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转型期中道德法律化的问题
嘱。当日下午，张学英以蒋伦芳侵害其财产权为由诉至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泸州市纳溪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并于2001年10月11日做出驳回原告张学英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后，张学英不服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于2001年11日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实后，以与一审法院同样的理由，当庭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由于本案涉及问题的独特性，一度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南方周末》和央视的《今日说法》等媒体也对其进行了报道。结果在社会中引起很大反响，而且在法学界也激起了较大的争鸣。虽然参与争论的各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二奶”张美英是否有权取得她男友黄永彬遗赠给她的财产。综而观之，对本案形成了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法律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对婚外同居人所作之赠与或遗赠”应被视为一种典型的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遗赠人黄永彬与被告蒋伦芳系结婚多年的夫妻，应相互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其和原告张学英，即本案中的受遗赠人，从1996年以来长期进行非法同居，违反了《婚姻法》第1条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第3第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是，属违法行为，所以，遗赠人黄永彬把其遗产赠与原告张学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因此黄永彬的遗赠行为无效。
另一种意见认为，死者黄永彬立遗嘱处分其合法财产以及第三者张学英积极主张自己受遗赠的权利，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社会公德的体现，因此，都应该等到我们全社会的尊重，当然也应该得到作为社会正义体现的法院的尊重，所以法律应当确认遗赠人的遗嘱、支持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还有一种折衷意见认为，遗赠人将全部遗产赠与同居之第三者，完全无视与其有合法婚姻关系长达三十年之原配妻子之存在，不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与普通人民的道德理念背道而驰，如法院判原告胜诉势必产生负面导向作用，但若完全否认遗赠人遗嘱的效力，将其财产全部由被告法定继承，亦有不妥，最好的办法是法官应平衡双方利益，追求具有“社会妥当性”的判决结果。
以上观点从道德与法律相联系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自有其道理。不管三种意见各自基于什么理由得出什么结论，它们都不同程度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不当，即把道德与法律的问题混为一谈，把道德的喜好作为判断法律是非的一个标准。这是其不足之处，也是使得本案的法律问题不能得到顺利解决，引起较大争议的一个原因。笔者认为解决本案法律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分析清楚遗赠人本身的行为性质，厘清道德与法律二者之间的关系，廓明法律与道德在本案中的各自作用与地位，不能简单地用道德的喜好来取代对法律是非的判断。
黄永彬的遗赠行为是于法有据的法律行为。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即是说国家对私人的合法财产无论在其生前或死后都是一并依法进行保护的，保护其充分地享有与行使对其个人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作出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接着，我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又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因此，本案中的黄永彬的遗赠是依照我国《宪法》、《民法通则》、《继承法》等法律而定的，没有违背法律的规定，而且他所立遗赠的形式也是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
所以笔者认为：黄永彬的用遗赠方式将其合法财产遗赠给原告并不违法，这是一个设立财产权利转让的单方意思表示，属于法律行为。他暗地里包“二奶”，把遗产赠给其“二奶”却是另一回事，即为事实行为。法律应当对人所具有的法律意义的行为进行判断，而不是对一个事实行为进行判断，否则，会本末倒置。以“社会公德”作为断案依据，是在以道德的名义进行审判，法官在这里不是成为护法使者，而是成了道德卫士，法院也成了道德裁判所。所以，遗赠人黄永彬死后的意志应得到法律的认可与支持，受遗赠人张美英的财产权利也应该得到法律的确认与保护，而不是以社会公德作藉口，对死者的意志和生者的正当权利要求漠然视之，置之不理。因此，法律应当确认遗赠人的遗嘱、支持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三、 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以上3个案件中，我们看出：道德标准已经过多的干涉了法律领域，道德标准甚至已经替代了法律逻辑，这与其说是法治的人性化，不如说是法治的一种潜在危害。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民众对于辛普森案件的态度真是值得国人咀嚼和反思：辛普森被法官宣判无罪之后，美国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辛普森是有罪的，但审判是公正的。”因为从道德的角度，辛普森杀妻行为是真实的、辛普森是有罪的；但是法律的公正并不是单纯的实体意义上的公正，因为法律的公正还包括形式（程序）上的公正。有句法律谚语：“没有程序的公正，就没有实体的公正！”证据是真实的，但是取得证据的形式是违反法律规定，“树是毒的，结的果也就是毒”。
法律与道德最根本的区别也就在此，法律与社会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 《论社会转型期中道德法律化的问题(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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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案涉及问题的独特性，一度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南方周末》和央视的《今日说法》等媒体也对其进行了报道。结果在社会中引起很大反响，而且在法学界也激起了较大的争鸣。虽然参与争论的各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二奶”张美英是否有权取得她男友黄永彬遗赠给她的财产。综而观之，对本案形成了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法律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对婚外同居人所作之赠与或遗赠”应被视为一种典型的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遗赠人黄永彬与被告蒋伦芳系结婚多年的夫妻，应相互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其和原告张学英，即本案中的受遗赠人，从1996年以来长期进行非法同居，违反了《婚姻法》第1条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第3第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是，属违法行为，所以，遗赠人黄永彬把其遗产赠与原告张学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因此黄永彬的遗赠行为无效。
另一种意见认为，死者黄永彬立遗嘱处分其合法财产以及第三者张学英积极主张自己受遗赠的权利，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社会公德的体现，因此，都应该等到我们全社会的尊重，当然也应该得到作为社会正义体现的法院的尊重，所以法律应当确认遗赠人的遗嘱、支持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还有一种折衷意见认为，遗赠人将全部遗产赠与同居之第三者，完全无视与其有合法婚姻关系长达三十年之原配妻子之存在，不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与普通人民的道德理念背道而驰，如法院判原告胜诉势必产生负面导向作用，但若完全否认遗赠人遗嘱的效力，将其财产全部由被告法定继承，亦有不妥，最好的办法是法官应平衡双方利益，追求具有“社会妥当性”的判决结果。
以上观点从道德与法律相联系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自有其道理。不管三种意见各自基于什么理由得出什么结论，它们都不同程度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不当，即把道德与法律的问题混为一谈，把道德的喜好作为判断法律是非的一个标准。这是其不足之处，也是使得本案的法律问题不能得到顺利解决，引起较大争议的一个原因。笔者认为解决本案法律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分析清楚遗赠人本身的行为性质，厘清道德与法律二者之间的关系，廓明法律与道德在本案中的各自作用与地位，不能简单地用道德的喜好来取代对法律是非的判断。
黄永彬的遗赠行为是于法有据的法律行为。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即是说国家对私人的合法财产无论在其生前或死后都是一并依法进行保护的，保护其充分地享有与行使对其个人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作出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接着，我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又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因此，本案中的黄永彬的遗赠是依照我国《宪法》、《民法通则》、《继承法》等法律而定的，没有违背法律的规定，而且他所立遗赠的形式也是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
所以笔者认为：黄永彬的用遗赠方式将其合法财产遗赠给原告并不违法，这是一个设立财产权利转让的单方意思表示，属于法律行为。他暗地里包“二奶”，把遗产赠给其“二奶”却是另一回事，即为事实行为。法律应当对人所具有的法律意义的行为进行判断，而不是对一个事实行为进行判断，否则，会本末倒置。以“社会公德”作为断案依据，是在以道德的名义进行审判，法官在这里不是成为护法使者，而是成了道德卫士，法院也成了道德裁判所。所以，遗赠人黄永彬死后的意志应得到法律的认可与支持，受遗赠人张美英的财产权利也应该得到法律的确认与保护，而不是以社会公德作藉口，对死者的意志和生者的正当权利要求漠然视之，置之不理。因此，法律应当确认遗赠人的遗嘱、支持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三、 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以上3个案件中，我们看出：道德标准已经过多的干涉了法律领域，道德标准甚至已经替代了法律逻辑，这与其说是法治的人性化，不如说是法治的一种潜在危害。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民众对于辛普森案件的态度真是值得国人咀嚼和反思：辛普森被法官宣判无罪之后，美国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辛普森是有罪的，但审判是公正的。”因为从道德的角度，辛普森杀妻行为是真实的、辛普森是有罪的；但是法律的公正并不是单纯的实体意义上的公正，因为法律的公正还包括形式（程序）上的公正。有句法律谚语：“没有程序的公正，就没有实体的公正！”证据是真实的，但是取得证据的形式是违反法律规定，“树是毒的，结的果也就是毒”。
法律与道德最根本的区别也就在此，法律与社会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 《论社会转型期中道德法律化的问题(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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