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诉讼判决录》与中国近代社会
，大多数案件的审理基本上是以事实、以证据为本，以法律、以判例、乃至以社会公理为据的，比较公允、合理，并没有偏袒洋人。试举一例加以说明。
在“比商天津电车公司与孙恩元因赔偿损害一案判决书”中，当比商公司代理人宣称：“孙二庆（孙恩元之子）自己赶抓电车，以致坠落被轧身死，是其致死之原因。由于自己之过失，公司已出葬埋费三十元。原判更令负担抚恤费一百元，虽为数不多，然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颇难办理”时，法院予以严正反驳：“孙二庆之被轧身死，虽由于自己之过失，然该车中之司机卖票等人，亦未免太不注意。……孙二庆虽属幼童，尚无十分能力，然以后之希望甚大，岂仅一棺木费三十元即足为抚恤之资耶？至谓抚恤费太重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颇难办理，查人命至重，岂能任其常有！即令以后遇有此事，亦应从优议恤，以重生命而保公安”（第24页）。
在《华洋诉讼判决录》中，类似这样以同情有道理之弱者的判决词为数并不少。从该判决录所收集的判决书、决定书来看，除极个别外，[20]其处理结果都可以说是比较公正合理的。
Ⅴ
《华洋诉讼判决录》共收五十份民事判决书、十九份民事决定书，以及九份刑事判决书。在五十份民事判书中，除七份系因当事人上告大理院，由大理院发回重审的之外，其他四十三份，都是各县（主要是天津）地方审判厅为一审、直隶高等审判厅为二审的案件。在九份刑事判决书中，除一份系当事人上告大理院，由大理院发回重审的之外，其余八份也是直隶高等审判厅审结的案件。而十九份民事决定书，则都是由直隶高等裁判厅作出的。
认真阅读、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判决书或决定书，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个印象：
第一，当时的华洋诉讼，似乎主要涉及借贷、买卖、地产、商标、损害赔偿、侵占公司货款、伪造货币、伪造印章和文件、诈欺等财产方面，关于婚姻、家庭和继承等有关身份方面的诉讼判例在该判决录中一点也没有得到反映。如果不是《华洋诉讼判决录》不收这些领域的判例的话，那就表明当时华洋诉讼中关于婚姻、家庭、继承方面的案件很少，或几乎没有发生。[21]
第二，当时社会上人们的诉讼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这从本书中许多中方当事人积极主动地应答“官司”中可以看到。尤其是在许多案件中，中方当事人均是一审不服告到二审，二审不服告到三审，三审不服又上告，表明了当事人希望自己的纠纷能够得到公正解决的强烈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我们时常认为当时的中国人诉讼意识不强的传统观念。
第三，清末民初的审判衙门从总体上维护的是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包括对讼费也非常强调，确有“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色彩，但当时也有不收讼费的情况（第266页）。
只是这种“讼费援助申请”占的比例很小而已。
第四，当时的判决书是非常讲究逻辑推理，以及文章风格的。对控诉人的控诉理由，法院都是严格依据证据、法律、法理，层层分析，详细辩明，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最长的判决书（“日商加藤确治与索松瑞等因违约涉讼一案”）竟长达28页，共22000多字，
而最短的才十几行字。这种依照案件的内容来制作判决书的精神，对我们目前的司法审判工作，仍具有参考的价值。
第五，尊重当事人，注重调解，努力促使人们息讼，强调社会的安宁。这在该判决录中也有很多的反映（第159页、第222页等）。
第六，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虽然已经分开，但这种分开是不彻底的。比如，民事审判厅的许多推事就兼刑事审判厅的推事。尤其是在审理刑事案件“架利的姆等诈财及伪造货币未遂由大理院发回更审一案”时，由于难度较大，合议庭的全部人马（审判长推事吴荣＠①、推事李兆泰、高梦熊，书记官郭振铨）都是民庭的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司法审判事务的影响。
第七，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法律原则的实际运行状况，如一事不再理原则、上告审书面审理原则、诉讼费严格由败诉者承担原则，等等，这些，对我们了解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也是不无帮助的。
在不平等条约，即以领事裁判权为前提之下的华洋诉讼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作为和平友好国际交往的保障，在以彼此尊重、平等互利为前提条件下的华洋诉讼将会持续下去。
注：
[1] 引自孙晓楼、赵颐年编著：《领事裁判权问题》（下），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66页。
[2][3][4] 吴昆吾著：《不平等条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 年版，第9～13、10—11、17—23页。
[5][9][10][14][18] 见张国福著：《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1～53、87、150页。当然，
整体的事实上的废除，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6][7] 见《通商条约章程成案汇编》卷二十六页六、二十六页九。
[8] 前者有本书第45 份民事判决书：“范树仁诉德商禅臣洋行”。按照文献上记载，中国废除对德国的领事裁判权是在1917
年（民国6年），但从此案看，当时才1916年。后者有第41份民事判决书：“奥人阿克第与法人麦兰等诉。”
[11][16]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50、544页。
[12] 参阅本书第三部分，即刑事判决书部分。
[13]
如在《李陶孙与美商经理崔炳臣等因货款纠葛一案判决书》中，直隶高等审判厅民三庭就宣称：“本案系查照司法部音电，本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前未结之案，以单独制行之，合并声明。”
[15]
1915年由法律编查会在《现行刑律》民事及历年大理院判例的基础上编成第四编亲属、第五编继承。1921年，北洋政府的修订法律馆全面编纂民法典，至1926年各编陆续完成。但该法典始终未能正式颁行。见前引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史》，第545页。
[17] 参阅本书第17页，第159页，第222页，第238页等各案。
[ 《《华洋诉讼判决录》与中国近代社会(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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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商天津电车公司与孙恩元因赔偿损害一案判决书”中，当比商公司代理人宣称：“孙二庆（孙恩元之子）自己赶抓电车，以致坠落被轧身死，是其致死之原因。由于自己之过失，公司已出葬埋费三十元。原判更令负担抚恤费一百元，虽为数不多，然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颇难办理”时，法院予以严正反驳：“孙二庆之被轧身死，虽由于自己之过失，然该车中之司机卖票等人，亦未免太不注意。……孙二庆虽属幼童，尚无十分能力，然以后之希望甚大，岂仅一棺木费三十元即足为抚恤之资耶？至谓抚恤费太重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颇难办理，查人命至重，岂能任其常有！即令以后遇有此事，亦应从优议恤，以重生命而保公安”（第24页）。
在《华洋诉讼判决录》中，类似这样以同情有道理之弱者的判决词为数并不少。从该判决录所收集的判决书、决定书来看，除极个别外，[20]其处理结果都可以说是比较公正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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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洋诉讼判决录》共收五十份民事判决书、十九份民事决定书，以及九份刑事判决书。在五十份民事判书中，除七份系因当事人上告大理院，由大理院发回重审的之外，其他四十三份，都是各县（主要是天津）地方审判厅为一审、直隶高等审判厅为二审的案件。在九份刑事判决书中，除一份系当事人上告大理院，由大理院发回重审的之外，其余八份也是直隶高等审判厅审结的案件。而十九份民事决定书，则都是由直隶高等裁判厅作出的。
认真阅读、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判决书或决定书，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个印象：
第一，当时的华洋诉讼，似乎主要涉及借贷、买卖、地产、商标、损害赔偿、侵占公司货款、伪造货币、伪造印章和文件、诈欺等财产方面，关于婚姻、家庭和继承等有关身份方面的诉讼判例在该判决录中一点也没有得到反映。如果不是《华洋诉讼判决录》不收这些领域的判例的话，那就表明当时华洋诉讼中关于婚姻、家庭、继承方面的案件很少，或几乎没有发生。[21]
第二，当时社会上人们的诉讼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这从本书中许多中方当事人积极主动地应答“官司”中可以看到。尤其是在许多案件中，中方当事人均是一审不服告到二审，二审不服告到三审，三审不服又上告，表明了当事人希望自己的纠纷能够得到公正解决的强烈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我们时常认为当时的中国人诉讼意识不强的传统观念。
第三，清末民初的审判衙门从总体上维护的是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包括对讼费也非常强调，确有“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色彩，但当时也有不收讼费的情况（第266页）。
只是这种“讼费援助申请”占的比例很小而已。
第四，当时的判决书是非常讲究逻辑推理，以及文章风格的。对控诉人的控诉理由，法院都是严格依据证据、法律、法理，层层分析，详细辩明，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最长的判决书（“日商加藤确治与索松瑞等因违约涉讼一案”）竟长达28页，共22000多字，
而最短的才十几行字。这种依照案件的内容来制作判决书的精神，对我们目前的司法审判工作，仍具有参考的价值。
第五，尊重当事人，注重调解，努力促使人们息讼，强调社会的安宁。这在该判决录中也有很多的反映（第159页、第222页等）。
第六，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虽然已经分开，但这种分开是不彻底的。比如，民事审判厅的许多推事就兼刑事审判厅的推事。尤其是在审理刑事案件“架利的姆等诈财及伪造货币未遂由大理院发回更审一案”时，由于难度较大，合议庭的全部人马（审判长推事吴荣＠①、推事李兆泰、高梦熊，书记官郭振铨）都是民庭的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司法审判事务的影响。
第七，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法律原则的实际运行状况，如一事不再理原则、上告审书面审理原则、诉讼费严格由败诉者承担原则，等等，这些，对我们了解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也是不无帮助的。
在不平等条约，即以领事裁判权为前提之下的华洋诉讼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作为和平友好国际交往的保障，在以彼此尊重、平等互利为前提条件下的华洋诉讼将会持续下去。
注：
[1] 引自孙晓楼、赵颐年编著：《领事裁判权问题》（下），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66页。
[2][3][4] 吴昆吾著：《不平等条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 年版，第9～13、10—11、17—23页。
[5][9][10][14][18] 见张国福著：《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1～53、87、150页。当然，
整体的事实上的废除，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6][7] 见《通商条约章程成案汇编》卷二十六页六、二十六页九。
[8] 前者有本书第45 份民事判决书：“范树仁诉德商禅臣洋行”。按照文献上记载，中国废除对德国的领事裁判权是在1917
年（民国6年），但从此案看，当时才1916年。后者有第41份民事判决书：“奥人阿克第与法人麦兰等诉。”
[11][16]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50、544页。
[12] 参阅本书第三部分，即刑事判决书部分。
[13]
如在《李陶孙与美商经理崔炳臣等因货款纠葛一案判决书》中，直隶高等审判厅民三庭就宣称：“本案系查照司法部音电，本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前未结之案，以单独制行之，合并声明。”
[15]
1915年由法律编查会在《现行刑律》民事及历年大理院判例的基础上编成第四编亲属、第五编继承。1921年，北洋政府的修订法律馆全面编纂民法典，至1926年各编陆续完成。但该法典始终未能正式颁行。见前引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史》，第545页。
[17] 参阅本书第17页，第159页，第222页，第238页等各案。
[ 《《华洋诉讼判决录》与中国近代社会(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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