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产”入宪与“原罪”赦免

一方面，政府需要坚定地进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退出某些领域的不合理管制，放弃某些权力，用复杂的制度设计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范围及运行规则，这才是政府解决民间企业家“原罪”问题的根本之策，而不是仅仅“赦免”的问题。
而对于“特权企业家”而言，比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及其民营企业“嘉阳集团”，其累积的巨额财富，并不是在受到不合理的法律制度的束缚，在受到政策的歧视，在受到不公正的行政执法待遇背景下获得的，而恰恰是依靠黑社会手段打、砸、抢、诈、欺获得的，依靠对权力的收买官商勾结获得的，依靠对法律的公然蔑视和违背而获得的。对这类“特权”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不管是他们最初起家时靠暴力手段获得的“第一桶金”，还是用“第一桶金”中的收入投放到权力市场中获得的更多桶的黄金，都具有非正义性质，不会由于第二桶、第三桶及至第N桶金远离了“第一桶金”而具有了合理存在的理由，不光要清算第N桶金的罪恶，更要清算“第一桶金”的罪恶；不光要惩罚其现罪行，更要追究其“原罪”。
有人提出了奇怪的论调，民营企业有“原罪”感，所以他们不敢发展，害怕追溯，害怕出头，甚至将资产转移到国外，是对生产力的破坏，对经济发展不利，所以对他们的原罪要一律“赦免”。诚然，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备，离不开私营经济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旧制度和旧法律冲击，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逐步完善起来，对所有性质的经济成分一视同仁，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待遇成为民营企业家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将对私有财产与其它财产加以平等保护的内容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最重要部分提出，堪称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最重要的宪法成果。但是，对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并不等同于对特权企业家侵吞国家财产，掠夺大众财富犯罪行为的宽恕，对这些罪行的赦免，就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背叛。2月13、14日连续播出的山东省某县农机公司，武汉冠生园食品厂的案例，生动说明了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是如何流失，成为所谓民营企业家原始积累的组成部分。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事实，是对全部“赦免”说的有力回击。

裴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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