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封建统治思想对依法治国的阻碍
立法成果，实现中国法治（国民党政权所追求的法治）的一面，但是，这样的立法在“蒋先生”的独裁统治下，也变成了维护“家”天下的工具，所有法律在特务眼里都是废纸一张,这里的法律又能有什么用呢？
而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建国初期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全部内容一律加以废除（这样做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并不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更多的极端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甚至干脆不去制定什么法律），“公”、“检”、“法”被彻底砸烂,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革命才更有“彻底性”，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除《婚姻法》之外,仅有一个连国家主席性命都得不到保证的所谓《宪法》，如果没有足够的民众“基础”，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吗？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政府其实是人民的镜子,什么样的人民才会有什么样的政府,政府又反过来作用于她的人民，出现十年皓劫这样的悲剧的是封建独裁的最高表现形式，所有表象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封建的东西被推向了极致，把封建的东西当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加以灌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改变的。
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存在着明显对立与差距，舶来的法律如果不能与被中国传统法文化真正地加以吸收，在社会生活中是就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也不可能扎根于民众心中；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实质是封建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我们还应该看到，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这也就是至今仍然有数量众多的官员们把依法治国的本意就是用“法律”手段去统治人民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试想，在一个法律只是要求人们尽义务，却没有对人们的权利予以基本维护的社会里，人们又怎能形成对法律的信赖呢？如此轻视民众权利的做法，又怎么能够唤醒民众的守法意识呢？
由此可见，无视本国实际，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已经被事实证明这是失败的。
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法之源本乎礼教”，“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
即使到了1979年前后，还有学者坚持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和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再提“尊重人权”，“争取人权”的口号，实际上是向党和政府“示威”，是意味着要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国人对于人权意识的淡漠乃至于“恐惧”有此略见一斑。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政府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才重新使用“人权”概念。1991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发表题为《中国的人权状况》的白皮书，阐明了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基本政策，并且指出，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和崇高目标。
中国真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严格的来讲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一直到了2004年的十届全国人大才听到“以人为本”的说法,这是迟到的爱还是恰到好处,我是不到而知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又怎么能够被老百姓“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老百姓所看到是权永远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是世间“常理”，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环境,他们对由此导致的权力腐败，要么听之任之,要么以“非”对“非”，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就采取群体上访、群体闹事、堵塞交通、冲击党政首脑机关,甚至寻求“暴力革命”，试图讨回自己的公道，当人们不能从法律上寻求到自己的保护神时,对权力便产生了“崇拜”，保护自己是人的天性追求，为了得到权力保护，人们由顺从而肓从，或者干脆把法律当成骗人的东西，也就顺理成章了。
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守法精神的形成关键在人要有守法的愿望和动机，而这种愿望和动机又缘于人们对法的信仰，他说，“说这种动机基础是人格因素的一个部分，绝不等于说他是天生就有的。它不过是通过灌输（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会化）被固定在个性之中的东西，因此，它如果没有灌输这种社会性的相互作用过程便得不到产生，而且这种灌输如果没有社会的人们期待和要求，这种动机基础的价值观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它如果在社会中得不到某种程度的普及，近代法就不能在现实中形成社会秩序并维持社会秩序”。
法治的基础从来就是与政治权力的制约是分不开的。没有对权力的规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依法治理就无从谈起，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孟德斯鸠认为，实行法治的根本所在就是要解决国家权力配置问题，在任何社会，权力必须受到约束。他强调法律在政治社会中的权威性和法律对权力的制约性。他说，对公民自由和安全权利最严重的破坏来自权力的滥用，只有在权力不被滥用的地方，公民才有安全的自由。他认为:“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博登海默也说：“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线的诱惑”。
反观百年的法治之路，笔者认为：没有社会根基的形式上的制度移植，不能解决中国的法治问题；没有整体的综合的治理靠机械模仿，不能造就理想的法制环境；没有法治教育方法的改革,就不可能造就理想的法治学术氛围；没有学术上的真正意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不可能营造一个良好的执法和守法氛围；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就不可能实现法治化社会；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声音喊不出真正的民主；要有百姓 《浅论封建统治思想对依法治国的阻碍(第3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92021.html
而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建国初期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全部内容一律加以废除（这样做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并不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更多的极端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甚至干脆不去制定什么法律），“公”、“检”、“法”被彻底砸烂,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革命才更有“彻底性”，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除《婚姻法》之外,仅有一个连国家主席性命都得不到保证的所谓《宪法》，如果没有足够的民众“基础”，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吗？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政府其实是人民的镜子,什么样的人民才会有什么样的政府,政府又反过来作用于她的人民，出现十年皓劫这样的悲剧的是封建独裁的最高表现形式，所有表象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封建的东西被推向了极致，把封建的东西当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加以灌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改变的。
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存在着明显对立与差距，舶来的法律如果不能与被中国传统法文化真正地加以吸收，在社会生活中是就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也不可能扎根于民众心中；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实质是封建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我们还应该看到，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这也就是至今仍然有数量众多的官员们把依法治国的本意就是用“法律”手段去统治人民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试想，在一个法律只是要求人们尽义务，却没有对人们的权利予以基本维护的社会里，人们又怎能形成对法律的信赖呢？如此轻视民众权利的做法，又怎么能够唤醒民众的守法意识呢？
由此可见，无视本国实际，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已经被事实证明这是失败的。
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法之源本乎礼教”，“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
即使到了1979年前后，还有学者坚持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和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再提“尊重人权”，“争取人权”的口号，实际上是向党和政府“示威”，是意味着要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国人对于人权意识的淡漠乃至于“恐惧”有此略见一斑。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政府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才重新使用“人权”概念。1991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发表题为《中国的人权状况》的白皮书，阐明了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基本政策，并且指出，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和崇高目标。
中国真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严格的来讲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一直到了2004年的十届全国人大才听到“以人为本”的说法,这是迟到的爱还是恰到好处,我是不到而知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又怎么能够被老百姓“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老百姓所看到是权永远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是世间“常理”，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环境,他们对由此导致的权力腐败，要么听之任之,要么以“非”对“非”，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就采取群体上访、群体闹事、堵塞交通、冲击党政首脑机关,甚至寻求“暴力革命”，试图讨回自己的公道，当人们不能从法律上寻求到自己的保护神时,对权力便产生了“崇拜”，保护自己是人的天性追求，为了得到权力保护，人们由顺从而肓从，或者干脆把法律当成骗人的东西，也就顺理成章了。
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守法精神的形成关键在人要有守法的愿望和动机，而这种愿望和动机又缘于人们对法的信仰，他说，“说这种动机基础是人格因素的一个部分，绝不等于说他是天生就有的。它不过是通过灌输（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会化）被固定在个性之中的东西，因此，它如果没有灌输这种社会性的相互作用过程便得不到产生，而且这种灌输如果没有社会的人们期待和要求，这种动机基础的价值观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它如果在社会中得不到某种程度的普及，近代法就不能在现实中形成社会秩序并维持社会秩序”。
法治的基础从来就是与政治权力的制约是分不开的。没有对权力的规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依法治理就无从谈起，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孟德斯鸠认为，实行法治的根本所在就是要解决国家权力配置问题，在任何社会，权力必须受到约束。他强调法律在政治社会中的权威性和法律对权力的制约性。他说，对公民自由和安全权利最严重的破坏来自权力的滥用，只有在权力不被滥用的地方，公民才有安全的自由。他认为:“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博登海默也说：“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线的诱惑”。
反观百年的法治之路，笔者认为：没有社会根基的形式上的制度移植，不能解决中国的法治问题；没有整体的综合的治理靠机械模仿，不能造就理想的法制环境；没有法治教育方法的改革,就不可能造就理想的法治学术氛围；没有学术上的真正意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不可能营造一个良好的执法和守法氛围；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就不可能实现法治化社会；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声音喊不出真正的民主；要有百姓 《浅论封建统治思想对依法治国的阻碍(第3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