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暴力犯罪的社会学反思
受损害，并相信公众对暴力犯罪的分析和辨别案件信息的能力，相信他们对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比方说，某地一纺织厂附近，短期内接连发生数起晚上下班的女职工遭歹徒强暴的案件，公安机关就应在一面加大办案力度的同时，一面及时告之附近女职工歹徒作案的特点、时间、体貌特征、人数等等，以提醒她们加强戒备和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随时向公安机关提供所掌握的一切线索。事实证明，这样做，既有助于公安机关及早破案，又有益于统一社会认知，形成打击合力，这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从积极的角度展现警察的工作”。
三、 健全社会打防控体系与完善警务公开制度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中国要“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和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2003年3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强调：要诚恳接受舆论和群众的监督，高度重视和解决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要经常发布政务信息，以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暴力犯罪的不断攀升，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社会打防控体系尚不够完善，致使犯罪分子常常有隙可钻，有机可乘；另一方面则说明我们警务公开的制度还不够健全落实，造成公安机关在打击暴力犯罪过程中难于取得社会公众的共识和信任，从而形成合力。
首先，从社会的打防控体系来看，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原先构成我们这个社会基础的群体－－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群体不断缩小，甚至不复存在，市场经济则把许多个人从各自原来所属的群体中分离出来，而保留下来的单位组织也不是原来计划经济下的群体，它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千方百计减免支出，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放松或放弃了对个人利益与安全的保护，导致许多社会成员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甚至受到歧视的状态，进而使得他们对于自身的利益、安全乃至尊严更加敏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尤其是公安机关如果不“与时俱进”，及时拓宽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和信息公开的途径，向他们发布有关的政务和社情信息，当社会上一旦发生暴力犯罪的消息传开，公众之中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就难免有人混淆案件事实真相，难免有人产生担心、害怕、甚至恐惧心理，进而忧虑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与保障会被政府尤其是公安部门所忽视，便要自主寻求能够有效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与生命安全的信息与途径。比如亲朋好友之间的信息互通有无，社会安全防范的道听途说，甚至借助境外的媒体，以为惟有境外的媒体报道才会公正、客观，造成众说纷纭，茫然不知所措，各种流言蜚语也就会应运而生，以至发展到有钱或有权的人花钱聘请私人保镖，而更多的人则惟有避之不及。这么一来，尽管公安机关在以后的积极防控、打击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性工作，各地还因此相继建立了集防控、打击于一身的“社区警务”网络，着力提高见警率，但仍不足以给社会公众带来心理上乃至事实上的全方位、快速、高效安全保障。为此，公安“二十公”大会提出：要在未来的五年内，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工作机制，增强发现、控制、处置能力，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反应机制，就是要从根本上扭转我国社会防控、打击违法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的被动局面。
其次，从警务公开的要求来看，长期以来，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既在维护当地党和政府形象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充当着维护着自身公众形象的角色。因此，一旦社会上发生令政府和公安机关自身感到被动、难堪的暴力案件之时，多数的公安部门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尽可能地缩小公众知晓范围，能捂则捂，能盖则盖，以免影响形象、引起恐慌、妨碍稳定，更有少数的公安机关甚至对新闻媒体采用下达“封杀令”的极端做法，造成社会公众对公安机关的认知不足、公信力下降，亦使得公安机关自己所倡导的警务公开制度几乎流于形式。事实上，如同饥饿只有与食物结合、友情需要只有与别人真诚结合、企业家对财富的追求只有与利润结合一样，公众对治安信息尤其是将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的暴力犯罪有关信息的知情权、信息自由和信息公开，原本有着千丝万缕、如饥似渴般的需求。从实现民主和法治的长远要求的角度来看，警务公开需要从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和信息公开这三者入手，因为这三者是密切相关的：仅有知情权，而没有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知情权就会落空；而没有知情权，当然就不可能有传播信息的自由；至于一旦有了获知的情报信息的权利，但又无传播自由，则事实上是剥夺了表达自由或言论自由，知情权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上述公安机关的做法，由于割舍了社会公众的需求，既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和信息公开等权利，又忽视了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捂”与“盖”早已是一种徒劳的做法。无数的事实反复证明，当暴力犯罪的事实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对待事件的“捂”与“盖”，只能造成事实的真相在公众之间的非常态、扭曲性的传播，而此后，当公安机关需要出来对事实真相进行澄清和更正的时候，便要付出比“捂”与“盖”更大的代价。
列宁曾经说过：“完全的公开性”是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列宁全集》第五卷第448页）。在我们正大踏步走向民主、走向法治、走向开放的今天，当社会上暴力犯罪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必须加强及时与社会公众的沟通，必须有理性地放弃掩饰与护短的本能。这就需要倡导公安机关应当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手段，对暴力犯罪所带来的社会公共问题及时公开、及时疏导民意、及时引导舆论；同时，要建立网络式而不仅仅是传统垂直的信息管理系统，形成立体的、高效的信息传播机制；还要改革、建立公安机关对暴力犯罪信息发布管理制度，提高公安机关新闻发言人的水平。除非涉及国家安全，公安机关对社会公众“据实以告”，既不能看成是对他们的“恩赐”，也不能当作是公安机关自己的“钦定”，而只能把它当成是公安机关在法律意义上的一种义务，同时，这也是我们处理暴力犯罪最好的、惟一的原则。这亦是笔者对暴力犯罪社会学反思后的一种倡议。
通联：江西九江市公安局 段兴焱
邮编：332000 电话：13907922266
邮箱：88212059@vip.jx 《对暴力犯罪的社会学反思(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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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健全社会打防控体系与完善警务公开制度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中国要“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和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2003年3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强调：要诚恳接受舆论和群众的监督，高度重视和解决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要经常发布政务信息，以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暴力犯罪的不断攀升，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社会打防控体系尚不够完善，致使犯罪分子常常有隙可钻，有机可乘；另一方面则说明我们警务公开的制度还不够健全落实，造成公安机关在打击暴力犯罪过程中难于取得社会公众的共识和信任，从而形成合力。
首先，从社会的打防控体系来看，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原先构成我们这个社会基础的群体－－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群体不断缩小，甚至不复存在，市场经济则把许多个人从各自原来所属的群体中分离出来，而保留下来的单位组织也不是原来计划经济下的群体，它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千方百计减免支出，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放松或放弃了对个人利益与安全的保护，导致许多社会成员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甚至受到歧视的状态，进而使得他们对于自身的利益、安全乃至尊严更加敏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尤其是公安机关如果不“与时俱进”，及时拓宽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和信息公开的途径，向他们发布有关的政务和社情信息，当社会上一旦发生暴力犯罪的消息传开，公众之中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就难免有人混淆案件事实真相，难免有人产生担心、害怕、甚至恐惧心理，进而忧虑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与保障会被政府尤其是公安部门所忽视，便要自主寻求能够有效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与生命安全的信息与途径。比如亲朋好友之间的信息互通有无，社会安全防范的道听途说，甚至借助境外的媒体，以为惟有境外的媒体报道才会公正、客观，造成众说纷纭，茫然不知所措，各种流言蜚语也就会应运而生，以至发展到有钱或有权的人花钱聘请私人保镖，而更多的人则惟有避之不及。这么一来，尽管公安机关在以后的积极防控、打击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性工作，各地还因此相继建立了集防控、打击于一身的“社区警务”网络，着力提高见警率，但仍不足以给社会公众带来心理上乃至事实上的全方位、快速、高效安全保障。为此，公安“二十公”大会提出：要在未来的五年内，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工作机制，增强发现、控制、处置能力，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反应机制，就是要从根本上扭转我国社会防控、打击违法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的被动局面。
其次，从警务公开的要求来看，长期以来，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既在维护当地党和政府形象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充当着维护着自身公众形象的角色。因此，一旦社会上发生令政府和公安机关自身感到被动、难堪的暴力案件之时，多数的公安部门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尽可能地缩小公众知晓范围，能捂则捂，能盖则盖，以免影响形象、引起恐慌、妨碍稳定，更有少数的公安机关甚至对新闻媒体采用下达“封杀令”的极端做法，造成社会公众对公安机关的认知不足、公信力下降，亦使得公安机关自己所倡导的警务公开制度几乎流于形式。事实上，如同饥饿只有与食物结合、友情需要只有与别人真诚结合、企业家对财富的追求只有与利润结合一样，公众对治安信息尤其是将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的暴力犯罪有关信息的知情权、信息自由和信息公开，原本有着千丝万缕、如饥似渴般的需求。从实现民主和法治的长远要求的角度来看，警务公开需要从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和信息公开这三者入手，因为这三者是密切相关的：仅有知情权，而没有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知情权就会落空；而没有知情权，当然就不可能有传播信息的自由；至于一旦有了获知的情报信息的权利，但又无传播自由，则事实上是剥夺了表达自由或言论自由，知情权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上述公安机关的做法，由于割舍了社会公众的需求，既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和信息公开等权利，又忽视了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捂”与“盖”早已是一种徒劳的做法。无数的事实反复证明，当暴力犯罪的事实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对待事件的“捂”与“盖”，只能造成事实的真相在公众之间的非常态、扭曲性的传播，而此后，当公安机关需要出来对事实真相进行澄清和更正的时候，便要付出比“捂”与“盖”更大的代价。
列宁曾经说过：“完全的公开性”是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列宁全集》第五卷第448页）。在我们正大踏步走向民主、走向法治、走向开放的今天，当社会上暴力犯罪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必须加强及时与社会公众的沟通，必须有理性地放弃掩饰与护短的本能。这就需要倡导公安机关应当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手段，对暴力犯罪所带来的社会公共问题及时公开、及时疏导民意、及时引导舆论；同时，要建立网络式而不仅仅是传统垂直的信息管理系统，形成立体的、高效的信息传播机制；还要改革、建立公安机关对暴力犯罪信息发布管理制度，提高公安机关新闻发言人的水平。除非涉及国家安全，公安机关对社会公众“据实以告”，既不能看成是对他们的“恩赐”，也不能当作是公安机关自己的“钦定”，而只能把它当成是公安机关在法律意义上的一种义务，同时，这也是我们处理暴力犯罪最好的、惟一的原则。这亦是笔者对暴力犯罪社会学反思后的一种倡议。
通联：江西九江市公安局 段兴焱
邮编：332000 电话：13907922266
邮箱：88212059@vip.jx 《对暴力犯罪的社会学反思(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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