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综合执法现状及反思

        文章标题：城管综合执法现状及反思
不论对于执法者，还是行政相对人，“暴力”都不该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在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暴力的强制手段，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剥夺公民财产的行为，永远应该受到最严格的限制，并依宪法和法律而行，依司法程序而行。与此同时，对已经形成共识并正在探索实践的制度创新，不宜轻率否定、随意抛弃，更不能指靠多用强制手段来支撑旧格局。
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以下简称城管执法）产生的历史背景
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的几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最大、经济最为平稳、快速发展的几年，随着经济的高速运转，城镇化的步伐也日益加快。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规模急剧增大，城市流动人口急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城市管理中出现的矛盾也愈来愈多，越来越繁杂。然而，由于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的滞后，加之各行政机关“为己争利”的思想，致使城市管理过程中“七八顶大盖帽围着一个破草帽”等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或执法空档现象屡见不鲜，各部门“分兵把守，各管一摊”的行政管理体制已显得力不从心。为了解决城市管理执法中存在的上述难题，国家根据行政处罚法及其它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原则，部署实施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综合执法改革。
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现状
城市管理执法改革后，以前存在的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执法空档现象有了明显改观，但是，由于执法权力相对集中，矛盾也就相应集中，主要反映在城管执法依据不足、城管执法手段单一、城管执法程序不严、城管执法暴力倾向严重、城管执法责任脱节、城管执法经费匮乏、城管执法队伍不强、执法理念滞后、执法环境不佳等等问题。以上种种矛盾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城管执法者与行政管理相对人暴力冲突不断、城管执法者随意扣押相对人财物、“砸摊子”、“抢车子”等粗暴、野蛮执法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些都造成了城管执法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紧张，大大损害了公民的利益和政府的形象，同时也制约了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
然而，我们所见到了上述现象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后，综合执法机构的职能、责任发生了横向转移，但由于原有机关的工作人员、编制、经费和其他职能并未随之转移，这就导致了城管执法机构获得的权力、人员编制和经费是有限的，而管理职责和义务却是无限的，由于缺少必要的强制手段和防护装备，城管执法人员既没有人身安全保障，也缺乏执法权威，以致出现北京城管执法人员李志强被小贩剌死这样极端的案例。尽管城管执法的现状不容乐观，问题又并非简单的只言片语可以厘清，但社会舆论往往同情弱者，因此，对城管执法过程中不当行为的无情指责、各种争执的演变就成为了“最弱势群体”与“最委屈执法者”之间的“恩怨”纠缠。面对城管执法中的上述“两难”局面，政府相关人物和部门、城管执法人员是不是应该有所反思呢？
三、对城管执法现状的几点反思
㈠更新城市管理理念
城市管理者应当顺应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摒弃“一刀切”、“简单化”的管理理念，实行分类指导、分类管理。比如针对小商小贩，可以根据不同的城市功能区域进行分类管理，设定不同层级的限制进行管理，比如分为禁止区、限制经营区和开放区，让管理相对人在张弛有度的制度框架内自由选择，而不是让这些“弱势群体”为政府的“管理缺位”而埋单。事实上，很多国际化的大都市如纽约、伦敦、巴黎等城市中，街头的小摊、小贩和流浪者都作为一种独特的风景在城市的缝隙中生存，而不是被完全推出城市，因为管理者没有这样的权力，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㈡反省执法目标
在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暴力的强制手段，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剥夺公民财产的行为（如城管执法中动辄就没收工具、扣押财物等），永远应该受到最严格的限制，并依宪法和法律而行，依司法程序而行。应当明确，城管执法的目的不是与其他部门争利，更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为了使城市的运行更为流畅，使城市生活的人能够感觉更加和谐；不是以暴力将小摊小贩赶出城市，而是更加“善意”地进行管理，使管理者乐于按政府制定的规则活动。因为一个法治政府如果允许它的执法者可以随意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此尤指财产权），那么这样的执法行为不但不符合法治精神，而且与法治政府的目标也会越来越远。
㈢创新执法机制
现行的城管执法机构，其职能都继受于其他部门，且缺乏法律保障，因而显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影响了执法效果，解决此问题必须创新执法机制。如原有执法机构的有些职能多由综合执法机构行使更便利、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就应彻底交由城管执法机构。并且在职权转移的同时也应考虑到编制、人员的转移，否则就会导致机构的膨胀，从而加重社会的负担，这也与综合执法机构的建立初衷相悖。同时，还应重视执法部门之间的协调与衔接。比如城管执法遇到暴力抗法时，可与公安部门进行“联动式执法”。当然，机制创新的 《城管综合执法现状及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