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律渊源辨
"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此"。(22)
特别是在北魏中央职官体制中，始终保留着一种具有氏族部落联盟时代贵族元老会议性质的特殊机构，即前期的"八部大夫"、"八大人官"和后期的"八座"。这些机构由特别身份的贵族组成，居于国家政权的中枢位置，拥有重大国策的议事权和决定权。这在我国古代中央政权体制中是不多见的。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拓跋部落联盟时代的"八部大人制"。
鲜卑拓跋部族的"八部"体制，创始于部落联盟时代的献帝(拓跋邻)时期。献帝将"王室"直接统辖以外的"国人"分成七个部分，分别由其七个兄、弟统领，形成拓跋部族的"宗室八姓(部)"，(23)诸部之长称为"大人"。(24)宗室八部是拓跋部落联盟的主干力量，也是后来拓跋国家政权发展壮大的基础。拓跋政权入主中原之初，基于巩固政权和保持拓跋贵族特权的需要，在职官体制上采取了双轨制：一方面仿行中原汉族国家的政权结构，一方面继续保留着拓跋部传统的部落组织形式。《魏书·
官氏志》载：天兴二年(398年)"置八部大夫……等官。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魏书·
食货志》亦记："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此处的"八国"显然是沿袭过去八部的传统设置。当然，它已不再是氏族部落的划分，而是实行于拓跋部的依地域划分的政权机构，以区别于中原地区的州郡建制。八部"大夫"也只是借用了中原官制的名称，拓跋部仍习称其部大夫为部帅或"国部大人"；(25)其所辖拓跋部民则称国人或八部民。(26)可见，八国制及其部帅的设置，是拓跋部传统的八部大人制的延续。八部帅在朝廷"拟八座"，拥有执行八座职务的权力，是除皇族外最为显贵者，在拓跋贵族中居于特殊的地位。
随着汉族上层分子与胡族贵族的进一步合作，太宗明元帝于神瑞元年(414年)"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署三属官，总理万机，故世号八公云"；(27)又据《魏书·
长孙嵩传》："太宗即位，(嵩)与山阳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车门右，听理万机，故世号八公"。据此，八大人官与八部大夫是有区别的。八部大夫的本职是拓跋部的部落帅，只能由拓跋贵族担任；而八大人官则包括汉族上层人士，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朝廷中枢。八大人官(八公)的称谓显然渊源于拓跋部古老的八部大人制；但八公之号又是沿袭魏晋旧制。(28)故八大人官的设置，既适应了民族融合的时代潮流，也反映了传统习俗对行政立法顽强的影响。
"八座"本非胡制。据《晋书·
职官志》载，其制始于东汉，以尚书令、仆射及六曹尚书合称"八座"，魏晋南朝因之。北魏前期似有沿袭八座制度之意，故此才有"置八部大夫……，以拟八座"之举。但由于胡汉杂揉造成行政立法上的混乱和滞后，尚书台等机构时兴时弃，八座之制迟至孝文帝改革时才得以确立。孝文帝厉行改革，任用原南朝世族王肃主持行政立法，依魏晋南朝之法改定官制，创立了"九品三十级"的职官品级制度；(29)同时，又按中原汉族王朝的模式改革了封爵之制，力图廓清北魏行政法制中原始部落残余的影响，标志着北魏前期的双轨制向单一体制的转轨。然而，改制的推行却面临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在新的政权体制下继续保持拓跋亲贵的特权地位。鉴于过去的八部大夫、八公议事等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现实的社会环境，北魏统治者选择了烙有中原汉制标记的八座之制。此项设施可谓一举三得：一是符合仿行汉制的改革潮流；二是通过扩大八座的职权，保持了过去八部大夫、八公议事的权力及拓跋贵族在国家政权中的特权地位；三是借八座之"壳"，行承袭拓跋贵族议事制的内涵，满足了拓跋贵族在心理上对部落时代元老民主议事制的依恋和怀旧之情。因此，北魏的"八座"，远非魏晋时期的八座可以比拟。它对重大国策拥有广泛的议事权和决定权。稽诸《魏书》，北魏八座的议事范围包括议封爵赏赐，议重大经济政策，议官员任免，议刑律，议礼乐，议迁徙移民，议南伐战争与换俘等事项。
由此可见，在北魏行政法制中长期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原始军事民主遗存。从八部大夫、八公议事到八座，实际上都带有贵族元老会商议事的形式和特质，与部落时代的八部大人议事制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它们典型地反映了拓跋部族传统习俗对北魏法制根深蒂固的渗透和影响。拓跋鲜卑的民族习惯为北魏法制的重要渊源之一，此乃一项有力的例证。
此外，北魏朝廷设有与中央司法官廷尉和都官尚书(隋唐刑部尚书前身)并列的"三都(内都、中都、外都)大官"，通常由皇子皇孙、王侯勋贵担任，执掌"听狱察诉"，凡"论刑者，部主具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30)这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所没有的。早期的三都大官是在胡汉分治的体制下设置的，主要负责审理拓跋部民之间的辞讼。其司法活动具有部落首领处理其部民纠纷的传统特色。据有的学者考证，(31)三都大官同时设置6人，在品秩和行使职权上没有高低之分，颇有部落元老民主议事之遗风；在审讯时"不加捶楚"；(32)且大多数能做到"鞫狱称平"，(33)
"号为公正"。(34)由这些身份独特而地位显赫的司法官"坐朝堂，平断刑狱"(35)，正是北魏司法保留过去拓跋鲜卑部落首领"坐王庭决辞讼"(36)，处理部落成员纠纷和罪错遗俗的反映。
随着北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日益巩固，民族融合进一步形成，三都大官的部落制色彩逐渐淡化。汉族官员开始跻身三都大官之列，标志着北魏前期胡汉分治的司法体制，逐步向以拓跋皇帝为首的胡汉联合统治下的单一司法体制转轨。至孝文帝改制时，于太和十五年(491年)废除三都大官，以 《北魏律渊源辨(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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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北魏中央职官体制中，始终保留着一种具有氏族部落联盟时代贵族元老会议性质的特殊机构，即前期的"八部大夫"、"八大人官"和后期的"八座"。这些机构由特别身份的贵族组成，居于国家政权的中枢位置，拥有重大国策的议事权和决定权。这在我国古代中央政权体制中是不多见的。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拓跋部落联盟时代的"八部大人制"。
鲜卑拓跋部族的"八部"体制，创始于部落联盟时代的献帝(拓跋邻)时期。献帝将"王室"直接统辖以外的"国人"分成七个部分，分别由其七个兄、弟统领，形成拓跋部族的"宗室八姓(部)"，(23)诸部之长称为"大人"。(24)宗室八部是拓跋部落联盟的主干力量，也是后来拓跋国家政权发展壮大的基础。拓跋政权入主中原之初，基于巩固政权和保持拓跋贵族特权的需要，在职官体制上采取了双轨制：一方面仿行中原汉族国家的政权结构，一方面继续保留着拓跋部传统的部落组织形式。《魏书·
官氏志》载：天兴二年(398年)"置八部大夫……等官。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魏书·
食货志》亦记："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此处的"八国"显然是沿袭过去八部的传统设置。当然，它已不再是氏族部落的划分，而是实行于拓跋部的依地域划分的政权机构，以区别于中原地区的州郡建制。八部"大夫"也只是借用了中原官制的名称，拓跋部仍习称其部大夫为部帅或"国部大人"；(25)其所辖拓跋部民则称国人或八部民。(26)可见，八国制及其部帅的设置，是拓跋部传统的八部大人制的延续。八部帅在朝廷"拟八座"，拥有执行八座职务的权力，是除皇族外最为显贵者，在拓跋贵族中居于特殊的地位。
随着汉族上层分子与胡族贵族的进一步合作，太宗明元帝于神瑞元年(414年)"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署三属官，总理万机，故世号八公云"；(27)又据《魏书·
长孙嵩传》："太宗即位，(嵩)与山阳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车门右，听理万机，故世号八公"。据此，八大人官与八部大夫是有区别的。八部大夫的本职是拓跋部的部落帅，只能由拓跋贵族担任；而八大人官则包括汉族上层人士，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朝廷中枢。八大人官(八公)的称谓显然渊源于拓跋部古老的八部大人制；但八公之号又是沿袭魏晋旧制。(28)故八大人官的设置，既适应了民族融合的时代潮流，也反映了传统习俗对行政立法顽强的影响。
"八座"本非胡制。据《晋书·
职官志》载，其制始于东汉，以尚书令、仆射及六曹尚书合称"八座"，魏晋南朝因之。北魏前期似有沿袭八座制度之意，故此才有"置八部大夫……，以拟八座"之举。但由于胡汉杂揉造成行政立法上的混乱和滞后，尚书台等机构时兴时弃，八座之制迟至孝文帝改革时才得以确立。孝文帝厉行改革，任用原南朝世族王肃主持行政立法，依魏晋南朝之法改定官制，创立了"九品三十级"的职官品级制度；(29)同时，又按中原汉族王朝的模式改革了封爵之制，力图廓清北魏行政法制中原始部落残余的影响，标志着北魏前期的双轨制向单一体制的转轨。然而，改制的推行却面临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在新的政权体制下继续保持拓跋亲贵的特权地位。鉴于过去的八部大夫、八公议事等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现实的社会环境，北魏统治者选择了烙有中原汉制标记的八座之制。此项设施可谓一举三得：一是符合仿行汉制的改革潮流；二是通过扩大八座的职权，保持了过去八部大夫、八公议事的权力及拓跋贵族在国家政权中的特权地位；三是借八座之"壳"，行承袭拓跋贵族议事制的内涵，满足了拓跋贵族在心理上对部落时代元老民主议事制的依恋和怀旧之情。因此，北魏的"八座"，远非魏晋时期的八座可以比拟。它对重大国策拥有广泛的议事权和决定权。稽诸《魏书》，北魏八座的议事范围包括议封爵赏赐，议重大经济政策，议官员任免，议刑律，议礼乐，议迁徙移民，议南伐战争与换俘等事项。
由此可见，在北魏行政法制中长期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原始军事民主遗存。从八部大夫、八公议事到八座，实际上都带有贵族元老会商议事的形式和特质，与部落时代的八部大人议事制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它们典型地反映了拓跋部族传统习俗对北魏法制根深蒂固的渗透和影响。拓跋鲜卑的民族习惯为北魏法制的重要渊源之一，此乃一项有力的例证。
此外，北魏朝廷设有与中央司法官廷尉和都官尚书(隋唐刑部尚书前身)并列的"三都(内都、中都、外都)大官"，通常由皇子皇孙、王侯勋贵担任，执掌"听狱察诉"，凡"论刑者，部主具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30)这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所没有的。早期的三都大官是在胡汉分治的体制下设置的，主要负责审理拓跋部民之间的辞讼。其司法活动具有部落首领处理其部民纠纷的传统特色。据有的学者考证，(31)三都大官同时设置6人，在品秩和行使职权上没有高低之分，颇有部落元老民主议事之遗风；在审讯时"不加捶楚"；(32)且大多数能做到"鞫狱称平"，(33)
"号为公正"。(34)由这些身份独特而地位显赫的司法官"坐朝堂，平断刑狱"(35)，正是北魏司法保留过去拓跋鲜卑部落首领"坐王庭决辞讼"(36)，处理部落成员纠纷和罪错遗俗的反映。
随着北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日益巩固，民族融合进一步形成，三都大官的部落制色彩逐渐淡化。汉族官员开始跻身三都大官之列，标志着北魏前期胡汉分治的司法体制，逐步向以拓跋皇帝为首的胡汉联合统治下的单一司法体制转轨。至孝文帝改制时，于太和十五年(491年)废除三都大官，以 《北魏律渊源辨(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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