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训班上关于“加强道德修养”的报告

        在党训班上关于“加强道德修养”的报告
　　
　　在党训班上关于“加强道德修养”的报告
　　文明是一种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成果及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优秀品质，就是文明。人类创造的文明，被人们所享用。它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直接体现，也是人类继续改造世界的手段。社会主义社会，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重要阶段，它要求我们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还要求建设反映中国共产党开拓创新意识的政治文明。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方针。只有把这“三个文明”都搞好了，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社会主义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
　　优良的道德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主要体现。马丁路德说过：“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奢华；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道德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道德水平，代表着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每当我们概述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时候，都会惊奇地发现，古往今来各个朝代或政权兴衰更替，尽管所处的时代与名称不同，但所走过的由盛而衰的轨迹却惊人地一致，它们都伴随着一个社会道德风尚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首先是统治集团的道德风尚的衰变，其次便有民众的道德风尚的衰变。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道德观念，已经和正在受到挑战。
　　在座各位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无论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时期，都是一个光荣的称号。它是先锋战士的标志，是高尚人格的体现，是引领无数人们奋发前行的旗帜。因此，它在人们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这种地位，来源于共产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先进性，来源于共产党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先进性。靠这种先进性，我们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赏和拥护，取得了执政兴国的辉煌成就；靠这种先进性，我们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努力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变为现实。共产党员应当具有的先进性，就应该具有品德上的先进性，就是要具有高尚的思想境界、良好的精神风貌、优秀的道德修养。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品德优秀、素质优良，才能是先进的，才能成为人们学习效仿的榜样。党中央不失时机地下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党员的先进性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这实在是个英明之举，这也必将对新形势下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目前我国社会道德的现状
　　中华民族有讲道德的传统，对人和事往往要从伦理道德的层面来判断是非、得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把道德价值摆到首位的典型说法。历史上，儒家为中国人规定了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自成体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历史上的一些暴君、昏君以及厚颜无耻的政客，尽管他们干尽了祸国殃民的勾当，但却满口仁义道德，道貌岸然，在百姓面前俨然是个道学家，是个伦理道德大师。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他们存在的“合法性”的一张画皮，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太看重道德了，撕掉这张画皮，他们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对于我国当前的道德状况，有的人归纳出一句话：社会公德沉沦，伦理失范，精神贫困，灵魂迷失，已经进入了一个道德伦丧和颓废的时代。应该说，目前我国的道德现状是严峻的，一些不道德的、丑恶的现象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愈演愈烈，从而引起公众的不满。但我个人认为，不能就简单、片面、笼统地说现在是道德整体大滑坡、世风日下。这个问题我在一会儿还会讲。
　　综括我国社会道德建设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和产生的一些新变化，目前道德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公”“私”观念的畸变。不少人对公有财产私有化所持的态度是，拿的人持这种心理：拿“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没有事站开点！老百姓虽然知道自己所在单位的权势者在做什么事，但大多数人都抱着“这是国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这样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却很少有检举者。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成为权力阶层掠夺的对象，基本上没有遇到道德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可是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时，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只口袋里。公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

        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产生了“公”“私”观念的畸变。
　　二是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的不同步变化。只要稍作观察，就会发现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伦理道德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极其不同步，总的特点是：政治制度的变化严重滞后，经济制度的变化相对要快，可伦理观念的变化则快得惊人。最终结果导致了：社会成员失去了理想，生活成了纯粹的买和卖，产生了极端自私和利己主义、以邻为壑的地方主义、化公为私的腐败行为，等等，人心浮躁飘荡，行为混乱失序，不少社会成员连起码的道德感都丧失殆尽。为了追逐利益，不少人不惜损害他人、损害整体、损害民族、损害社会。
　　这里有几个值得我们在座每位同志深刻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在财富的冲击下，奉献型伦理道德观念会如此不堪一击？中国以“安分乐道”为主调的传统经济伦理，为什么在全社会群情汹汹追求经济利益的潮流中见不到半点踪影？传统伦理道德和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到底扬弃了什么，继承了什么？它在目前伦理道德剧变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究竟是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还是为了求得人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三是职业道德感的缺乏和行业风气的败坏。做官有官德，从艺有艺德，经商有商德，执教有教德，医生有医德。各行各业都有与本行业相一致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可以说，职业道德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中国青年报》曾载有一篇“行业风气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公众最为痛恨的八种行业不正之风是：用公款大吃大喝；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乱收费；利用特权索要财物；乱罚款；乱摊派；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偿占用下属单位和企业的钱物。社会公众痛恨这类人“连起码的职业道德都不讲，还破坏这一职业的声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经常听到或亲眼目睹：暗示红包的医生，敷衍了事的教师、庸碌无为的官员、假唱假踢的明星，假新闻，吹黑哨，等等，职业道德水平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就是“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源于每个人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的道德感。没有基于道德感基础之上的责任感，任何职业都将失去它的社会价值。完全丧失责任感的人，已不能被视为文明社会的一员。由无数多个这种人所组成的社会，其生存的意义也将降低到一种可怕的程度。
　　四是经济信用的严重失常。“经济信用”是人们在经济交往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是任何社会中经济实体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道德资本。经济信用一直被视为市场经济运作的基石，是市场有序化的基本保证。然而，中国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上半期，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的现象。其中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行为，一是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已导致经济信用严重梗阻，社会经济无法正常运行；二是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各个市场，我们大家也都受过假冒伪劣商品之害。
　　大家都知道我国已经加入了wto，在加入wto的问题上，我们都说是双赢的，但在我看来，其实中国在各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甚至有些地方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我国加入wto的谈判历经了无数次的艰辛和周折，这里有国外敌对势力的抵制和我国一些体制的原因，但在谈判的过程中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外国人怕中国人不讲信用，对中国人不信任，认为中国人没有诚信。在谈判的过程中，仅约束中国人要如何如何去做的各种合同就签了上百个。国际上曾有一份调查表明，中国合同的履行率在世界上是最低的，仅为30左右，有些人从借钱的那天起，就根本没想还。这些事例确实反映了一个诚信的问题。
　　五是金钱至上观念的形成。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都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其实都是很原始的。就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提出来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自己的面前。几年以后“万元户”们的存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由政治意识形态设定的“奉献型伦理”规范日渐处于一种弱势状态。在体制充满漏洞，且没有设定任何追逐财富的游戏规则的国度，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国人，其物质欲望一旦被释放出来，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对金钱的饥渴，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最终导致了当前这种道德严重失范状态。在中国的今天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与、铺天盖地、来势汹汹的金钱潮，人们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达到一种可以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支柱和动力，这种人文精神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财富的追求欲望就必定会沦丧为纯利欲的冲动，就会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泯灭、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可以说，素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为人格理想的中国文化，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道德困窘，并不只是少数人的困窘，而是整个文化在财富面前的困窘。
　　二、产生这种现状和困惑的原因
　　究其产生这些困惑和现状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动期的利益驱动。道德状况与一般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国外有学者通过对许多已经完成和正在迈向现代化进程的国家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以人均国民总产值150—800美元为界，此下的贫困国家和此上的富裕国家大多数都是政治比较稳定、社会道德状况良好，而介乎于上下限之间的较富裕国家总体而言是社会动荡不宁，道德溃败。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在于贫困国家人们的各种欲望处于“冬眠”状态，大家都安贫乐道；富裕国家人们的欲望可以得到满足或比较容易满足，社会动荡和道德违规付出的代价太高因而民众不愿轻易地去做；而在较富裕国家，初步的现代化挑逗起了民众对发财致富和政治参与的强烈欲望，而财富资源的政治空间的相对有限却在此形成了瓶颈，民众趋利的不择手段势必导致社会风气恶化、伦理道德伦丧、贪污腐败丛生。有人把中国现在的种种社会问题统统归结为一个“穷”字，我看是不完全正确的，中国人目前的确不算富裕，农村有几千万人口没有彻底脱贫，城市有数千万已经下岗和正准备下岗的工人；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落后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但比起50年代我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钱袋逐渐鼓了起来，可我们的道德水准比那个时候又提高了多少？比起偏远山区的落后农村，城市要繁华得多，但城市还有农村人的古道热肠吗？因此说，人们道德水平的下降是在经济转型和发动期的一种利益驱动，并不关乎“贫”“富”。
　　二是制度建构的相对滞后。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此过程中，建立相对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使社会的物质和政治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尽量公正地得以配置，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好，已被广泛动员起来的社会公众的趋利能量不能以正当的渠道宣泄，就必然造成吏治腐败，分配不公，巧取豪夺盛行，贫富悬殊加大，社会动荡不宁，伦理道德伦丧。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新旧制度的转换，价值观念的紊乱，使得国家的控制力被大大削弱，在此背景下出现的道德滑坡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说以上两点是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所感染的全球现代化的通病的话，那么，下面两点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独特原因。
　　第一点是传统道德观的瓦解和传统的社会调控体系的失效。中国传统道德观在世纪之初的“五四”运动中已经受到了质疑和批判。在此之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阶级斗争的理论被植入了中国，“阶级情”取代了被视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传统道德中的“仁”、“义”、“忠”、“孝”、“恻隐之心”等范畴。斗争哲学在“文化大革命”中盛极一时，使得怜悯、同情、互助、容忍、扶贫济危、尊老爱幼等文明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几乎荡然无存，人们生活在阴谋、告密、揭发、猜忌等无义行为的阴影中。在中国民间社会，本来有着以各种宗教或准宗教为基础的道德信条，如佛教的果报、道教的戒律等，以及建立在血缘、邻里关系之上的贫富相助、患难提携等朴素的道德习俗，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看作是封建迷信和阶级阵线不清而被禁止。“文革”结束之后，我们还没来不及道德的重建，整个社会又卷入了商品经济的漩涡，本来就十分薄弱的道德体系再一次面临着强劲的冲击。
　　传统道德观虽然被瓦解了，但人们一直继承着传统的“伦理至上”的社会控制模式，并把它向前发展了。中国传统社会是用道德代替法律，用上下尊卑的伦理关系调控庞大的国家秩序。比较典型的是“文革”时期，人们不但用“革命”道德代替法律，而且进一步用政治代替道德，一个人有没有无产阶级道德，主要看他是不是对党忠诚，而所谓对党的忠诚，实质上已演变为对党内斗争中某个派别的忠诚，或者说是对某个政治偶像的忠诚，其他都是小节可以不顾。这种以政代德的社会控制方式的有效运作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政治高压的持续和信仰忠诚的坚守，一旦偶像动摇，信仰危机发生，道德堤坝的崩溃就势不可挡。
　　第二点是法制的不健全。法律当然不能裁判道德，但法律裁判的绝对是不道德的行为，某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肯定要建

《在党训班上关于“加强道德修养”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