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日常生活研究之一
三、韩愈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况
这里依然主要指衣食住行，并按此顺序进行探讨。 韩愈胖而少髯，三十五岁左右已是"左车第二牙无故动摇脱去。目视昏花，寻常间便不分人颜色。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51]。他不大注重修饰，也不似白居易那样在诗文中对服章有大量的描写。从他留下的诗文，我们只知道当时一个官员大概会有三类衣服。一种是朝服，用於重要场合例如元日冬至朔望朝会等。唐後期的上朝用朝服曾经非常混乱，但在贞元元和间有过一些整顿。贞元七年（７９１年），"上问冠冕於宰臣。时董晋对曰：古之人服冠冕者， 动有佩玉之响"[52]。元和十二年（８１７年），"太子少师郑余庆奏：内外官服朝服、入祭服者，其中五品多有疑误……自今已後，其职事官是五品者，虽带六品已下散官，即有剑、佩、绶"[53]。所以我们在韩愈《南内朝贺归呈同官》诗中看到他是"珮玉冠簪犀"[54]，在《朝归》诗中看到他是"峨峨进贤冠，耿耿水苍珮"[55]。据《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进贤冠……太子詹事府、三寺……等流内九品以上服之"，"诸珮……二品以下五品以上，佩水苍玉"。韩愈时为太子右庶子，正四品下，故所言符合朝服制度。除朝服外，当时官员还有章服，即常服加鱼袋，在一般公事时穿服。韩愈元和十一年（８１６年）为中书舍人。唐制，散官五品以上给绯服、三品以上给紫服。韩愈所任中书舍人虽是正五品上，但其散官则为正六品的朝议郎，不当穿绯服。要想穿绯服，只有靠恩赐。我们看到，韩愈正是享受?quot;赐服绯鱼"[56]的待遇。待到他为裴度的行军司马，官拜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职官散官虽均不到三品，但因唐後期极宠行军司马，故亦得到"赐金紫"[57]的待遇。到他因谏佛骨被贬潮州，金紫的章服也被剥夺，直至重被任命为国子祭酒，才"又获位於朝，复其章绶"即又得到了"赐紫金鱼袋"的恩赐[58]。韩愈能穿紫服垂金鱼袋，心中自然高兴。他在《示儿》诗中说他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59]。"不知官高卑"显然不是真的不知，因为"玉带悬金鱼"只能是三品以上的高官。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韩愈心中的得意。朝服、章服之外，自然还有平时穿的一般衣服。韩愈晚年自称"闲人"，常住在郊外，所穿衣服是"白布长衫紫领巾"[60]。"长衫"是唐代男子最常穿的外衣，多为圆领，夹的绵的称"袍"、单的称"衫"。"领巾"就是幞头，也是当时男子头上常戴的。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颜色。一般而言，"白布"应是庶人穿着的颜色和服料，而幞头应是黑色的。但是韩愈系了顶紫色幞头穿了件白色长衫，可见唐代官员家居或出游总之在非公事时，穿着比较随便。关於衣生活还要注意二点。第一，韩愈生活贫困时，穿衣自然也比较困难。比如在任国子博士分司东都时，儿?quot;?脚冻两骭"[61]；三任国子博士时，"冬暖而儿号寒"[62]。第二，虽然韩愈十分重视华夷之辨，但从他留下的诗文却看不到像白居易和元稹那样对"胡服"的评论和对"时世妆"的意见。原因何在？我以为或许"胡服"在当时实际上已经不成其为问题，而"时世妆"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流行。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即韩愈与元、白的生活旨趣不甚相同，注意点自然也就不相同了。 饮食方面韩愈没有什么禁忌，这在前文已经提及。从留下的诗文看，他在主食方面似乎吃米饭多吃面食少；在副食方面则吃蔬菜比较多，例如有莴芹、菱芡、笋、木耳等，鱼也吃得比较多；水果则有橙、栗、梨、樱桃。到四十五岁前後，他只剩十几个牙，於是只能吃软食，即"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63]。他的贤妻怕他看见硬东西吃不了，心生怅惘，甚至"盘中不飣栗与梨"[64]，干脆不让他看见硬东西，可谓关怀备至了。元和十四年（８１９年）韩愈被贬潮州，能不能吃南方的各种菜肴对他就成了一种考验。在潮州，韩愈写了二首诗来谈南方的饮食，其中一首是《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另一首是《答柳柳州食虾蟆》[65]。诗中写他浇上盐醋，拌以椒橙，来吃鲎、蚝、蒲鱼、虾蟆、章举等的情形，并说他最终也不敢吃蛇。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韩愈作为一个正统儒家，一方面坚守着华夷之辨的立场，同时作为一个治民的长官，又在努力适应当地的风俗。他说："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韩愈对边地人民采一种强烈的鄙视观点，这在现在来看自然是应该批判的，但韩愈描绘的当时的南方饮食，倒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贵的饮食史资料。 韩愈又喜欢喝酒，从少年时就喜欢喝。 在诗中不断吟唱"破除万事无过酒"[66]，"断送一生惟有酒"[67]。特别是愁苦时，喝的更多，常常"遇酒即酩酊，君知我为谁"[68]。韩愈喝的酒，留下名字的有"抛青春"和"绮罗春"。据《唐国史补》卷下，唐开元长庆间名酒以"春"为名者甚多，如有"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如此看来，韩愈喝的也是当时的名酒了。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韩愈留下的诗文中几乎没有关於喝茶的词句。虽然喝茶当时已在北方地区普及，但韩愈显然不喝茶。由此可以提醒我们去研究，到底"喝茶"在文人型官员中普及的程度如何。 食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参加宴会。这是当时文人型官员的重要生活内容。宴会，自唐初就有，但到贞元以後，发展为极盛，《唐国史补》卷下就?quot;长安风俗，自贞元侈於游宴"。生活在这一时代的韩愈自然也受这风俗的影响。大致说来，韩愈参加的宴会可分为以下几种：一种是送人宴会。或者是上司送人，要求下属必须参加；或者是朋友相送，依依惜别。前者如汴州节度使董晋送监军俱文珍赴京师，"陇西公（指董晋）饮饯於青门之外……命其属咸作诗以铺绎之"[69]。韩愈当时为汴州观察推官，是董晋下属，自然被要求参加了这次宴会。朋友相送例如处士石洪赴河阳幕府，"告行於常所来往。晨则毕至，张（筵於）上东门外"[70]。韩愈作为石洪"常所来往"的朋友，参加了这个送别宴会，并为众朋友的诗歌作了序。这种送人宴会在宴会中所占比例甚大，并且其特点是必饮酒必作诗。於是，出游的发达和诗歌的发达就汇合在了宴会的发达中。宴会的第二类是朋友相聚。参加这种宴会是韩愈最愉快的。他曾写有《醉赠张秘书》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参加宴会的喜悦。诗中说?quot;人皆劝我酒，我若耳不闻。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劝君。为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诗成使之写，亦足张吾军。所以欲得酒，为文俟其醺。酒味既泠冽，酒气又氛氲。性情渐浩浩，谐笑方云云。此诚得酒意，余外徒缤纷"[71]。性情相投又擅诗歌的朋友聚在一
起，边饮酒边作诗。诗借酒力，酒助诗成，何等畅快！韩愈接着嘲笑了那些不懂诗文的富贵子弟们的宴会，说："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72]。这种"罗膻荤"的宴饮这种"醉红裙"的生活方式一向为韩愈所不屑。这是韩愈文人性格的典型反映。第三种类型的宴会是官府组织的宴会，包括赐宴、会食等。贞元年间，猜疑心甚重的唐德宗一方面不许臣下私自交往，另方面又三番五次地下诏赐宴，企图以恩从己出的形式笼络和控制群臣[73]，从而造成了贞元年间官员宴会最盛的局面。贞元四年（７８８年）九月，德宗下诏说?quot;今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正月晦日"到贞元五年（７８９年）改为"二月一日"，名"中和节"－－笔者注）、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74]，并赐钱１００至５００贯。这种宴会一开始是百僚集中在一处，到贞元九年（７９３年）"宰相以三节赐宴，府县有供帐之弊，请以宴钱分给，各令诸司选胜宴会，从之"。於是中和节那天"宰相宴於曲江亭，诸司随便。自是分宴焉"[75]。"分宴"就是各部门自己组织宴会。贞元十八年（８０２年）韩愈为四门博士，三月三日那天，国子司业武少仪就"总太学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撙俎既陈，肴羞惟时。盏斝序行，献酬有容。歌风雅之古辞，斥夷狄之新声"[76]，组织了一次本部门的"三节日"宴。这种宴会的社会性比较强，其目的是密切上下级关系，"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77]。另一种在官府日常进行的宴会是"会食"，实即工作餐。当时的会食，宰相在政事堂，诸司、州府在公堂或食堂，也有许多应该遵循的礼仪[78]。李翱作《韩公行状》，讲了韩愈会食时的这样一段逸事："（韩愈）入迁国子祭酒，有直讲能说礼而陋於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指韩愈）命吏曰：召直讲来，与祭酒共食。 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79]。这里我们看到韩愈对"豪家子"的鄙视，由此也可知，一个部门的长官可能平时不与众下属一起会食，而是单独吃小灶。宴会的第四种类型是节日宴会。前述"三节日"的宴会其实也属节日宴会，但那是由官府出钱属公事范畴，这里所说的节日宴会则主要指亲朋好友在节日的聚宴。比如"人日"饮宴，"盘蔬冬春杂，樽酒清浊共"[80]，主要吃蔬菜和饮酒。同时还要行令，饮完酒还要登高，可谓其乐融融。最後一种类型的宴会是家庭宴会。这主要指除节日外，家庭成员或亲戚因某种事情而欢聚的一种宴会。比如韩愈的侄子要回宣城，"念汝欲别我，解装具盘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牵。冬夜岂不长，达旦灯烛然。座中悉亲故，谁肯舍汝?quot;[81]。连宴饮带闲聊，通宵达旦，诗句中洋溢着长辈对晚辈的关怀与牵挂。总之，从以上种种类型的宴会可知，宴会在当时人的食生活进而在全部生活中都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所以韩愈甚至在诗中把"燕席谢不诣"[82]即不能去参加宴会当做人老了的一个标志。由此也可见宴会在韩愈心目中是相当重要的。 住生活方面的资料最少。我们只知道韩愈在京师求官和作国子博士的十余年间，以及在东都做官的几年间，基本上都是租房子住的。他在二十六岁考博学宏词时写有《上考功崔虞部书》，书中提到自?quot;今所病者，在於穷约。无僦屋赁仆之资"[83]；三十九岁为国子博士分司东都时，与伊阳县尉崔某"赁屋得连墙"[84]，住邻居。在大城市里租房子住，到贞元长庆年间已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一则是由於举子、选人、官员、客商等，流动频繁，再则是由於租房便宜而买房贵。当时不仅一般低级官吏买不起房，甚至像水部员外郎[85]、工部尚书[86]那样的官员也买不起，都是租房住。据《太平广记》卷二四三，贞元长庆间的窦?买了一个小宅，且是凶宅，还花了２１０贯钱。唐德宗贞元四年（７８８年）制度，"太学、广文、四门博士"的俸钱是"各二十五贯文"[87]。作为国子博士的韩愈，以２５贯俸钱的收入水平又要养活一大家人口，无法买房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除在京、都二处外，韩愈在汴州、徐州做从事，以及在阳山为县令、在江陵为参军，大约都住在当地提供的公馆或官舍中。对此我们还拿不出直接的证据，但从唐後期的墓志中，可以看到许多在外地做官的人就死在"公馆"或"官舍"里。比如宣州司功参军魏邈元和四年（８０９年）"终於宣州宣城县之公馆"[88]，道州长史尚弘简咸通三年（８６２年）"终於道州官舍"[89]。也许韩愈在外地做官，也都是住在当地官府提供的公馆或官舍中。 前面说过，韩愈在四十六岁迁为比部郎中後，生活有了明显改观。大约又过了几年，到四十九岁左右，他终於买了房，并为这套房子自豪。他在《示儿》一诗中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於。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覆。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南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90]。从诗中可知，在经过三十年的奋斗、已接近五十岁时，韩愈才在长安拥有了一套属於自己的宅院。这个宅院很大，有中堂。按"中堂"是唐代宅院中最重要的建筑[91]，韩愈的住宅也不例外。因此这一中堂是"高且新"，祭祖、宴宾客、行冠婚礼都在中堂举行。此外有东堂、北堂。东堂用途不详，北堂则似是厨房。卧室可能也在北堂。南边屋不多，可能是亲戚或仆人的住处。西边却没有房子，也许诗中"南亭"当为"西亭"？住宅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种有槐树和榆树。比起宰相如裴度之类来，"此屋岂为华"，但对韩愈而言，"於我自有余"[92]。韩愈就在这套位於长安靖安里的住宅里读书娱乐，接朋待友。即使被贬潮州，这套房子也依然保留着。韩愈最後就死在这套房子里。 除靖安里的住宅外，韩愈?quot;用余俸"[93]在城南购置了一套别墅，即诗文中多次提到的"城南庄"。按唐後期，官员只要经济上有能力，就多在城里置宅、在城南置庄。例如御史中丞崔宽"家富於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94]。韩愈的城南庄没有那么好，但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只知道总的说来韩愈对建造园林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虽然当时兴起了玩石之风，但韩愈显然没有雅兴也没有相应的财力去玩那些假山奇石。韩愈在城南置庄，主要是"但恐烦里闾，时有缓急投"[95]，好在城南别墅中散心。同时也想参加当地的"社"，和邻里一起消闲。所谓"愿为同社人，鸡豚燕春秋"[96]，所谓"麦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97]就都反映了这种心情。由此也可知"社"这一组织在唐代北方地区实际上相当普及，并且也在当时人的住生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韩愈出行时使用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这不仅在他得官以後是这样，在他得官前也是如此。得官前，为能四处奔波求官，拥有一个交通工具还是必须的，所谓"正当求禄求知之际，不可使徒行"[98]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当时马很贵，因此我们不知道韩愈的马是如何得到的，是亲友集资买的呢？还是有钱有势者送的？不管怎样，总之韩愈得官前有马骑。我们看到，他在考博学宏词时，因为贫穷，心情烦燥，常常"驱马出门，不知所之"[99]。待到再考宏词仍不得仕，十分失望时，甚至准备"货马，即求船东下"[100]，想卖马离开京师了。我们知道， 唐代进士一般以骑驴为多，因为驴比较便宜且从等级上也低於马。当年杜甫在京师就是骑了三十年的驴，与韩愈同时或稍後的牛僧孺、李贺也都是骑驴。从韩愈有马骑这一点看，他的生活水平可能还高过杜甫他们。得官以後，韩愈仍然骑马，不过由於经济状况没有根本好转，他的马恐怕不是什么好马，一到雨天，就是"泥水马弱， 不敢出"[101]了。後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马的档次恐怕也在不断上升， 到因写碑铭得?quot;马一匹并鞍衔"[102]後，韩愈拥有的马可能就不止一匹了。从留下的诗文看，韩愈在京师曾经骑马去上朝、骑马去行香、骑马去踏青、骑马去钓鱼；贬 《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日常生活研究之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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