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若干问题初探

任划分方法，而且由于该办法所采用的是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所以把责任的划分与认定也作为确定赔偿比例或数额的依据，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归责原则所决定的是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而过失相抵所解决是减轻赔偿及其多少的问题，其适用范围与作用是不同的。在采用无过失责任及严格责任的归责方式时，受害人的过错并不一定是侵权人免除责任的依据[6]，而只能是在确定赔偿具体损失数额时是否可以减轻侵权人赔偿损失。不论是交通警察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时，很多情况下都以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是否有“违章行为”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主要（甚至是根本）依据，并由此来确定具体的赔偿范围及数额，这完全混淆了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与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违章行为”作为承担责任的依据也是错误的，如该办法第17条即规定：“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当事人有违章行为，其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的，应当负交通事故责任。当事人没有违章行为或者虽有违章行为，但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无因果关系的，不负交通事故责任。”在适用无过失责任时，除了法定免责事由外，不论其行为是否违章，都应承担责任，况且在实践中也有当事人各方都无违章行为但仍然会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呢？！而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一）项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以“过错”为承担责任的依据，不失为一种进步。至于其第2项规定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以无过失责任作为归责原则，根本不以机动车驾驶人是否具有过错从而判断其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是从反面规定可以减轻赔偿范围与数额的方法，完全摒弃了“违章行为”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依据，无疑更加符合法学理论与客观事实。
　　由于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二项规定“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这里的“责任”并非归责原则中的责任，而指的是可以适用“过失相抵”，从而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数额或赔偿比例。所以我认为以防止引起误解，似乎应当修改这一表述方式。也许是受此影响，国务院及公安部的相关规定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第92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公安部于2004年4月30日颁布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5条也明确了责任确定的具体方法。例如该条第（三）项规定：“各方均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这里的“无责任”是什么意思？似乎是“无须承担责任”，指的责任承担方面。但从无过失责任来讲，发生交通意外事故时机动车驾驶人即使没有过错也应承担赔偿责任，此乃侵权法的一般常识及交通安全法的明确规定，岂能让这公安部的这一规章来予以否定？！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该条第（一）、第（二）项的规定中。以上所举条例及规章因未明确说明这里的“责任”指的是确定责任时的归责原则还是确定赔偿范围时适用过失相抵的依据，容易引人误解。更为担忧的是，如果机动车保险条款中是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确定的责任来确定是否理赔以及计算免赔率，那么机动车驾驶人在按照交通安全法第76条承担赔偿责任后，岂不是无法向保险公司要求理赔？！所以，我建议公安部应当对此条规定进行修改，使其更加明确与正确。
　　过失相抵作为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方法，对于决定侵权人是否可以减轻赔偿损失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此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就是缺少这种过失相抵的详细而具体的标准，法官的随意性很大。在以往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时，如果是被公安交通机关认定为同等责任时，法庭就会让机动车一方赔偿其50的损失，很简单。而如果是认定机动车一方承担主要责任时，则一般都为赔偿70、80甚至90的损失，承担次要责任时一般都为赔偿40或30的损失，很少有其他比例，且一般都会让机动车一方赔偿较多损失。至于法庭为何让机动车一方赔偿所确定的比例或数额的损失，则语焉不详，判决结果很难得到当事人的认同，也难免会出现司法不公平的现象。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似乎可以借鉴日本的作法，对道路交通事故中过失相抵的问题作出具体的司法解释，比如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过失相抵的比例基准或标准，不仅使得基本相同案件得到基本相同的裁判结果，体现司法公正，也能提高审判效率，而且也能使得机动车一方知道为什么应当赔偿相应的损失以及让受害人知道为什么要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损失，增强对裁判结果的认同及对交通规章的遵守。
　　此外，按照最高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条第2款的规定：“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明确规定了只有在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才“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何谓“重大过失”？此司法解释未予以指明。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所规定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违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时是否属于“重大过失”？不无疑问。而且是否“可以”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损失的权力在于法官，也就给予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我认为，在确定是否应当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损失时，应当适用交通安全法的这一明确规定，不适用最高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规定。
　　四、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建立与适用
　　汽车责任保险起源于德国、瑞典、挪威，[7]按照邹海林先生的介绍，汽车责任强制保险分为相对强制保险和绝对强制保险两种类型[8]。交通安全法第17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按照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尽管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对保险公司享有直接请求权，但从这条规定的内容来看应为直接请求权，这也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一个显著特点。对于何为“第三者”，交通安全法并未明确规定，不论汽车驾驶人是受雇于机动车所有人还是借用人等等，由于一般都把他看作被保险人或其一方，因此通常都不视其为第三者，当然也就无法得到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护。至于交通事故车辆上的乘座人员是否为第三者，不无争议。例如在目前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现行的《机动车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三）项就明确规定“本车上的一切人员和财产”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不论在法律上是否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也不负责赔偿。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综合险条款》、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4版）》条款中也有基本相同的规定。由此看来，他们都把第三者定义为被保险车辆上面的财产及人员以外的财产及人员。但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意图上看，我认为把他们也都作为第三者更为妥当。而且我认为就算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上的乘座人员为机动车所有人的家属，也应予以相应的保险赔偿。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交通事故中伤亡人员较多的机动车驾驶人却并未能得到保护，在现行商业或强制保险中由于保险公司都拒绝给予车上人员责任险较高的赔偿限额，因此机动车驾驶人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而受伤或死亡时，往往无法得到充分的救治，看来对于机动车驾驶人的权利保护也应当引起各部门的重视。
　　作为强制性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随着交通安全法的出台也受到了一些媒体的关注与批评，批评的焦点主要表现在不论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是否具有过错，如果其受到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时，都必须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社会公众与舆论普遍担心的是可能会诱发居心不良者的道德危机，甚至也会有鼓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交通规章的可能。尽管我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目前似不足虑，因为毕竟更多的人是珍惜自己的健康与生命，不会因为想得到这一保险的保障（并非给予货币实物等形式的赔偿给付）而置生命于不顾。我认为，目前存在的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是，应当尽快建立起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具体规定，特别是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施行后，不仅增加了赔偿的范围以及明显提高了赔偿的标准及数额，而且有些赔偿项目不论是以前、现在还是将来一定时期内都无法予以保险赔偿，这无疑使得机动车驾驶人需要额外承担较大数额的赔偿负担。我认为，由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主要是为了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同时也应照顾到社会、保险机构、机动车驾驶人及其所有人、受害人各方面的权利，因此必须合理确定赔偿范围与赔偿标准，并且最好能建立起最高赔偿限额制度，以免产生消极作用。所以我认为国务院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的规定，在制订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时予以明确规定，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另外制订出一个新的司法解释，来对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作出特别规定，以更加符合交通事故案件处理的特殊要求。
　　五、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与作用
　　尽管有些同志曾经对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提出过不同的看法甚至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对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性质和作用，似乎不屑一顾，鲜有论及，可是存在的问题却并非那么简单。最早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法律法规仍然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还专列一章共6条来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原则、责任的确定及责任的重新认定等问题。我认为，不论是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还是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一种证据来看待应该没有异议，但从此前学者的争论及司法实践来看，却并非如此。其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可以被申请重新认定，所以有的学者把其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复议了。但我认为尽管对证据可以申请重新鉴定，但毕竟在程序上还是存在明显的不同；其二是随着近几年来学者们的论述，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当作一种行政行为，有些学者从交通警察应当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一职责出发，认为其行为当然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或者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根据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后发生的行政处罚的紧密关系（甚至称之为因果关系）来论述，也认为其应当受到法院的审查；还有学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属于一种行政认定行为，所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款的规定，也是属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9]而且，近年来有些地方法院也陆续受理了一些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而起诉的行政诉讼案件，人民法院也已受理并作出了相应的裁判，并未否认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我认为这种观点表面上看似正确，但实际上却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来看，其只能是一种证据，且与物证、书证、勘验笔录等不同，他是一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根据一定的专业技能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通过分析与论证来确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一定责任的过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的证据类型来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既不同于鉴定结论，也不同于证人证言，倒有点像英美证据法中的“专家证据”。这些学者们之所以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看作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很可能是受到以下二个方面的误解：其一是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规定了交通警察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必须对事故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由此推断其行为应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其二是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会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或义务，因为交通警察机关将会依据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进行行政处罚，而且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也会依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来确定当事人各方的责任。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本身尽管只有一份，但却起着三个方面的作用，其一便是作为交通警察机关对违章的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也就是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使用，此外，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与民事赔偿案件中，又起着证明被告人是否有罪、赔偿义务人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及应当赔偿多少损失的证据作用。也就是说，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作为三种不同责任领域的证据，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但其合理性（以及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第一，这三种类型的诉讼中，其证据的形式、证据的收集程序、证明的目的、证据的要求、证明的标准等各方面都存在不同和差异，尽管很多证据可以同时作为这三种程序的证据使用，但像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这一“不伦不类的东西”（笔者绝无贬义，只是暂且无法将其合适称呼而已），怎么能让其当然成为认定事实与承担责任的依据？如果真是这样，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呢？事实上此前以及现在的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案件时确实如此，只要有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一般都直接按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作出判决，这样多容易啊。其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交通警察机关对违章当事人的行政处罚的证据，应当是顺理成章无可非议的，但直接作为民事诉讼的责任承担依据及刑事责任的依据却与证据法基本理论不符，因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应当赔偿多少损失，只能由人民法院依据相关的证据（包括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以及其他证据）经过分析后才能予以确定，这根本不是交通警察机关的职责范围。明确地说，交通警察机关根本就没有权利来作出这两个方面的认定。其三，我国并没有法治的传统，行政机关越权行政行为太多，比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关于民事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本身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的公然违反，还有如《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对赔偿范围、标准、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也违反了民法通则的规定（限于本文内容，此处不予详述），且也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所以仅仅依据国务院有这样一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来论证其具有可诉性，理由并不充分。那么，对于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交通安全法及国务院、公安部的相关规定又是如何呢？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名称有了变化，将原来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改变成了“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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