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关系研究

。由于这种体制缺乏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领导者的个人专权，从而破坏民主和法治。因此，必须改变这种权力结构，建立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孟德斯鸠在总结权力运行的规律时说，“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按照孟氏的理解，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个部分，三者既彼此独立，又互相制约，从而保证了法律的至上性、同时又使权力之间不至于结集为危害人民利益的力量。总的说来，西方国家的法治就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的政治基础之上的。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议行合一”的原则，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由立法机关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从理论上说，“议行合一”不利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容易导致权力的专横。如孟斯鸠所说，“一切权力合而为一，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们却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 在实践中，“议行合一”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贯彻和落实，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具体表现在，作为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实际权力并未到位，在行使立法权及其他重大权力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权力资源和程序保障。在权力运作过程中，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干预与制约太大，因而导致相当一部分法律具有部门利益色彩，法律的公平性、正义性及权威性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同时，司法权的独立性太低，抗干扰能力太差，往往依附于行政权。这种“行政主导”的格局，对法治和政治文明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应当重新设置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的权力，使之相互独立，互相制约。
第三，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独立。
对于政治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争议，是通过暴力解决，还是通过司法途径和平解决，这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发展的程度。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风波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举争议最终能在法院获得和平解决，即使是输家（如戈尔）也毫不犹豫地服从最高法院的决定，并公开与政治对手和解，丝毫没有出现像菲律宾弹劾总统期间出现的动乱与暴乱事件，确实体现了其法治与民主体制的成熟。 美国总统大选风波之所以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在我看来，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独立并且司法拥有足够的权威，谁不服从它的裁决，谁就会因藐视司法而受到制裁，即是贵为国家元首也不例外。司法机关不受任何势力的操纵，因而能够秉承法律作出令当事人双方都较为信服的裁决。
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为此，必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包括以下几层涵义：（1）体制独立。司法机关独立于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上下级法院之间相互独立。（2）财政独立。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由议会统一拨付，不受制于行政机关；（3）法官独立。法官不得参加任何政党活动，也不随政府的更迭而进退；法官在法院内地位平等，不得互相干涉办案。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现实中，干预司法的情况履见不鲜，主要表现在：（1）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口号下，干预司法机关依法办案；（2）在“加强人大监督”的口号下，进行所谓的“个案监督”，插手司法活动。（3）司法机关的财政不独立，依靠行政的供给；人事任免权也掌握在其他部门手中，因此，司法工作常常受到掣肘和牵制。由此可见，改革司法体制，推进司法独立，已成为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迫切要求。


二00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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