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

    除此外，清政府对输出货物的品种数量也加以限制。粮食（米、谷、麦、豆、杂粮）五金（金、银、铜、铁、铅），军火（硝磺）以及书籍（史书、一统志，地理图等）均严禁出口。丝、茶、大黄的出口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丝以琉球国为例，按照一七六四年干隆的谕诣，只准"岁买土丝五千，二蚕湖丝三千斤"。各口岸及出入地方，还要"严加复查，以杜影射"（《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四九一至四九二页。）。进口货物的正税（包括船钞货饷）虽然很轻，约为值百抽二，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贪污成风，官府所取的"规礼"和公行所取的"行用"很多。据一七五九年新柱，李侍尧等说："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头绪紊如，实属冗难。"，所谓"行用"是公行的办公费用和"拖欠夷债，亏空税饷后公行的垫赔费，本为值百抽三，但后来逐渐增多。一八一０年英国大班剌佛（Ｊ·Ｗ·Ｒoberts）向广东巡抚申诉："始时洋商行用减少与夷人无大损益，今行用日伙，致怀远人贸迁。如棉花一项，每石价银八两，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约四钱耳。兹棉花进口三倍于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石约银二两，即二十倍矣，他货称是。"（参阅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

    上述的通商制度和通商情况构成了清政府闭关销国的政策，应该如何评价清政府的这种闭关销国的政策呢？笔者认为，清政府的这种闭关销国之策，有百害无一利。它一方面限制中国商品的出口，限制了中国民众与西方的贸易，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中国民众对西方先进科学和技术的学习。这种阻碍作用在十八世纪以前是较为显着，当时西方一些先进的国家正处在发展的初期，他们对世界的"贸易侵略"还只限于印度，南洋等地，以当时中国雄厚的国力而言，处在发展初期的西方国家还不具备大规模"贸易侵略"中国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打开国门，自由地放开贸易，鼓励中国民众出洋经商，中国是完全有可能赶上西方发展的步伐。如后起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开放结果，赶上了西方国家。正是由于清政府继续采取的闭关销国政策，给中国带来了后来"鸦片战争"的更大灾难。

    尽管当时西方在发展，世界在发展，而在东方的清王朝却继续执行着闭关销国的政策，中国不仅越来越落后和腐败，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此时的中国已经由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成为一个"东亚病夫"。为什幺一个曾经走在人类前例，并为人类带来许多古代文明和发明，以及曾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史学家等的古老国家，在向现代文明迈进的时候，又突然停止了脚步，并又被世界的发展大大地抛在后面。有些史学家曾简单的把它归罪于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的无能和愚昧，固然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但是除了这些原因外，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的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销国"的政策，清政府实行这一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长达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延续。

    中国社会最初的氏族走向国家的过程中，曾遗留下来的以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为原则的宗法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君主的家族统治，家国合为一体，以血缘宗法纽带维系，家族中的家长制扩大到国家，也就是以后中国封建与专制的"朕即国家"的"皇权天下"的高度集权的君主国家。中国自秦始皇建立这种中央集权的封建与专制国家以来，二千年来尽管这种封建与专制王朝，经历了无数次的王朝更换，以至到清王朝的确立，无非都是一种封建专制王朝代替另一种封建专制王朝。秦始皇建立的这种中国封建专制王朝，二千多年以来，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君权至上，皇帝拥有最高的权力，从上到下建立了一种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社会制度。中国为什幺与西方国家相比，不仅封建与专制时期的时间长，而且又较为稳固，这是因为与西方相比，一方面中国封建与专制时期经历的时间二千多年，时间长和影响深，而西方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另一方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一建立就基本上包括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了中国现有的大部分民族几千年中国经过了几十个王朝和几百个帝王，但无非都是一个"农民王朝"代替另一个"农民王朝"，都是建立在"农民暴动"的基础上，都是"农民占山为王"的结果，二千年来没有任何改变；而在欧洲众多的民族从来就没有统一在一个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内，大部分国家都处在一种分散的范围相对较小的君主专制的国家里，这些国家不完全都是"农民暴动"的结果，有些则是民族自治的结果等。这些原因造成中国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集权体制强大能延续较长的时间。

    二、封建与专制王朝所倡导的愚民学说的影响。

    欧洲社会从古到今没有一种思想曾垄断和主导人们的思想，而中国长期的"儒家学说"曾一度成为垄断和主导人们思想的学说。中国的儒家学说，提倡孝悌、修身、仁义等，其中孝悌的学说，即对祖先的崇拜，对长辈的孝道，对家长的服从，被中国封建专治统治者变为对君主的崇拜，忠顺和服从。《考经.广物名》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长；居家里故治可移于君"这说明由于家国同构，家族中的"事亲孝"、"事兄弟"、"居家里"等伦常规范，变成了国家的普遍规范，"忠"、"顺"、"孝"都移于"君"、"长"、"国"。在家国同构的社会里，"忠君"的观念成了孝悌观念的必然延伸。而所谓的"修身，仁义"等都只是在"忠君"、"唯上"的观念基础上建立的，这样封建与专制统治者倡导的所谓人生价值在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实质在于从思想和道德上对民众的行为进行限制，而这种道德和思想标准是，只有所谓社会的"仁义"，君子的"义利"，没有民众的"自身"和"义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性点灯"，君子可以任意"吃喝玩乐"，而百性则只能遵守"仁义

    三、长期形成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封闭的自然经济。

    十八、十九世纪时期的欧洲，由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上的革命，使得欧洲的经济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工业和商业开始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而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里，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则主要就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自然经济形态。虽然秦汉以后的中国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汉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域中，仍然是以农耕为主，农民被分割在小块的土地上，以宗法式的家庭为生产单位，使用简单工具，人们按照性别，年龄形成了一种自然分工，这就是中国的个体小农经济。这种小经济尽管组织分散，范围较小，水平低下，但是当时的中国农业养活着中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基本的生存物质来源，而且也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和历代政权希求稳定的基础。中国的这种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又强烈地排斥商品经济，中国古代社会的小农生产者，不仅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生活日用品和手工产品，这些产品基本都是自用，与商品经济无缘。因此中国历来是"以农业立国"，表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则是"重本抑未"、"重农抑商"。而农业与工商业相比不仅生产落后，效率低下，特别它造成人们的经济观念保守，缺少商品市场意识，无法接受一些先进科学与技术；而反映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者的观念中，则把外国先进技术视为"妖术异技"，反对民众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四、封闭的自然环境的影响。

    中国的祖先自古生活在东亚大陆上，中国的西南面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高原上绵延着高耸的雪山，西北除了陡峭的天山山脉外，就是横无际涯的漫漫沙漠，北部是内蒙古高原，布满了草原，沙漠和不可跨越的森林，东北部是雪皑皑的大小兴安岭、冰雪、险峰和森林形成了一道天然阻隔，东南则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古代如此简陋的交通工具是无法打通外部的联系，也就不可能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同时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又造成生产方式是以农耕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中国地处北半球的温带、黄河、长江流域，气侯则十分适应农作物生长，中国是一个原高、沙漠、大海包围的大陆国家，与外部交通极不方便，中国与世界上许多以海洋的航海为生和草原的游牧为生等的民族都不同，他们必须以封闭的陆地为生。这些情况都在相当程度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保守性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也正是在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了中国民众是长期流行的"自我中心，自我为大"的观念，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即是表现了一种自居于世界中心的狭隘的心理。

     三、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鸦片

    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在与中国的相互贸易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期，所有英商不得不运送白银（多是西班牙、墨西哥的银元）到中国来贩运货物。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商运到中国的商品，尤其是印度的棉花是可以回收一部分白银的，但数量仍然只能部分解决中英贸易的不平衡问题，总的来说，当时的中英贸易英国一直处在逆差方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到了十八世纪后期，英国的一些商人开始发现了鸦片这种东西能够谋取高额利润，又能够在中国找到销路，并且可以用来扭转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于是，鸦片就成为英国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

    鸦片原出产于印度，小亚细亚一带，在一七六七年以前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数量不超过二百箱，当时清政府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之用，一七七三年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政策，一七九七年又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制造鸦片的专卖权，到一八００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二千箱。鸦片贸易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属印度政府带来了较大的利润，以一八一三年为例，这年印度上等鸦片每箱成本费是二百三十七户布，而它的拍买价格，每箱是二千四百二十八户布，超过了原来成本的九倍。其次，鸦片税又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在孟加拉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０年印度政府鸦片的税收已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部收入的十分之一。

    至于鸦片贸易，对于鸦片贩子来说，那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既不需要纳税，又能拿中国烟贩的现金，稳妥地坐收暴利。许多英国鸦片贩子，通过鸦片贸易在中国发了横财，对当时的英国政府来讲也是极为有利的。英国强迫印度生产鸦片，换取中国白银，借以扩大英国工业产品在印度的销路，印度用种植鸦片的收入购买英国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丝、运销到英国和世界各地。可见，在英国--印度--中国，即棉纺织品--鸦片--茶丝，这种循环贩卖的"三角贸易"关系中，中国是受害者。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十九世纪初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输出迅速增加。鸦片贩子偷运鸦片的办法，是先把鸦片囤积在澳门，然后用船载往黄埔，秘密走私；而清政府的"缉私巡船"，有些由于受到贿赂，也不闻不问，这样鸦片的输入量，到了嘉庆年间已达到了每年四千多箱，而到了一八四０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前，已达到了四万多箱，竟然扩大了十倍左右。

    鸦片的大量输往中国，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祸害，起初，吸鸦片的还只是一些土绅、官吏、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到后来依附于上层统治者的各种人物，如差役、兵丁、僧侣、道士、妓女等，还一些流浪汉、乞丐、土匪和一些下层人士都开始吸鸦片烟来，鸦片含有大量的的毒素，吸食者成瘾者，精神萎靡，身体消瘦，形成不生不死的状态，最后多数因衰竭致死。据称一八三五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者在二百万以上。从地区来讲，道光年间，西南至云贵，西北至晋陕，东北至盛京，各处城乡集镇，都有鸦片贩运出售，流行地区已从沿海扩大到内地十几个省；在经济方面，鸦片走私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一向出口的茶叶、生丝、布匹、药材等货物，不够抵偿鸦片烟价，每年还要流出大量的白银。一八二一年以后，鸦片走私激增，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一千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据最低的估计，鸦片战争前的二十年（一八二一至一八四０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至少在一亿元以上，这相当于当时银币流通总额的三分之一。白银的外流使中国发生了银贵钱贱的危机，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园形方小孔的铜钱），十八世纪末制钱七，八百文，即可兑换白银一两，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兑换一两银子就要制钱一千六，七百文，银价上涨了一倍以上。

    随着鸦片输入的不断增加，清政府也越来越感到鸦片的危害，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清政府已下令禁止鸦片进口。嘉庆年间，清政府也曾多次发布禁烟禁令，例如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年）的上谕指出，"鸦片一物，其性质为毒烈，服之者皆邪慝之人，恣意妄为，无所不至，久之令血耗竭，必且促其寿命"。还指出："其来由于香舶先至广东进关后，以渐贩往各省"。这道上谕认为在海上认真查禁，是禁锢活动"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经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 《清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四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二年编印页十九。)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说："现在内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透"，这就是说，正式进口的商品中没有鸦片。

    通过正常的海关渠道的鸦片已被禁止，这样大部分鸦片主要是通过走私，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也承认：鸦片"外海地方，潜行贩卖，越入各省，不能保其必无。"(江上蹇，复燮：《中西记事》卷四，同治四年刻本页二。)大量的"鸦片趸船尽徒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其销数之畅如故也。"(《清道光朝外交史料》第一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三年编印页四十一。)英国和美国的一些鸦片商人用来囤积鸦片的趸船，从黄埔到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亦称伶仃洋）上，外洋运来的鸦片都存在趸船上。外国的鸦片贩子在广州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由中国人的走私船到趸船上取货，这些走私船备有武器，成群结队，自由地越过关卡，把毒品输送到广东、福建、浙江以及其它沿海省份，一些官员从本国和外国的走私贩子那里得到大量的贿赂，对此事不闻不问，有些官员自已就参与走私鸦片的活动。虽然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进口和贩运鸦片，但是如何才能有效防止鸦片的蔓延，以及如何解决中国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