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伦理性
好”的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追求个人特殊利益的利己主义者。至此，背景的假设基本完成。
b、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原初状态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从而使达到的每一个同意的原则都将是正义的，也就是试图通过程序上的正义，达到实质上的正义。“我们必须以某种方法排除使人们陷入争论的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引导人们利用社会和自然环境以适应他们自己的利益。”（136）基于此，罗尔斯假定各方都在无知之幕之中。
无知之幕中的各方并非一无所知，而是有所知有所不知。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他的阶级出生，也不知道他的天资如何，他的体力智力如何，即不知道自然天赋和社会出身；没有人知道他的个人价值观念，甚至他的心理特征；各方不知道这个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态，或者它能达到的文明和文化。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正受环境的制约，他们也具有选择正义原则所必须的一般知识。
无知之幕的假设，使原初状态摆脱了历史和现实的性质而成为纯粹理性的虚拟，也最终排除了订约各方的特异性，使他们成为抽象的、一般的的人，排除了一切会影响到原则选择的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偶然因素，排除了一切会妨碍人们达到意见一致的冲突因素。这就使契约已完全不是现实的契约，订立契约的行为变成了对原则的选择，这种选择实际上已不是在各方之间进行，而是在一个人的脑子里进行。（参考书141）例如，一个知道自己富裕的人可以视累进税制为不公，而一个知道自己贫穷的人则视之为公平。但是如果他们对自己的此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不知道何种税制对自己有利，那么他必须代表全部人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原则。
（2）正义原则的选择。在原初状态假设完毕之后，罗尔斯便开始导出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在这里，罗尔斯采取有限排除的策略，即将各种对人们有影响的正义观进行列举，然后一步步进行筛选。最终的结果就是在原初状态中的各方，会选择这两个正义原则，而非其他。当然，罗尔斯也承认他所进行的这种穷尽的比较是一种不能尽人意的方法，他的论证是在一种较弱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他觉得一下子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能退而求次。
a、第一次筛选：选择对象的表格。罗尔斯认为，那些随着时代的改变和以时代为存在条件的正义观要排除在表格之外，因为各方要选择的是那些在任何环境中都有绝对效力的普遍原则。在这个标准下，罗尔斯对众多的正义观进行筛选（当然是有限的）。表格中的正义观主要有下面四种：（1）处在一种词典序列中的两个正义原则；（2）功利原则，包括古典功利原则和平均功利原则；（3）至善原则，这是以亚里士多德外代表德原则；（4）利己主义原则，包括一般利己主义和特殊利己主义。
b、第二次筛选：正义原则的形式限制。在进行第一次筛选之后，为了进行进一步的筛选，罗尔斯概括出正义原则的五个形式限制：(1)正义原则是一般性质的，即要表达一般的性质和联系，而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2）正义原则在应用中也是必须是普遍有效的，即适合于一切场合个人；（3）正义原则还必须是公开的、众所周知的；（4）正义原则必须排列各种冲突的利益的先后次序，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体系；（5）正义原则的最后一个形式限制是终极性的条件，即它们是裁决实践推理的最后上诉法庭。（参考书145）经过这一步的筛选，将利己主义从表格中剔除，因为利己主义排除了订立契约的可能。而罗尔斯认为至善原则不是一个正义原则。
c、第三次筛选：导出两个正义原则的理论及依据。经过两次筛选之后，表格中剩下的就只有两个正义原则和功利原则。 《正义论》的目的是为了提出一种更加完善的正义原则，取代传统的功利原则，在这里，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和功利原则展开了正面的交锋。罗尔斯认为，在原初状态下，两个正义原则比功利原则更加为各方所接受。他的证明如下：
最大最小值规则（maximin rule）是一种用于在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选择的规则。而这种不确定的条件主要有三：第一，选择者不考虑他的选择可能把他带入的各种环境的可能性，并且有不予考虑的理由；第二，他主要关心他有把我获得的最少收益是多少，而不是最大的收益机会；第三，他面临的选择对象中有的确实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其实这个最大最少规则类似于博弈理论中的完全博弈，即各方都不知道对方相关的信息，因此各方都会采取最理性的方案，而不是孤注一掷。
原初状态中的各方所处的情况与上述三个条件相符。首先，处于无知之幕中的各方不可能预计他们进入社会中所能获得的利益和地位；其次，原初状态的各方免除了冒险精神，他们会审慎选择他们最有可能得到的起码利益，而不是冒险以求把握不了的最大利益；最后，功利原则允许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是基本自由来满足大部分人的利益，它总有带来不良后果的可能性。各方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对他人表示相互的冷淡，在选择原则时，他们不知道自己将来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也就难以确定自己是否在被牺牲的小部分人之列，因此，出于对风险的厌恶（hate of risk）他们一定排斥功利主义。故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者一般都表示对人们的自由平等和社会最低值的关怀，但是在基本原则中没有体现。而两个正义原则既注重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又将道德理想植入基本原则，因而是更可取的。
二、对现实制度的反思
从罗尔斯的严密的理性论证中，一方面，我们更加确信两个正义原则的可取性。也正如他在正义原则的择出之时所提出的正义原则受到形式限制，其中一个限制就是终极性。终极性就意味着正义原则是普遍的原则，适合于任何社会之中，不随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变化。所以罗尔斯指出，他的正义原则同时适用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从罗尔斯的论证中，我们不难看出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制度前的原则，即它是在具体社会制度选择之前已经存在，社会制度的选择必须要遵循两个原则。因此各方在正义原则达成一致之后，才开始运用正义原则选择他们要建立的社会的各种制度。也就是说，制度本身具有道德性。不管制度具体如何，它要体现制度前的正义原则，否则是不正义的，应该受到人们指责甚至废除。而在中国的今天，无论是经济学家 《制度的伦理性(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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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原初状态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从而使达到的每一个同意的原则都将是正义的，也就是试图通过程序上的正义，达到实质上的正义。“我们必须以某种方法排除使人们陷入争论的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引导人们利用社会和自然环境以适应他们自己的利益。”（136）基于此，罗尔斯假定各方都在无知之幕之中。
无知之幕中的各方并非一无所知，而是有所知有所不知。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他的阶级出生，也不知道他的天资如何，他的体力智力如何，即不知道自然天赋和社会出身；没有人知道他的个人价值观念，甚至他的心理特征；各方不知道这个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态，或者它能达到的文明和文化。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正受环境的制约，他们也具有选择正义原则所必须的一般知识。
无知之幕的假设，使原初状态摆脱了历史和现实的性质而成为纯粹理性的虚拟，也最终排除了订约各方的特异性，使他们成为抽象的、一般的的人，排除了一切会影响到原则选择的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偶然因素，排除了一切会妨碍人们达到意见一致的冲突因素。这就使契约已完全不是现实的契约，订立契约的行为变成了对原则的选择，这种选择实际上已不是在各方之间进行，而是在一个人的脑子里进行。（参考书141）例如，一个知道自己富裕的人可以视累进税制为不公，而一个知道自己贫穷的人则视之为公平。但是如果他们对自己的此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不知道何种税制对自己有利，那么他必须代表全部人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原则。
（2）正义原则的选择。在原初状态假设完毕之后，罗尔斯便开始导出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在这里，罗尔斯采取有限排除的策略，即将各种对人们有影响的正义观进行列举，然后一步步进行筛选。最终的结果就是在原初状态中的各方，会选择这两个正义原则，而非其他。当然，罗尔斯也承认他所进行的这种穷尽的比较是一种不能尽人意的方法，他的论证是在一种较弱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他觉得一下子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能退而求次。
a、第一次筛选：选择对象的表格。罗尔斯认为，那些随着时代的改变和以时代为存在条件的正义观要排除在表格之外，因为各方要选择的是那些在任何环境中都有绝对效力的普遍原则。在这个标准下，罗尔斯对众多的正义观进行筛选（当然是有限的）。表格中的正义观主要有下面四种：（1）处在一种词典序列中的两个正义原则；（2）功利原则，包括古典功利原则和平均功利原则；（3）至善原则，这是以亚里士多德外代表德原则；（4）利己主义原则，包括一般利己主义和特殊利己主义。
b、第二次筛选：正义原则的形式限制。在进行第一次筛选之后，为了进行进一步的筛选，罗尔斯概括出正义原则的五个形式限制：(1)正义原则是一般性质的，即要表达一般的性质和联系，而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2）正义原则在应用中也是必须是普遍有效的，即适合于一切场合个人；（3）正义原则还必须是公开的、众所周知的；（4）正义原则必须排列各种冲突的利益的先后次序，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体系；（5）正义原则的最后一个形式限制是终极性的条件，即它们是裁决实践推理的最后上诉法庭。（参考书145）经过这一步的筛选，将利己主义从表格中剔除，因为利己主义排除了订立契约的可能。而罗尔斯认为至善原则不是一个正义原则。
c、第三次筛选：导出两个正义原则的理论及依据。经过两次筛选之后，表格中剩下的就只有两个正义原则和功利原则。 《正义论》的目的是为了提出一种更加完善的正义原则，取代传统的功利原则，在这里，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和功利原则展开了正面的交锋。罗尔斯认为，在原初状态下，两个正义原则比功利原则更加为各方所接受。他的证明如下：
最大最小值规则（maximin rule）是一种用于在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选择的规则。而这种不确定的条件主要有三：第一，选择者不考虑他的选择可能把他带入的各种环境的可能性，并且有不予考虑的理由；第二，他主要关心他有把我获得的最少收益是多少，而不是最大的收益机会；第三，他面临的选择对象中有的确实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其实这个最大最少规则类似于博弈理论中的完全博弈，即各方都不知道对方相关的信息，因此各方都会采取最理性的方案，而不是孤注一掷。
原初状态中的各方所处的情况与上述三个条件相符。首先，处于无知之幕中的各方不可能预计他们进入社会中所能获得的利益和地位；其次，原初状态的各方免除了冒险精神，他们会审慎选择他们最有可能得到的起码利益，而不是冒险以求把握不了的最大利益；最后，功利原则允许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是基本自由来满足大部分人的利益，它总有带来不良后果的可能性。各方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对他人表示相互的冷淡，在选择原则时，他们不知道自己将来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也就难以确定自己是否在被牺牲的小部分人之列，因此，出于对风险的厌恶（hate of risk）他们一定排斥功利主义。故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者一般都表示对人们的自由平等和社会最低值的关怀，但是在基本原则中没有体现。而两个正义原则既注重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又将道德理想植入基本原则，因而是更可取的。
二、对现实制度的反思
从罗尔斯的严密的理性论证中，一方面，我们更加确信两个正义原则的可取性。也正如他在正义原则的择出之时所提出的正义原则受到形式限制，其中一个限制就是终极性。终极性就意味着正义原则是普遍的原则，适合于任何社会之中，不随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变化。所以罗尔斯指出，他的正义原则同时适用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从罗尔斯的论证中，我们不难看出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制度前的原则，即它是在具体社会制度选择之前已经存在，社会制度的选择必须要遵循两个原则。因此各方在正义原则达成一致之后，才开始运用正义原则选择他们要建立的社会的各种制度。也就是说，制度本身具有道德性。不管制度具体如何，它要体现制度前的正义原则，否则是不正义的，应该受到人们指责甚至废除。而在中国的今天，无论是经济学家 《制度的伦理性(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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