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
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并宣称，“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等等都足以说明仇和的改革是备受争议的，其“人格魅力”和“绝对权威”也是值得怀疑和商榷的。仇和自己也承认其改革“确实伤害了一些人”。可见，只靠人格魅力是行不通靠不住的，若不能清醒地认识并解决问题，则后果不堪设想。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仇和有“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无奈之言，也有“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豪言壮语。这也体现出作为改革者的两难困境。改革的确困难，但是认为“改革可以冲击一切,改革具有特权,”而无视法律的权威则是无稽之谈。改革与法律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就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意志的体现,如果不能把党的领导规范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那么依法治国就会名不副实。人们习惯于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权高于一切”,一些人会很容易以此把改革当作尚方宝剑,目无法律,目空一切,这对建设法治国家是极为不利的。
众所周知，国家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必然存在权力制约;凡是法治成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不会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
四、法治国家——“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法治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的一颗硕果，是迄今人类为驯服政治国家权力所找到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代的法治是从古代法治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治和法治之争。柏拉图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论者，其在《理想国》中主张贤人治国或“知识专政”，他认为“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国家是靠贤人的智慧和知识而不是靠法律来掌管的。[16]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却认识到法治的合理性，将法律当作人们追随的“上帝”。[17]“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氏的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争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先师的“哲学王统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继而，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指出了今日我们早已熟知的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到了近代，法治的光芒穿透了人治的黑暗。英国成为法治实践的策源地，英国哲学家哈林顿对人治与法治也有精彩论述，他认为“有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备的法”。[18]现代法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诚如洛克所论证的：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
由此可见，法治从精神到形式都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提出了要求。法治精神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既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权威问题。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什么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社会，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会”也只能是“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在凡有权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随执掌权力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塑造的。这种社会里的法是呈“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人们既无法信赖法律也无法依靠法律，这样只能专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权力依附”，结果就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贪污腐败现象横行于世。当法律的权威远不及一人之言时，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无法无天、国将不国。
法治国家的实现,是以法治理念的确立为先导的。西方国家法治化的历程就肇始于启蒙学派对法治思想的褒扬和推崇。中国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培育和弘扬国民的法治意识是当然十分重要，然而，笔者认为，在国家没有消亡，市民社会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树立和培养领导者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则是尤为重要的。从上述报道的仇和的行为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仇和为代表的“很多领导者没有意识到必须依法办事，没有意识到必须依靠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或者即便意识到了也不愿意那样做”，“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我们看不到法律和制度的影子，而只能隐约看到书记一个人的鼓动和号令，这无异于堂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19]不管是“个人英雄主义”也罢，“人格魅力”也罢，都突显出领导者们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匮乏。仔细考察中西方的法治道路，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历史上都曾有过人治与法治之争，但是却走上了不同的治国之路。究其原因，文化传统的大异其趣可谓是“元凶”。如前所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无疑占主导地位，而其关于人的核心理念是“人性本善论”。由此出发，在涉及治国方略时,性善论认为,既然人性是善的,就没有必要建立、健全各种法律制度,只要加强道德感化即可。只有在道德感化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才辅之以法律,即所谓“德主刑辅”。这样,法律就成了道德的附庸。其次,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性善论支持权大于法。性善论过分相信掌权者的道德自律,迷信“圣君贤相”,从而放松了对掌权者的警惕,忽视了对权力的法律制约,导致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建国后,我们对性善论的固有隐患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盲目地相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就使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人治文化传统的羁绊，最终酿成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人祸”，这样惨痛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相反,西方文化则是一种“人性本恶论”文化。柏拉图由早年的典型人治论者转变为晚年法治论者,其重要原因可以说就是他认识到人的统治中混有“兽性因素”。因此,人类必须有法律,并 《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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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国家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必然存在权力制约;凡是法治成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不会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
四、法治国家——“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法治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的一颗硕果，是迄今人类为驯服政治国家权力所找到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代的法治是从古代法治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治和法治之争。柏拉图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论者，其在《理想国》中主张贤人治国或“知识专政”，他认为“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国家是靠贤人的智慧和知识而不是靠法律来掌管的。[16]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却认识到法治的合理性，将法律当作人们追随的“上帝”。[17]“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氏的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争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先师的“哲学王统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继而，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指出了今日我们早已熟知的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到了近代，法治的光芒穿透了人治的黑暗。英国成为法治实践的策源地，英国哲学家哈林顿对人治与法治也有精彩论述，他认为“有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备的法”。[18]现代法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诚如洛克所论证的：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
由此可见，法治从精神到形式都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提出了要求。法治精神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既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权威问题。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什么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社会，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会”也只能是“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在凡有权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随执掌权力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塑造的。这种社会里的法是呈“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人们既无法信赖法律也无法依靠法律，这样只能专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权力依附”，结果就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贪污腐败现象横行于世。当法律的权威远不及一人之言时，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无法无天、国将不国。
法治国家的实现,是以法治理念的确立为先导的。西方国家法治化的历程就肇始于启蒙学派对法治思想的褒扬和推崇。中国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培育和弘扬国民的法治意识是当然十分重要，然而，笔者认为，在国家没有消亡，市民社会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树立和培养领导者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则是尤为重要的。从上述报道的仇和的行为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仇和为代表的“很多领导者没有意识到必须依法办事，没有意识到必须依靠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或者即便意识到了也不愿意那样做”，“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我们看不到法律和制度的影子，而只能隐约看到书记一个人的鼓动和号令，这无异于堂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19]不管是“个人英雄主义”也罢，“人格魅力”也罢，都突显出领导者们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匮乏。仔细考察中西方的法治道路，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历史上都曾有过人治与法治之争，但是却走上了不同的治国之路。究其原因，文化传统的大异其趣可谓是“元凶”。如前所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无疑占主导地位，而其关于人的核心理念是“人性本善论”。由此出发，在涉及治国方略时,性善论认为,既然人性是善的,就没有必要建立、健全各种法律制度,只要加强道德感化即可。只有在道德感化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才辅之以法律,即所谓“德主刑辅”。这样,法律就成了道德的附庸。其次,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性善论支持权大于法。性善论过分相信掌权者的道德自律,迷信“圣君贤相”,从而放松了对掌权者的警惕,忽视了对权力的法律制约,导致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建国后,我们对性善论的固有隐患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盲目地相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就使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人治文化传统的羁绊，最终酿成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人祸”，这样惨痛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相反,西方文化则是一种“人性本恶论”文化。柏拉图由早年的典型人治论者转变为晚年法治论者,其重要原因可以说就是他认识到人的统治中混有“兽性因素”。因此,人类必须有法律,并 《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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