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和出路

　　我国的“三农”问题说起来都带“农”字，但它却不是就“农”论“农”的简单问题。“三农”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堪称世界之最，也是国内经济学界始终关注、热度不减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之大，曾令人发出中国“三农”问题的无解之叹。然而，要实现强国富民和中华民族的世纪腾飞，“三农”问题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

　　一、“三农”问题的焦点

　　学术界对“三农”问题成因的论述林林总总，并由此提出各种破解“三农”问题的理论。鉴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笔者认为，应立体地看待“三农”问题，多视角地分析其问题的焦点所在。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我国二元社会体制，是通过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机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偏斜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大量的农业与农村的经济剩余补给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资金，结果使农村社会、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历史性地停滞不前，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拉越大。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目前的情况是，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

　　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农业税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计划形式规定较低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和较高的工业产品供应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扭曲虽有所纠正，农民也从农村制度创新中得到不少实惠，但在国民经济运行操作层面上，宏观调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转农业、农村资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农业向财政提供的明税和暗税总量大于农业的财政投入量，农业始终处于财政净流出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支农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1—1997年分别为10．3％、10．0％、9．5％、9．2％、8．4％、8．8％、8．3％。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前者仅仅是后者的1／2至1／3。这必然削弱农业发展的后劲，拉大城乡全面发展的差距。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工业化发展尽管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但由于走了一条“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这一战略失当，使得农村工业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和影响受到一定限制。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

　　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农业的特点一向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频频出现，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要靠现代农业投入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情况的不断加剧。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此条件下，如果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高价值农产品生产代替低价值农产品生产，农业再生产循环会难以为继。我国粮食生产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是与生产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关系的。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