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步伐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二)
，应在总结辽宁等地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全国社会保障法制体系建设，增强居民对社会保障的信心，弱化消费方面的谨慎性预期心理；应将社会保障基金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编制社会保障预算。目前中央财政迫切要做的一是建立健全“三条保障线”制度，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人员和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二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统一的覆盖所有城乡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加大反哺农业的力度，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率为，比年下降了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个百分点。—××年，农村居民消费率平均为，低于城镇居民个百分点。这说明，当前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是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这就需要政府对农业和农民实行多予少取的政策，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三农”，一方面大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另一方面着力减轻农民负担，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增加对农业投入的内容包括：扩大对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筹资方式除了预算内列支外，还应该继续加大国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此外，还可以借鉴美国伊利诺伊州马克亨利县的经验，规定地方政府征收的土地出让金大部分要用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财政支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农民大病医疗统筹；根据当地最低生活水准和政府财力，建立相应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以直补方式给粮食主产区农民增加收入；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提高补贴，间接给予保险支持；等等。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税费改革的财政补贴性支出；加快取消农业税的步伐，比如，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
五加大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力度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呈扩大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城镇居民内部以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会导致社会动荡，影响、甚至阻碍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不是市场的功能，必须依靠政府来加以解决。在调整初次分配政策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加大公共财政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力度。政府既可以通过税收介入的分配过程，如征收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特别消费税、遗产税与赠与税等，把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也可通过转移支付将从高收入者那里征集的收入，再分配给那些需要救济的低收入者。现阶段，政府应该大力推进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步伐，充分发挥其“杀富济贫”的作用；同时，加大对低收入阶层和贫困地区的收入转移支付力度，设立最低工资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居民收支预期，从而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平均消费倾向，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
六充分运用财政政策解决就业问题
为降低失业率，促进就业，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对策，财政政策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政策手段之一。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实施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政策措施来刺激服务业、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等的发展，间接带动就业岗位的增加；第二，通过增加就业支出，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对于后者，许多国家都通过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直接开发就业岗位。如英国政府—××年实施的亿英镑的“五年促进就业计划”，××年德国政府开始实施的亿欧元的“东部促进就业之桥”计划，年韩国政府实施的亿韩元的“积极的创造工作岗位计划”，年新加坡政府制定的亿新元的“国家促进就业计划”以及年日本制定的亿日元的“促进就业补充预算”等。具体支出方式主要包括：对雇佣特殊群体的雇主提供工资补贴和培训补贴；由国家出资设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免费为失业者提供培训和就业服务；对特殊群体直接提供就业津贴和培训补贴；由政府出面通过举办环保、绿化、社区服务，文物修缮、基础设施维护等公共工程，增加就业岗位；等等。
我国在目前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应借鉴各国普遍运用财政政策促进就业的做法，不断强化公共财政职能，充分发挥其在减少失业、促进就业和再就业中的积极作用。具体说来，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吸收下岗失业人员方面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二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财政贴息、财政担保、财政投融资等财政政策手段促进中小企业和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鼓励独立创业，创造就业岗位；三要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转移农村过剩的大量劳动力；四要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设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向所有的城乡失业者提供免费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五要由中央财政拨专款成立“再就业基金”，对安置下岗失业人员的企业实行工资补贴和培训补贴，主要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体、民营企业；六要由政府定期举办环保、绿化、基础设施维护等公共工程，为下岗失业者提供工作岗位，增加收入。
等属于纯公共产品；“三农”问题中的农民和农村问题则关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也是公共财政应该大力发挥作用的领域。
我国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农民收入连续多年徘徊不前，义务教育负担沉重，医疗保障严重缺失。据统计，—年的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高达，而从××年的年中，这一增长率陡降到左右，其中最低年份的增长率仅为。另据统计，农民直接负担了／左右的义务教育费用，如果再加上各种间接费用，这一负担率甚至达到了／。此外，年的数据显示，的村民所享受的普通医疗服务由于经济原因逐年下降，很大一部分人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退出必需的医疗服务，形成因病致贫，因贫致病的恶性循环。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年月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记载，××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元，农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元，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尚包括实物收入的情况下，可以说，农村居民如果生了大病，农民一年的现金收入尚不能支付住一次院的费用。第二，政府对农业保护的力度较弱。国际上一般用生产者补贴等值（来测度政府对农业保护的力度。指标表示政府从每元农业生产者价值中抽取或补贴的资源数量：正值表示补贴，负值表示抽取，零值表示平衡。据综合测算，世纪年代，我国农业领域净转出资金资源年均在亿元以上，基本上都是负值。与此相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对农业都给予强劲的支持和保护，基本上是正值。据提供的资料，年发达国家平均为，发展中国家平均为，而我国则为。第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以上问题在财政支出上则表现为：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最高的年份是年，为—左右，改革开放以来逐年下降，到年已不足。另有资料表明，如果按照协议计算口径，—年，我国农业支持总量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和，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也低于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
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型，左右的人为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据国家统计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研究显示，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了，超过了的国际警戒线，表明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又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年为：，年达到：，××年为：；如果按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计算，有人估计目前差距为：—：。而城镇居民内部也由于行业和阶层的不同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以温州市为例，在一般私营企业中，企业主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倍。收入分配不平衡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属于市场失灵的领域，也正是公共财政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
就业问题。目前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约为；若再加上多万尚未找到工作的下岗职工，则城镇总的失业率超过；若再把没有登记的失业者统计在内，可以推算出自前我国的城镇失业率接近。另从劳动部科研所课题组提供的有关数据来看，我国约有亿的隐形失业者，约占就业总量的。此外，据专家估计，我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约亿，表明农村的就业压力比城市更大。失业问题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和本身无法解决的，所以政府就有责任和义务解决高失业率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一起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公开化的失业和迅速增长的失业率必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需要中央政府进行及时干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政府对竞争性私人产品领域的介入程度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三农”问题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严重不足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和促进充分就业等方面干预力度相当不够。由此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等都导致居民预期可支配收入降低；另一方面，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等的不完善，加大了制度转轨过程中居民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消费倾向递减，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居民的消费需求降低，结果是整体消费率逐年下降。综合来看，我国经济出现“高投资、低消费”的状态，就不足为怪了。所以说，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滞后是导致我国目前消费与投资需求增长不协调的财政体制根源。
三、按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取向之一。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的不协调，或者说是，“高投资，低消费”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不利于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前面分析可知，消费与投资需求增长不协调问题的财政体制根源在于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滞后。因此，按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就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策。具体来说，就要财政从市场可以解决好的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转而承担起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调节收入差距、促进充分就业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扭转“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现状，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现实财力来讲，我国税收连续几年的超额增长为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提供了充分的操作空间。年、××年、××年和××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增长幅度分别为、、和，远高于同期的增长速度。、和。应该说，目前是加快我国公共财政建设步伐的良机。
一明确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投资中的主体地位
义务教育作为一种维系一个民族基本文化和精神素质的教育活动，是面向全社会和全体国民的；每一个适龄儿童，无论其种族、性别和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享有接受法定年限义务教育的权利。我国已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中也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当如此。”理论上，义务教育这种纯公共产品都应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免费举办，强制国民消费。而我国目前实行分散管理的教育投资体制，义务教育投资主要由县乡地方政府财政提供，在这种体制下，那些经济不发达、贫困落后地区的地方财政本已是“赤字财政”、“吃饭财政”，很难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足额拨付。
根据我国国情和国际经验，笔者早在年就提出了我国应该建立相对集中的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的思路，即义务教育的投资应由中央或省政府与基层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其中中央或省政府应在整个义务教育投资中承担相当的义务和比重，这一比重至少应达到，其中，省级政府，中央政府，其余的主要由县级政府承担。对于西部地区和贫困省份，中央财政要加大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以保证全国各地区义务教育水平的均等化。
二加大中央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支出力度。
我国目前公共卫生领域存在一个“真空地带”：省级以上政府投入严重不足，而县乡财政无力投入，结果造成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公共卫生供给总量与居民公共卫生需求之间相距甚远，结构上除妇幼保健和预防接种外，疾病控制、健康促进、营养干预、康复服务、卫生监督和环境卫生等均极为薄弱。所以，应该改变以基层地方政府为主安排公共卫生资源的制度设计，恢复公共卫生作为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性质，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在公共卫生支出中承担的份额。在支出结构上，要加大预防保健支出的比重，增强卫生防疫系统处理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为居民生活和社会发展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
要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西部不发达地区等财政困难区域的转移支付，以保障公共卫生资源的公平分配，使全国居民都能享有条件水平大致相当的基本医疗和保健服务。另外，中央财政还要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困难地区的重大传染病、地方病和职业病的预防控制等公共卫生项目给予补助。对于社会特殊群体的医疗服务，政府要给予必要的补贴。在补贴方式上，建议大力发展以社区和乡为中心的基层医疗机构，把医疗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用在对初级的、基层医疗机构的补贴上，为低收入的群体提供医疗方面的实物补贴援助。
三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存在巨大的缺口，一方面，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巨额的历史债务；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基金在由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转轨的过程中，透支了在职职工个人账户基金，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政府应该通过多种渠道积极筹措资金，解决社保基金缺口问题，例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拨款机制；通过国有股减持、资产置换、土地拍卖等方式变现部分国有资产，补偿养老金的不足；通过征收特种消费税、遗产税或划拨部分个人所得税等方式筹资，补充养老保险基金；通过发行特种国债、彩票等方式筹集资金；由政府发放认可养老债券，解决养老保险历史债务；等等。此外，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均衡企业负担，降低征收成本，应在条件成熟时尽早开征社会保障税。另外，应在总结辽宁等地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全国社会保障法制体系建设，增强居民对社会保障的信心，弱化消费方面的谨慎性预期心理；应将社会保障基金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编制社会保障预算。目前中央财政迫切要做的一是建立健全“三条保障线”制度， 《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步伐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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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大反哺农业的力度，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率为，比年下降了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个百分点。—××年，农村居民消费率平均为，低于城镇居民个百分点。这说明，当前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是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这就需要政府对农业和农民实行多予少取的政策，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三农”，一方面大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另一方面着力减轻农民负担，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增加对农业投入的内容包括：扩大对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筹资方式除了预算内列支外，还应该继续加大国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此外，还可以借鉴美国伊利诺伊州马克亨利县的经验，规定地方政府征收的土地出让金大部分要用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财政支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农民大病医疗统筹；根据当地最低生活水准和政府财力，建立相应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以直补方式给粮食主产区农民增加收入；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提高补贴，间接给予保险支持；等等。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税费改革的财政补贴性支出；加快取消农业税的步伐，比如，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
五加大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力度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呈扩大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城镇居民内部以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会导致社会动荡，影响、甚至阻碍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不是市场的功能，必须依靠政府来加以解决。在调整初次分配政策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加大公共财政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力度。政府既可以通过税收介入的分配过程，如征收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特别消费税、遗产税与赠与税等，把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也可通过转移支付将从高收入者那里征集的收入，再分配给那些需要救济的低收入者。现阶段，政府应该大力推进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步伐，充分发挥其“杀富济贫”的作用；同时，加大对低收入阶层和贫困地区的收入转移支付力度，设立最低工资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居民收支预期，从而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平均消费倾向，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
六充分运用财政政策解决就业问题
为降低失业率，促进就业，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对策，财政政策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政策手段之一。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实施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政策措施来刺激服务业、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等的发展，间接带动就业岗位的增加；第二，通过增加就业支出，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对于后者，许多国家都通过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直接开发就业岗位。如英国政府—××年实施的亿英镑的“五年促进就业计划”，××年德国政府开始实施的亿欧元的“东部促进就业之桥”计划，年韩国政府实施的亿韩元的“积极的创造工作岗位计划”，年新加坡政府制定的亿新元的“国家促进就业计划”以及年日本制定的亿日元的“促进就业补充预算”等。具体支出方式主要包括：对雇佣特殊群体的雇主提供工资补贴和培训补贴；由国家出资设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免费为失业者提供培训和就业服务；对特殊群体直接提供就业津贴和培训补贴；由政府出面通过举办环保、绿化、社区服务，文物修缮、基础设施维护等公共工程，增加就业岗位；等等。
我国在目前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应借鉴各国普遍运用财政政策促进就业的做法，不断强化公共财政职能，充分发挥其在减少失业、促进就业和再就业中的积极作用。具体说来，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吸收下岗失业人员方面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二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财政贴息、财政担保、财政投融资等财政政策手段促进中小企业和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鼓励独立创业，创造就业岗位；三要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转移农村过剩的大量劳动力；四要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设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向所有的城乡失业者提供免费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五要由中央财政拨专款成立“再就业基金”，对安置下岗失业人员的企业实行工资补贴和培训补贴，主要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体、民营企业；六要由政府定期举办环保、绿化、基础设施维护等公共工程，为下岗失业者提供工作岗位，增加收入。
等属于纯公共产品；“三农”问题中的农民和农村问题则关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也是公共财政应该大力发挥作用的领域。
我国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农民收入连续多年徘徊不前，义务教育负担沉重，医疗保障严重缺失。据统计，—年的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高达，而从××年的年中，这一增长率陡降到左右，其中最低年份的增长率仅为。另据统计，农民直接负担了／左右的义务教育费用，如果再加上各种间接费用，这一负担率甚至达到了／。此外，年的数据显示，的村民所享受的普通医疗服务由于经济原因逐年下降，很大一部分人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退出必需的医疗服务，形成因病致贫，因贫致病的恶性循环。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年月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记载，××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元，农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元，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尚包括实物收入的情况下，可以说，农村居民如果生了大病，农民一年的现金收入尚不能支付住一次院的费用。第二，政府对农业保护的力度较弱。国际上一般用生产者补贴等值（来测度政府对农业保护的力度。指标表示政府从每元农业生产者价值中抽取或补贴的资源数量：正值表示补贴，负值表示抽取，零值表示平衡。据综合测算，世纪年代，我国农业领域净转出资金资源年均在亿元以上，基本上都是负值。与此相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对农业都给予强劲的支持和保护，基本上是正值。据提供的资料，年发达国家平均为，发展中国家平均为，而我国则为。第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以上问题在财政支出上则表现为：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最高的年份是年，为—左右，改革开放以来逐年下降，到年已不足。另有资料表明，如果按照协议计算口径，—年，我国农业支持总量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和，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也低于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
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型，左右的人为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据国家统计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研究显示，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了，超过了的国际警戒线，表明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又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年为：，年达到：，××年为：；如果按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计算，有人估计目前差距为：—：。而城镇居民内部也由于行业和阶层的不同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以温州市为例，在一般私营企业中，企业主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倍。收入分配不平衡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属于市场失灵的领域，也正是公共财政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
就业问题。目前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约为；若再加上多万尚未找到工作的下岗职工，则城镇总的失业率超过；若再把没有登记的失业者统计在内，可以推算出自前我国的城镇失业率接近。另从劳动部科研所课题组提供的有关数据来看，我国约有亿的隐形失业者，约占就业总量的。此外，据专家估计，我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约亿，表明农村的就业压力比城市更大。失业问题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和本身无法解决的，所以政府就有责任和义务解决高失业率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一起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公开化的失业和迅速增长的失业率必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需要中央政府进行及时干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政府对竞争性私人产品领域的介入程度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三农”问题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严重不足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和促进充分就业等方面干预力度相当不够。由此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等都导致居民预期可支配收入降低；另一方面，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等的不完善，加大了制度转轨过程中居民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消费倾向递减，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居民的消费需求降低，结果是整体消费率逐年下降。综合来看，我国经济出现“高投资、低消费”的状态，就不足为怪了。所以说，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滞后是导致我国目前消费与投资需求增长不协调的财政体制根源。
三、按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取向之一。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的不协调，或者说是，“高投资，低消费”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不利于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前面分析可知，消费与投资需求增长不协调问题的财政体制根源在于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滞后。因此，按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就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策。具体来说，就要财政从市场可以解决好的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转而承担起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调节收入差距、促进充分就业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扭转“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现状，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现实财力来讲，我国税收连续几年的超额增长为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提供了充分的操作空间。年、××年、××年和××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增长幅度分别为、、和，远高于同期的增长速度。、和。应该说，目前是加快我国公共财政建设步伐的良机。
一明确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投资中的主体地位
义务教育作为一种维系一个民族基本文化和精神素质的教育活动，是面向全社会和全体国民的；每一个适龄儿童，无论其种族、性别和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享有接受法定年限义务教育的权利。我国已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中也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当如此。”理论上，义务教育这种纯公共产品都应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免费举办，强制国民消费。而我国目前实行分散管理的教育投资体制，义务教育投资主要由县乡地方政府财政提供，在这种体制下，那些经济不发达、贫困落后地区的地方财政本已是“赤字财政”、“吃饭财政”，很难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足额拨付。
根据我国国情和国际经验，笔者早在年就提出了我国应该建立相对集中的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的思路，即义务教育的投资应由中央或省政府与基层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其中中央或省政府应在整个义务教育投资中承担相当的义务和比重，这一比重至少应达到，其中，省级政府，中央政府，其余的主要由县级政府承担。对于西部地区和贫困省份，中央财政要加大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以保证全国各地区义务教育水平的均等化。
二加大中央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支出力度。
我国目前公共卫生领域存在一个“真空地带”：省级以上政府投入严重不足，而县乡财政无力投入，结果造成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公共卫生供给总量与居民公共卫生需求之间相距甚远，结构上除妇幼保健和预防接种外，疾病控制、健康促进、营养干预、康复服务、卫生监督和环境卫生等均极为薄弱。所以，应该改变以基层地方政府为主安排公共卫生资源的制度设计，恢复公共卫生作为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性质，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在公共卫生支出中承担的份额。在支出结构上，要加大预防保健支出的比重，增强卫生防疫系统处理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为居民生活和社会发展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
要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西部不发达地区等财政困难区域的转移支付，以保障公共卫生资源的公平分配，使全国居民都能享有条件水平大致相当的基本医疗和保健服务。另外，中央财政还要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困难地区的重大传染病、地方病和职业病的预防控制等公共卫生项目给予补助。对于社会特殊群体的医疗服务，政府要给予必要的补贴。在补贴方式上，建议大力发展以社区和乡为中心的基层医疗机构，把医疗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用在对初级的、基层医疗机构的补贴上，为低收入的群体提供医疗方面的实物补贴援助。
三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存在巨大的缺口，一方面，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巨额的历史债务；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基金在由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转轨的过程中，透支了在职职工个人账户基金，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政府应该通过多种渠道积极筹措资金，解决社保基金缺口问题，例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拨款机制；通过国有股减持、资产置换、土地拍卖等方式变现部分国有资产，补偿养老金的不足；通过征收特种消费税、遗产税或划拨部分个人所得税等方式筹资，补充养老保险基金；通过发行特种国债、彩票等方式筹集资金；由政府发放认可养老债券，解决养老保险历史债务；等等。此外，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均衡企业负担，降低征收成本，应在条件成熟时尽早开征社会保障税。另外，应在总结辽宁等地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全国社会保障法制体系建设，增强居民对社会保障的信心，弱化消费方面的谨慎性预期心理；应将社会保障基金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编制社会保障预算。目前中央财政迫切要做的一是建立健全“三条保障线”制度， 《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步伐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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