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日常生活研究之一

官时也是骑着马上路，一曲"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103] 唱尽了舍家远行、前途未卜的惆怅；在江陵时因不喜法曹事务，整天骑马去游玩，常常是"平明出门暮归舍，酩酊马上知为谁"[104]。这里顺便还要指出， 当时官员无论出使还是朝京师，除特殊年老体病者外，一般不得乘坐舆、辇、担子等（即後世的轿子）。到文宗开成五年（８４０年），仍规定"朝官出使，自合驿马，不合更乘担子……如病，即任所在陈牒，仍申中书门下及御史台，其担夫自出钱?quot;[105]， 规定十分严格。官员出行乘轿子形成制度，是入宋以後的事了。  韩愈一生，有过几次大的远距离出行。一次是幼时随兄长南下韶州，然後去宣城，自宣城赴长安。第二次是自长安赴汴州，自汴州至徐州，自徐州回长安。第三次是由长安贬连州，由连州至江陵，由江陵回长安。第四次是由长安贬潮州，由潮州赴袁州，由袁州回长安。除去汴州一次外，其他都是行至岭南，可谓远矣。在这些出行中，或骑马或乘舟，或携家或独行，路途十分艰苦。比如从汴州逃出，"黄昏次汜水，欲过无舟航。号呼久乃至，夜济十里黄。中流上滩■，沙水不可详。惊波暗合沓，星宿争翻芒"[106]；贬连州时，"初从蓝田入，顾眄劳颈脰 。时天晦大雪，泪目苦蒙瞀。峻途拖长冰，直上若悬溜。褰衣布推马，颠蹶退且复"[107]，天冷路滑，且进且退，备尝艰辛。这种与选官、 贬官制度相联系的长距离出行，是当时官员行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当时另一项较多的长距离出行是"归葬"。当时习俗，无论死在何处，只要有条件，都一定要归葬原籍。拿韩愈来说，他就曾从嫂将兄之柩归葬河阳， 又准备把侄子韩老成改葬於"先人之兆"[108]。在韩愈留下的诗文中，有关归葬的事例甚多。比如郑儋， 其"三世皆未还荥阳?quot;，於是他"举五丧为三墓"，自凉州归葬荥阳[109]，路途很是遥远。 这种归葬受到了韩愈的称赞。另外要注意的是，归葬又是一种费用极高的出行，刺史如柳宗元，死後也是无力归葬的。  从出行与仕官、出行与归葬等的关系，韩愈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他所处时代与此前时代的不同。他在《送杨少尹序》中说："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於归"[110]，官做到哪儿，家就安在哪儿。 这与此前士族社会那种植根於地方家族的状况有了一些不同[111]。这是社会性质由贵族社会向官僚社会的转化， 是静止社会向流动社会的变易。韩愈又在《改葬服议》中说?quot;近代已来，事与古异。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还……及其反葬也，远者或至数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从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变服之例，而反为之重服欤？"[112]在《与李秘书论小功不税书》中说："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 或千里之外，家贫讣告不及时，则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鲜矣"[113]。 这就是说，韩愈认为"出行"即"或游或仕"、"男出仕女出嫁"等是"今"是"近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特色，它对传统礼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礼仪制度应该随着社会的这种变化而有所改变。韩愈把"出行"看作区别"近代"与"古代"的重要标志，可?quot;出行"对於当时人的重要，同时也可知韩愈确实是一个关注社会生活、关心社会变化的不泥古的文人型官员。  当时在行生活方面还有许多制度。择要而言，第一，贬官时一旦接到被贬的诏书，必须立即离京，一般不得超过第二天，家属则随之也必须离京。韩愈被贬阳山时，"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114]。贬潮州时自己先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死於商南层峰驿"[115]。女儿的病死曾深深地刺痛了韩愈的心灵。从文中还可知， 不仅贬官本人要走驿路、住在驿中，家属也住在驿里。韩愈诗文中有许多出使乘驿马、住驿中的记载，由此或可说明在贞元长庆年间，唐代馆驿制度还未遭到大的破坏。第二，唐代制度，公事出行每日走多少路，是有规定的。《唐六典》卷三《户部度支郎中》条规定："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天宝五载（７４６年）又规定"自今左降官，日驰十驿以上"[116]。唐代一驿是三十里，十驿就是三百里。 韩愈生活的贞元长庆间，公事出行是否符合这一规定呢？先看韩愈被贬潮州。查《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四，知潮州"西北至上都取虔州路五千六百二十五里"。韩愈?quot;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驰上道（据此也可知不得等到第二天－－笔者注）……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讫"[117]。此处的"今月"是三月， 则韩愈路上用了七十一天，平均每天走八十里弱，速度不是很快。不过，依韩愈自己说，潮州距长安是"路八千"[118]。若依此计算，则韩愈一天走一百多里。元和初， 韩愈从江陵回长安，走到"邓（州）之北境，凡五百余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119]，也是一天走一百余里。或者是否可以这样说，唐制，公事出行，骑马一天最低要走七十里，一般在一百里左右。至於天宝年间规定的贬官日行三百里，是太快了一点，所以《资治通鉴》说自从有这规定之後，"流贬者多不全矣"[120]。 流贬官日行三百里的规定看来实行的时间不长。但是如果公事紧迫，日行三百里还是需要的。韩愈长庆二年（８２２年）出使镇州，"日驰三百自嫌迟"[121]， 就是每天走三百里。也许由於这次出使镇州消耗体力太甚，二年以後他就因病去世了。第三，唐代制度，在京师，靠"晨昏击鼓"来"启闭"城门[122]， 凡出城办事或游玩者，晚上一定要在鼓声停之前回来，否则将被关在城外。韩愈有一次出门，回来稍晚，有些紧张，但"才到城门打鼓声"[123]，回城还来得及。 当时不仅长安是这样，估计地方大城市也应如此。韩愈出使镇州，住在太原，"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124]，可见太原也有击鼓制度。第四，唐代制度，"宫门皆有籍禁"， "应入宫殿，在京诸司皆有籍"[125]，无"籍"不能随便进入宫内。 韩愈则不仅自己籍上有名，妻子因封高平县君，岁时要入朝宫中，所以也有籍。韩愈在诗中就曾自豪地说"著籍朝厥妻"[126]。但是唐代的"籍"是什么样的呢？宋人注韩愈诗， 说"籍，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127]。 如果这注释符合唐制，则弥补了我们对於唐代出入宫门的"籍"的制度的知识空白，是一条十分珍贵的资料。  除以上所述衣食住行外，韩愈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内容对於了解文人型官员的生活或者也是有用的。首先是工作时间问题。知道工作时间才能知道日常生活中的休息情况，所以研究当时人的工作时间非常重要。遗憾的是有关资料极少，我们目前只在韩愈的文章中找到了一条。据韩愈《上张仆射书》[128]， 他在徐州张建封处任节度推官时，刚上任，就有小吏来告诉他从九月到来年二月，每天上班时间是"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韩愈对此十分不满，说他做不到这一点，如果强迫他这样做的话，"必发狂疾"。韩愈建议每天"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即分上下午上班：上午５点至７点之间上班，干到１１点；下午也是５点至７点之间上班，干到９点，中午可以休息。韩愈的建议是否为张建封采纳，我们不得而知，也许采纳了，所以他在徐州才能过?quot;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129]的日子。由此也可知，在一般情况下，节度幕府中的官吏"晨入夜归"，中午不休息，工作时间很长。  日常生活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交往。按"交往"在当时文人型官员中占有重要位置。韩愈就属於比较喜欢同时也看重交往的文人型官员。在他留下的诗文中，与上司下级平辈官员交往、或与朋友相识亲友交往的记载随处可见。皇甫湜作《韩文公神道碑》甚至说?quot;未尝一食不对客"[130]。对於韩愈而言，与朋友交往，和他们谈经论诗、饮宴出游，是最令人高兴的事。韩愈在徐州时，朋友张籍来看他，二人"对食每不饱，共言无倦听。连延三十日，晨坐达五更"[131]， 可以废寝忘食地一直闲谈一个月。交往在当时还有另一个作用，即用於仕途。没有适当地积极地交往，在唐代是很难踏入仕途的。韩愈曾谆谆教导过一个想去京师考进士的举子，说："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详择而固交之。善虽不吾与，吾将强而附；不善虽不吾恶，吾将强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犹阶而升堂，又况其细者邪！"[132]这里，韩愈?quot;择善而交"视为获取"高爵"的窍门。这是韩愈半生仕途沉浮得出的经验和教训。交往的重要性於此也就可见一斑了[133]。  韩愈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钓鱼。诗文中记载钓鱼的地方不下十处。他在京城钓，"投竿跨马蹋归路"[134]；在洛阳钓，"持竿钓温水"， "鞭马出都门"[135]；在阳山也钓，"投竿而渔，陶然以乐"[136]。到晚年他为刑部侍郎时，由於一贯不喜吏事，"坐厌亲刑柄"，所以更加寄情於钓鱼，"独往南塘上，秋晨景气醒。露排四岸草，风约半池萍。鸟下见人寂，鱼来闻饵馨。所嗟无可召，不得倒吾瓶"[137]，想起没有朋友与他一起饮酒垂钓， 心中不免十分悲伤。作为文人型官员，韩愈在日常生活中还酷爱读书。关於这一点，我们只要举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铭》中的话就可以了。皇甫湜说韩愈是"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飧以饴口"[138]。这种废寝忘食式的读书， 应该是文人型官员生活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四、结 语 

有关韩愈日常生活的探讨大致如上。通过研究，我们不仅大致知道了韩愈的生活状况，而且还了解了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比如幕府官员生活水平较高、写碑铭挣钱之多、官员宴会的极盛、租房多而买房不易、出行对仕宦与礼制的冲击等。总之，本文不是全面研究和评价韩愈，只是想通过韩愈的日常生活来展现唐贞元长庆时期一个文人型官员的生活水平生活内容生活习俗。当我们将当时其他文人型官员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的生活也都各各作出研究并且将他们互作比较的时候，一个时代的一个阶层或一种类型的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就会凸现出来。这也许会为理解当时的人的发展变化、制度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供某些生活方面的原因和依据。这就是我们研究韩愈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 注 释：  [1]、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６页、１７页。  [2]、《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  [3]、《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宪宗元和六年十一月条。  [4]、《昌黎先生集》卷一五《上留守郑相公启》。 用《四库全书》所收《东雅堂韩昌黎集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６月。下引同此。  [5]、《昌黎先生集》卷三九《潮州刺史谢上表》。  [6]、《昌黎先生集》卷一二《进学解》。  [7]、《昌黎先生集》卷一一《原道》。  [8]、同上。  [9]、《昌黎先生集》卷二五《河南少尹李公墓志铭》。  [10]、《昌黎先生集》卷三九《论佛骨表》。  [11]、《昌黎先生集》卷三四《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  [12]、李翱《李文公集》卷一一《（前略）韩公行状》。《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乙未刊本。下引同此。  [13]、《昌黎先生集》卷一七《与卫中行书》。  [14]、《昌黎先生集》卷二八《曹成王碑》。  [15]、《昌黎先生集》卷一三《新修滕王阁记》。  [16]、《昌黎先生集》卷一二《圬者王承福传》。  [17]、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六《韩文公神道碑》。清光绪二年冯氏读有用书斋刻本。下引同此。  [18]、台湾《史语所集刊》第６８本第１分，１９９７年。  [19]、《昌黎先生集》外集卷九《顺宗实录》。  [20]、《昌黎先生集》卷二八《殿中侍御史李虚中墓志铭》。  [21]、《昌黎先生集》卷二一《送湖南李正字序》。  [22]、《昌黎先生集》卷一五《上兵部李侍郎书》。  [23]、《昌黎先生集》卷六《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  [24]、《昌黎先生集》卷一六《与李翱书》。  [25]、《昌黎先生集》卷三三《殿中少监马君墓志》。  [26]、《昌黎先生集》卷一七《与卫中行书》。  [27]、《昌黎先生集》卷二《此日足可惜赠张籍》。  [28]、《昌黎先生集》卷三Ｏ《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  [29]、《昌黎先生集》卷一六《与李翱书》。  [30]、《昌黎先生集》卷一七《与于襄阳书》。  [31]、《昌黎先生集》卷一《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32]、《昌黎先生集》卷二二《祭郴州李使君文》。又，陈寅恪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论证元稹为江陵府法曹参军事时"俸钱过十万"为可信（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５９－７３页）。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大致以为地方州府参军的俸料不会有那么高。详论容待日後。  [33]、《昌黎先生集》卷四《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  [34]、《昌黎先生集》卷五《送无本师归范阳》。  [35]、《昌黎先生集》卷一二《进学解》。  [36]、此为贞元四年制度，见《唐会要》卷九一。  [37]、李商隐《樊南文集》卷八《齐鲁二生．刘义》。清乾隆四十五年冯浩重校本。  [38]、《昌黎先生集》卷三八。  [39]、《昌黎先生集》卷四Ｏ《论变盐法事宜状》。  [40]、盐价见韩愈《论变盐法事宜状》。若以现在为例，今北京一斤盐是一元，买一万斤盐需一万元，则４００贯就相当於今天的一万元钱。米价见李翱《疏改税法》（《李文公集》卷九）。  [41]、《全唐文》卷三七二严郢《奏五城旧屯兵募仓储等数疏》。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  [42]、《昌黎先生集》卷一九《与郑相公书》。  [43]、李肇《唐国史补》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44]、《昌黎先生集》遗文《潮州谢孔大夫状》。中国书店影印世界书局１９３５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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