统治体制并且提供象征性辩护的知识分子，也很容易--倘若他们不愿成为无批判精神的宣传家--品尝着苦涩的幻灭结束其使命。

    批判权力的知识分子无需经历幻灭以后才相信权力和知识间有着长期不和谐的关系。他们一开始就把自己看作是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那些掌权者厮杀。一般来说，只要时局正常，他们和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没什么两样，只有当时的政治事件引起的问题超出了单调的政治，揭示出更重大的超越性事业时，这些知识分子才会积极参与其中。

    向国外求助的知识分子，他们严厉批判自己的文化，同它格格不入；他们对自己社会的掌权者采取批判立场的同时，倾向于把自己的忠诚转向国外舞台。实际上变成了另一些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权力结构的合法化制造者，并破坏着自己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对自己社会不怀敬意的知识分子，却能为其他社会编制巨大的神话。在国内清楚发现的缺点，到了国外却被忽略。

    这七种根据权力的远近而划分的知识分子类型，事实上存在着因社会变迁、时局动荡而发生位移的可能。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形成期--战国、秦、汉，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法家知识分子如何从掌握权力走向内部穿孔，而儒家又如何从内部穿孔走到掌握权力的历程。⑷

    二．内部穿孔--汉儒知识分子掌握权力的历史考察

    （一）法家的弊端

    秦王朝是历史的幸运儿，好像今日的美国，特殊的文化、政治、地域以及开国者人格、思想的先进，铸就了霸主的地位。秦统一中国的原因很复杂，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偶然因素，这在宿命论者看来是天意，就是自秦孝公以来，六世君王都能秉承法家思想，不断励精图治，扩大疆土，在嫡长子继承制的条件下，能出六代有为的君主，不间断的富国强兵，实在是一种奇迹。换言之，拿我们后世的所谓总结式的历史研究方式来讲，法家思想在秦国如日中天，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先进性。这个时候的法家，与其说是权力拥有者的工具，倒不如承认法家思想首先统领了秦国君臣的思想。

    秦朝二世而亡，所谓的正统史学家归咎于”暴政”二字，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秦亡的原因，但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浅尝辄止，没有把一个王朝的兴衰看到骨髓里去。

    1，战争体制

    法家思想源于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代，法家强调中央集权，在四邻皆敌的环境下，强调战时体制，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为我所用。由于比较注重从眼前的现实政治出发，因此崇尚权力，主张专制。但是在统一和国家趋向和平的时候，战争的创伤不能不平复，就像一个人在危机时刻拼足了力气，危机过后就没有力气一样，国家需要的是休养生息。然而缺乏统治经验的秦始皇，继续在天下统一的时候劳民伤财，征战四方。他坐稳中国，伸出两个拳头向南北方向打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南方是发兵攻打南越，守五岭，据徐广注是五十万人，同时发役夫在湘江上游筑石堤，人工开凿渠道来运送粮草，役夫人数也不在少数，还未算进建筑宫殿陵墓的劳力，南征结束以后，南方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并且有相当规模的移民；北方，派蒙恬发三十万军队击胡，同时修筑长城，人数也不低于三十万人。

    法家理论是在战时中央集权体制下，一部分国家不断发生兼并战争中产生的。所以它具备两个特点：

    一 ，适应国家疆域不断扩大的需要，逐渐产生和发展了适应封建中央集权制的集权理论；

    二，带着强烈的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战争需要的强力色彩，即战时体制。

    由于秦始皇自继位以后就连年征战，扫平六国，平定天下的宏图大志已经实现，缺乏统治经验的秦始皇自以为这种战争体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没有将中央集权制度和战时体制厘分开来，结果国力消耗，民不聊生。

    2，苛酷秦法

    秦国法律来自魏国魏文侯时期魏相李悝编著的《法经》，被商鞅仕秦变法时带入秦国。《法经》今已不存，据《晋书·刑法志》的介绍，著名法家人物李悝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把战国初年各国所通行的法律搜集起来，加以排比、分类、整理，编成一本具有完整系统的法律大全，就是《法经》。内容共分六个部分，即六章。一、二章是《盗》、《贼》，古代法律术语中，”盗”与”贼”是有区别的，”盗”为窃取他人财物，”贼”为伤残他人身体，所以要分章讨论。三、四章是《网》、《捕》，”网”指对付盗、贼的组织系统，包括刑狱制度、户口制度等；”捕”则指具体缉捕盗贼的方法。第五章《杂律》，包括赌博、偷越城墙、借贷不廉（高利贷）、官吏生活超过制度允许范围等。第六章《具律》，则是判刑的种类以及轻刑、重刑的原则，包括一些具体的案例。这本《法经》对中国的统一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打下了一个法律基础，其历史作用显而易见。

    然而，《法经》总结的是各国战时体制之下要求过度集中专制的统治阶级思想，而不是和平时期有利于长治久安的统治阶级思想。这样，《法经》就必然产生两大弊端，其一，它主要针对盗贼而不是针对官吏的，它在约束官吏方面只占极少份量，这就说明，它对政治措施不当和官吏腐败导致盗贼孳生的这一规律认识不足。其二，由于集中各国刑罚，就集中了各国的严刑峻法。而这两大弊端正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3，耕战入仕

    战国时代，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耕战”作为进入官吏队伍的唯一道路，完全排斥了教育、培训、教化的因素，思想、道德、文化等官员必备的素质被挤在一个十分微弱的地位上。这在战争时期，固然可以收到集中物力人力财力的速效，但时间一久，官员素质急剧下降，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其实，自春秋以降，各派私学兴起，庶民上层可以进入官吏队伍，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因各种原因也会失去地位，这就给新形成的士人阶层一个机会，成为特殊的政治力量。士人阶层既包括统治阶级下层，又包括庶民上层，既是官僚下层，又是官僚后备军。这一新形成的士人阶层，既有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考虑利益的趋向，又有站在庶民立场为庶民代言人的趋向。”处士横议”，士人有议政之权，几乎已经是一种职业习惯，各国国君都认可了。这就形成一种社会监督力量，对于防止官吏腐败，是一剂特殊的清洗剂。今天我们看《孟子》、《墨子》，甚至道家著作，里面对政治的批评，随处可见，就是明证！但是，自从法家商鞅一派，以耕战作为唯一的晋身之阶，士人阶层的队伍和职能，都不断破坏和缩小。这就从两个方面使社会失衡，官吏缺少监督力量，民众少了榜样和代言人，时间一长，势必造成官吏腐败，民众道德水准下降，官民对立尖锐的后果，最后则是天下大乱。中国封建社会实行法家时间一长，这种弊政就非常明显，包括汉武帝后期对匈奴的长期征战把全国拖入战时体制，同样也出现了官吏腐败，素质下降和社会风俗败坏的局面！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承担不起政府所要求的义务，不能忍受残酷的社会控制，缺乏统治官员的上下流动和表达民意的渠道时，它离灭亡还会远吗？可见，秦王朝的灭亡，法家思想是始作俑者，法家使天下分崩离析”定于一”⑸，然而它赤裸裸的统治理念和方式没有遮羞布，终于在历史的演进中败下阵来，成了一个隐藏在中国政治舞台后面数千年的”导演”。

    （二）儒家的登场

    儒家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权力的热衷，这从他们教授”《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可以看出，和周代官吏教育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比较，去除了习武的内容，增加了当代史教育，以自觉加强自我修养为核心，形成一整套文官制度的教学内容。老夫子授学三千，带徒七十二人，声势可谓浩大，他周游列国，各国君主赞其论而不用其人，伤透了儒家门徒的心，那时候，正是战国纷争时代，儒家的一套，根本不适合战时体制。于是，儒学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未来学”，”向隅而泣”不被人理睬。

    历史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帮助儒家权力穿孔的，是文才武略都不如秦始皇嬴政的汉高祖刘邦。历史记载：亭长出生，担任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刘邦，”好酒及色”，性情豁达大度，善于结交人，属于那种见面熟的人物。他来自平民，懂得民生的艰难，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从善如流的刘邦善于审时度势，拥护谁，反对谁，拿的很准。招降纳顺，赏善惩恶的一套也做得出色。张良是没落贵族的后裔，陈平是游士，大将樊哙是个屠夫，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个卖布贩子，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渔民，彭越是强盗，这些人无论出身如何，地位怎样，刘邦都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至于韩信，一生最怕者，恐怕就是刘邦，刘邦两夺军符，两次囚禁韩信，都像老鹰捉小鸡，轻轻松松。这些天生的和后天磨练的政治家素质，使刘邦成为一个开明的帝王。

    1，叔孙通干仕

    秦亡汉兴，民生凋敝，百废待举。儒家开始干仕。首先是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秦朝时叔孙通已经是待诏博士。当陈胜农民起义军起，秦二世召博士咨询将如何处理，众博士都说陈胜将反或者为盗，必须发兵征讨，胡亥不高兴，于是叔孙通说，几个”群盗鼠窃狗盗” ⑹而已，地方官吏就可以捕捉了。议论的结果，讳病忌医的秦二世胡亥下令将那些主张出兵征讨的博士全部拿下，奖励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 ⑹。出来以后，一些人纷纷责备叔孙通”谀”，叔孙通则回答说刚刚脱离虎口，于是连夜逃亡，先投怀王，再投项王，最后降汉。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的评价他是一个没有气节的人，在战乱时代，知识分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存在和某个政治军事集团的依附关系，所以叔孙通最后降汉，实在是敏锐观察到天下大势的明智之举。

    刘邦文化不高，看不惯儒生的装束。于是叔孙通改穿楚地的短服，在那些顽固的儒生中，有一个能采取这样的姿态，自然博得了刘邦的赏识。据《史记》记载，叔孙通降汉时跟随的儒生有一百多位，可见叔孙通在当时的儒家学者中颇有声望和势力，这种情况下曲节投靠，没有非常之谋是难以做到的。

    但非常奇怪的是，叔孙通向刘邦举荐的人都是一些原来当过强盗、壮士的人，儒家弟子一个也不举荐。于是儒生埋怨叔孙通不举荐他们。叔孙通解释说：汉王正在冒矢石打天下，你们不会打仗，所以先举荐斩将擎旗的勇士，你们要耐心等待，到一定的时间会推荐你们。叔孙通的这席话，并非信口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