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关系研究
要求。“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使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经济的权威主义战略模式。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政党和强大的政府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这是勿庸置疑的。卢西恩·派伊指出：“发展和现代化面临的问题，都渊源于能否建立起更有效、更灵活、更复杂和更合理的组织……鉴别发展的最终试金石在于一个民族是否有能力建立和维系庞大、复杂、灵活的组织形式。” 亨廷顿也认为：“基本法至上以及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社会和政治的根本变革源于人们有目的行动。因此，权威必须属于人而不能属于不变的法。此外，人们必须拥有权力以实施变革。因此，权威必须集中于某些坚强有力的个人或集团手中。” 经济发展要求政府管理高效、有权威，要求扩大政府权力。显然，这与建设政治文明、法治国家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如前所述，法治要求限制政府权力，要求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必然妨碍政府的管理效率。在变革时代，政府所实施的每一重大改革措施往往都突破了法律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说，改革就意味着变法。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树立起在法律框架内改革的意识。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惜牺牲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这种做法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极为不利的。既要努力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要保证政府管理的有效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无疑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三，政治体制的弊端。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起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在计划经济时期得到全面建立和巩固。这种体制表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上，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里最根本的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权力的过分集中，主体要体现在：在党政关系方面，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在上下级关系方面，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和中央领导机关；在各级党政部门内部，权力过分集中于主要领导者个人。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这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进程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总之，我们选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道路，主要是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实发展的需要，在选择的动机上明显具有实用主义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主要是政治领导人物民主法治意识提高的结果。“由最高领导人的民主政治意识来决定中国治国思想和治国方式的作法，本身就可以说是人治的反映和体现。”“依法治国本来应当在民主基础上依靠法制和制度实施，应当超越并否定人治作法，同人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是在中国的现实国情条件下，不得不以人治的体制或者方式来推进法治体制的建构，靠领导人的民主信念和政治权威来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命运维系于各级领导人的思想重视和行动落实，这也许就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特色所在。”
五、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制度创新。邓小平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必须以革命的态度和举措去对待它，从根本上消除其弊端。如果仅仅对其作一些细枝末节的修补、调整、完善或改良，无异于取消政治体制改革。十六大报告对我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具体部署，强调重点做好九个方面的工作，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笔者认为，在这九个方面的任务中，最主要的是：
第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我们党经历了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掌握着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成为一个连续执政五十多年的党。党的地位的变化，要求党的政治理念、组织理论和制度与时俱进，进行相应的改变。可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组织体系还是在执政方式上都带有战争年代的特点：就组织体系来看，带有强烈的行政化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节制的官僚体系，通过严格的纪律来约束党员的行为。就党政关系来看，形成了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总之，如前所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还存在诸多问题，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
在新时期，党的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都需要不断向现代化转型。（1）就政治理念而言，要彻底消除阶级斗争的影响，确立新型的政党理念。要“突破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内容的传统‘革命’政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运作模式，从强调自己消灭或战胜对方的零和博弈的‘斗争性’，即不顾任何人或势力的反对，试图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去强力实现自己意志的政治取向，向崇尚民主的合作博弈的‘竞争性’发展，即‘形式上和平地谋求自己能拥有别人也渴求的支配权’，建立政治上‘有规则的竞争’制度和法治框架。” （2）在党政关系方面，要反对“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实行党政分开。（3）在党法关系方面，要反对“以党代法”，以党的政策代替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法治的框架内制定和实施政策。（4）克服行政化倾向，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在党的委员会内，不应存在行政首长。党的总书记只是一种职责分工，不应享有独断的权力。邓小平明确指出，“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 这有利于克服党内第一书记（总书记）违反集体领导、实行个人专权的行政化、家长制倾向，实现党内民主。
第二，建立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
如前所述，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 《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关系研究(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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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政治体制的弊端。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起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在计划经济时期得到全面建立和巩固。这种体制表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上，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里最根本的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权力的过分集中，主体要体现在：在党政关系方面，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在上下级关系方面，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和中央领导机关；在各级党政部门内部，权力过分集中于主要领导者个人。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这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进程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总之，我们选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道路，主要是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实发展的需要，在选择的动机上明显具有实用主义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主要是政治领导人物民主法治意识提高的结果。“由最高领导人的民主政治意识来决定中国治国思想和治国方式的作法，本身就可以说是人治的反映和体现。”“依法治国本来应当在民主基础上依靠法制和制度实施，应当超越并否定人治作法，同人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是在中国的现实国情条件下，不得不以人治的体制或者方式来推进法治体制的建构，靠领导人的民主信念和政治权威来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命运维系于各级领导人的思想重视和行动落实，这也许就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特色所在。”
五、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制度创新。邓小平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必须以革命的态度和举措去对待它，从根本上消除其弊端。如果仅仅对其作一些细枝末节的修补、调整、完善或改良，无异于取消政治体制改革。十六大报告对我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具体部署，强调重点做好九个方面的工作，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笔者认为，在这九个方面的任务中，最主要的是：
第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我们党经历了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掌握着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成为一个连续执政五十多年的党。党的地位的变化，要求党的政治理念、组织理论和制度与时俱进，进行相应的改变。可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组织体系还是在执政方式上都带有战争年代的特点：就组织体系来看，带有强烈的行政化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节制的官僚体系，通过严格的纪律来约束党员的行为。就党政关系来看，形成了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总之，如前所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还存在诸多问题，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
在新时期，党的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都需要不断向现代化转型。（1）就政治理念而言，要彻底消除阶级斗争的影响，确立新型的政党理念。要“突破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内容的传统‘革命’政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运作模式，从强调自己消灭或战胜对方的零和博弈的‘斗争性’，即不顾任何人或势力的反对，试图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去强力实现自己意志的政治取向，向崇尚民主的合作博弈的‘竞争性’发展，即‘形式上和平地谋求自己能拥有别人也渴求的支配权’，建立政治上‘有规则的竞争’制度和法治框架。” （2）在党政关系方面，要反对“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实行党政分开。（3）在党法关系方面，要反对“以党代法”，以党的政策代替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法治的框架内制定和实施政策。（4）克服行政化倾向，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在党的委员会内，不应存在行政首长。党的总书记只是一种职责分工，不应享有独断的权力。邓小平明确指出，“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 这有利于克服党内第一书记（总书记）违反集体领导、实行个人专权的行政化、家长制倾向，实现党内民主。
第二，建立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
如前所述，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 《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关系研究(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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