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训班上关于“加强道德修养”的报告

立在人们普遍的道德共识的基础上。中国的问题在于：第一，长期以道德代替法律，无论是古代的“伦理至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以政治代替道德，都促使国民形成“双重人格”。法律规定了一个人成为“好人”的下限是只要不做某些事即可；而道德却规定了一个人想成为“好人”的上限是必须做某些事才能达标。在以德代法的情况下，道德的标准高而又高，对于一个普通而又有正常欲念的人来说，他要克制自己成为“圣人”或“好人”是难而又难的。但为了在社会上立足或谋取政治利益又不能不这样做，这最后的“做”就是“伪做”了。说一套做一套，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无信，作假，伪善，欺骗，“双重人格”的人遍地都是，社会风气怎么能变好？第二，正因为如此，法律建设的成本太高，一是法不责众，任何法律的制定都要顾及社会现实，大多数人的违规要么逼迫法律标准降低，要么导致法律软化；二是法律的执行难度很大，大家都讲假话、作伪证，很多案件只能不了了之。法制不健全的结果是违法的人和事不能得到应有的制裁和追究，社会公正难以体现，其负面影响就是推行了一种反向示范效应，即触犯法律都无所谓，那么破坏道德规范的行为就更不在话下了！
　　三、解决问题的办法
　　道德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建构的道德，应该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我们以往讲道德，使人们有一种感觉，就是高不可攀，大多数人做不到。有的人说，你坐在前面给我们讲道德问题，那你能不能做到，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有些道德我自己虽然竭力去做、去遵守，但有些也还是不能完全做得到。在我看来，实际上在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是公德，即人人都必须遵守的道德，把这个基础抽掉了，你去讲一些普通百姓做不到的东西，其效果可想而知。如诚实、说真话，这是从官员到平民百姓都必须具备的道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管有什么理由，都是最不道德的，也是精神最不文明的，有了这一条，再漂亮的道德说教也无人听了。又如有些人随地吐痰、扔垃圾，但满嘴好听的名词，谁信？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公德是一个大问题，值得认真探讨。然而，多年来，这种状况仍没有多大的改变。人们仍只讲小圈子的道德——遵守家庭的、朋友的、单位的、熟人的道德规范，而一旦脱离开这个血缘的或类血缘的环境，到了陌生的公共的环境中，就往往对那些应该共同遵守的东西视若无睹，甚至故意破坏和践踏。这种现象在公共场所已经司空见惯。公德意识的养成有赖于良好的公民文化，有待于社会每一个个体公民意识的觉醒。
　　第一，要加强对人格的培养。人格培养是最基本的品德培养，也就是使一个人具有人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比如，要有荣辱感，要知耻，要有道德追求，要诚实、讲信用，要自尊、自重，爱护自己名誉，要懂得尊敬别人，有同情心，有正义感，讲良心，负责任，等等。人格培养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人自觉地以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自觉地进行人格培养，关心自己的名声，不要自己把自己不当人。如果一个人根本不关心自己的名声，别人把他是否当人看他都无所谓，那他自然也就会认为区分崇高与卑鄙是无意义的，人生不必追求崇高，不必敬仰崇高。
　　人格不是道德体系，不是道德原则。人格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资格，是人与低级动物相区分的界限。不同道德体系、不同道德原则，是不同经济制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人群在道德方面的界限、区别。就一个道德个体而言，从小到大，应该先进行人格素质教育，使其有一个较好的品质基础。然后才能灌输一种社会政治理想以及由此所要求的道德原则。不进行基本的人格素质教育就直接进行某种道德体系、道德原则教育，无异于在沙滩上建造高楼大厦。人格素质的基础不好、不牢，没有道德理想追求，是当代人困惑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要加强社会公德教育。若把讲人格理解为做人要自尊、自爱、自重，一个人要关注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关注自己行为的社会后果，那么讲公德就是要尊重社会，尊重他人，关心社会，关心他人，要使社会、公众在自己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社会公德在很长时间里是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的。究其原因，人们普遍认为公德是各社会、各国家都通行的道德，层次太低，因此不值得重视。但是从近些年的社会生活的情况看，一个社会的公德水平高低，对于这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公德水平普遍较高，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很有秩序，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很和谐，就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反之，这个社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总是乱糟糟地，相互之间冲突不断，各种活动都难于顺利进行。
　　公德中的善恶准则，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善恶准则，基本公德不具备的人，必然对基本的善恶区别是弄不清楚的，是困惑的。如果一个人认为连社会公德都可以不讲，那么他就会否认区分善恶的必要性，否认整个道德生活的必要性。
　　第三，要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与崇高理想的教育。人格的培养，可以使我们自身追求真、善、美的内在的素质得到提高，建立起基本的善恶观念。但仅有基本的善恶观念在这个复杂的、有着多种诱惑力的社会中，还显得不够有力；在一些超出一般的善恶问题的更为复杂的人生问题上，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思潮、理论面前，还需要掌握一些正确的理论和确立正确的人生信念。比如如何评价革命理想？如何看待今天普遍流行的讲实用、讲实惠的世俗理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不要讲理想？这些问题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善恶观念，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上才能做出恰当评价与选择。所以对于青年的教育，在适当的年龄段上应由人格、公德教育转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教育。
　　同志们，伟大的时代需要优良的道德，伟大的事业需要良好的风尚。我们一定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彰扬时代精神，以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坚毅顽强的意志品格、与时偕行的心态胸怀、无私奉献的道德情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这样，我们的道德建设将会收到更大的成效，我们的先进性将永葆生机活力，我们的事业将无往而不胜！
　　
　　

        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产生了“公”“私”观念的畸变。
　　二是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的不同步变化。只要稍作观察，就会发现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伦理道德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极其不同步，总的特点是：政治制度的变化严重滞后，经济制度的变化相对要快，可伦理观念的变化则快得惊人。最终结果导致了：社会成员失去了理想，生活成了纯粹的买和卖，产生了极端自私和利己主义、以邻为壑的地方主义、化公为私的腐败行为，等等，人心浮躁飘荡，行为混乱失序，不少社会成员连起码的道德感都丧失殆尽。为了追逐利益，不少人不惜损害他人、损害整体、损害民族、损害社会。
　　这里有几个值得我们在座每位同志深刻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在财富的冲击下，奉献型伦理道德观念会如此不堪一击？中国以“安分乐道”为主调的传统经济伦理，为什么在全社会群情汹汹追求经济利益的潮流中见不到半点踪影？传统伦理道德和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到底扬弃了什么，继承了什么？它在目前伦理道德剧变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究竟是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还是为了求得人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三是职业道德感的缺乏和行业风气的败坏。做官有官德，从艺有艺德，经商有商德，执教有教德，医生有医德。各行各业都有与本行业相一致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可以说，职业道德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中国青年报》曾载有一篇“行业风气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公众最为痛恨的八种行业不正之风是：用公款大吃大喝；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乱收费；利用特权索要财物；乱罚款；乱摊派；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偿占用下属单位和企业的钱物。社会公众痛恨这类人“连起码的职业道德都不讲，还破坏这一职业的声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经常听到或亲眼目睹：暗示红包的医生，敷衍了事的教师、庸碌无为的官员、假唱假踢的明星，假新闻，吹黑哨，等等，职业道德水平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就是“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源于每个人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的道德感。没有基于道德感基础之上的责任感，任何职业都将失去它的社会价值。完全丧失责任感的人，已不能被视为文明社会的一员。由无数多个这种人所组成的社会，其生存的意义也将降低到一种可怕的程度。
　　四是经济信用的严重失常。“经济信用”是人们在经济交往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是任何社会中经济实体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道德资本。经济信用一直被视为市场经济运作的基石，是市场有序化的基本保证。然而，中国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上半期，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的现象。其中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行为，一是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已导致经济信用严重梗阻，社会经济无法正常运行；二是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各个市场，我们大家也都受过假冒伪劣商品之害。
　　大家都知道我国已经加入了wto，在加入wto的问题上，我们都说是双赢的，但在我看来，其实中国在各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甚至有些地方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我国加入wto的谈判历经了无数次的艰辛和周折，这里有国外敌对势力的抵制和我国一些体制的原因，但在谈判的过程中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外国人怕中国人不讲信用，对中国人不信任，认为中国人没有诚信。在谈判的过程中，仅约束中国人要如何如何去做的各种合同就签了上百个。国际上曾有一份调查表明，中国合同的履行率在世界上是最低的，仅为30左右，有些人从借钱的那天起，就根本没想还。这些事例确实反映了一个诚信的问题。
　　五是金钱至上观念的形成。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都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其实都是很原始的。就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提出来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自己的面前。几年以后“万元户”们的存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由政治意识形态设定的“奉献型伦理”规范日渐处于一种弱势状态。在体制充满漏洞，且没有设定任何追逐财富的游戏规则的国度，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国人，其物质欲望一旦被释放出来，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对金钱的饥渴，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最终导致了当前这种道德严重失范状态。在中国的今天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与、铺天盖地、来势汹汹的金钱潮，人们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达到一种可以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支柱和动力，这种人文精神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财富的追求欲望就必定会沦丧为纯利欲的冲动，就会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泯灭、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可以说，素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为人格理想的中国文化，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道德困窘，并不只是少数人的困窘，而是整个文化在财富面前的困窘。
　　二、产生这种现状和困惑的原因
　　究其产生这些困惑和现状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动期的利益驱动。道德状况与一般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国外有学者通过对许多已经完成和正在迈向现代化进程的国家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以人均国民总产值150—800美元为界，此下的贫困国家和此上的富裕国家大多数都是政治比较稳定、社会道德状况良好，而介乎于上下限之间的较富裕国家总体而言是社会动荡不宁，道德溃败。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在于贫困国家人们的各种欲望处于“冬眠”状态，大家都安贫乐道；富裕国家人们的欲望可以得到满足或比较容易满足，社会动荡和道德违规付出的代价太高因而民众不愿轻易地去做；而在较富裕国家，初步的现代化挑逗起了民众对发财致富和政治参与的强烈欲望，而财富资源的政治空间的相对有限却在此形成了瓶颈，民众趋利的不择手段势必导致社会风气恶化、伦理道德伦丧、贪污腐败丛生。有人把中国现在的种种社会问题统统归结为一个“穷”字，我看是不完全正确的，中国人目前的确不算富裕，农村有几千万人口没有彻底脱贫，城市有数千万已经下岗和正准备下岗的工人；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落后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但比起50年代我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钱袋逐渐鼓了起来，可我们的道德水准比那个时候又提高了多少？比起偏远山区的落后农村，城市要繁华得多，但城市还有农村人的古道热肠吗？因此说，人们道德水平的下降是在经济转型和发动期的一种利益驱动，并不关乎“贫”“富”。
　　二是制度建构的相对滞后。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此过程中，建立相对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使社会的物质和政治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尽量公正地得以配置，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好，已被广泛动员起来的社会公众的趋利能量不能以正当的渠道宣泄，就必然造成吏治腐败，分配不公，巧取豪夺盛行，贫富悬殊加大，社会动荡不宁，伦理道德伦丧。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新旧制度的转换，价值观念的紊乱，使得国家的控制力被大大削弱，在此背景下出现的道德滑坡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说以上两点是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所感染的全球现代化的通病的话，那么，下面两点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独特原因。
　　第一点是传统道德观的瓦解和传统的社会调控体系的失效。中国传统道德观在世纪之初的“五四”运动中已经受到了质疑和批判。在此之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阶级斗争的理论被植入了中国，“阶级情”取代了被视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传统道德中的“仁”、“义”、“忠”、“孝”、“恻隐之心”等范畴。斗争哲学在“文化大革命”中盛极一时，使得怜悯、同情、互助、容忍、扶贫济危、尊老爱幼等文明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几乎荡然无存，人们生活在阴谋、告密、揭发、猜忌等无义行为的阴影中。在中国民间社会，本来有着以各种宗教或准宗教为基础的道德信条，如佛教的果报、道教的戒律等，以及建立在血缘、邻里关系之上的贫富相助、患难提携等朴素的道德习俗，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看作是封建迷信和阶级阵线不清而被禁止。“文革”结束之后，我们还没来不及道德的重建，整个社会又卷入了商品经济的漩涡，本来就十分薄弱的道德体系再一次面临着强劲的冲击。

《在党训班上关于“加强道德修养”的报告(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