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近代中韩法制变革
>原本源于西方世界，由西方列强制定的国际关系惯例、游戏规则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终于找到了一席之地，国际法已经成为中国外交人员的处事指南，这不能不使古老、自成体系的中华法系第一次抹上了如此之多的外来法色彩，从法律制度而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它表明全球意识在中国法系中得以体现，从而中国古老文明在国门洞开同时被迫接受了西方列强以国际法的法律权威在中国确立的条约秩序。
从属地管辖到被告主义—治外法权与内国法律制度的解体
1840年鸦片战争不仅迫使清帝国打开了大门，而且英国藉不平等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这对以《大清律例》为主导的清朝法律体系的打击是决定性的，并导致内国法律制度的最终解体。
1843年清廷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其中规定：“英人华民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次年中美《望厦条约》将领事裁判权由通商五口岸扩大到各港口，并进一步扩大到在华境内外人之间的诉讼。其规定“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中国民人由中国地方官捉拿审讯，照中国例治罪；合众国民人由领事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合众国民人在中国各港口，自因财产涉讼，由本国领事等官讯明办理；若合众国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另外，法国、日本、德国等均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了这种外侨不受居留国法律属地管辖的非法特权。从法律角度来看，其主要内容是：
1．中外混合案件，如外国人为民事诉讼的原告，中国人为被告，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审判；反之，如外国人为被告，中国人为原告，则由有关外国领事法庭按其本国法律审判，这就是所谓“被告主义”。
2．外国人单纯案件，如英国人和英国人涉讼，完全由英国领事法庭审理，中国无权过问。
3．外国人混合案件，情况比较复杂，一般也适用“被告主义”，如原被告双方所属的国家同样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归被告所属国家的领事裁判；如被告所属的国家在中国不享有领事裁判权，则由中国法庭审理。(19)
除了领事裁判权之外，租界会审公廨制度同样对清朝的法律制度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这是于租界制度框架内较领事裁判权具有更多司法权限的一种制度，它确立于1858年的《天津条约》。1864年在上海租界正式设立中外联合审判机构—会审公廨，其名义上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官共同办理各类民事、刑事案件，实际上则由外国领事控制审判活动。凡发生在租界内的案件，即使中国人为被告，也由会审公廨审理。这样，外国领事官在获得“领事裁判权”之外，又获得了对中国人的司法管辖权，造成了在华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中国人反而受外国人管辖的事。
根据国际公法之国家主权原则，主权国家享有对本国境内的一切人和事物以及对境外的本国人实行管辖的权利，即属地优越权和属人有越权。因此，外国人处于所在国的属地优越权之下，受所在国管辖；同时又处于国籍国的属人优越权之下，受国籍国管辖，即受所在国和国籍国的双重管辖，而领事裁判权和会审公廨制度不仅违反了这一原则，而且导致了内国法律体系的崩溃，使其走向半殖民地化。
清末修律与中华法系的解体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近代史上前几次败于英、法相比，这次结果对当时人们可谓震聋发聩。痛定思痛之下，有部分知识分子认识到日本是因明治维新全盘学习西方的政治、社会、法律等理论而强大的，是以彻底的西化击垮了只学西方技艺、拒绝西方制度的中国的。因此，从1895年直到20世纪初西学的输入就不再停留于张之洞《劝学篇》中所谓的西艺部分，而将触角伸向“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西政”中去了，林林总总的西学思想通过日本的渠道大量流入中国。这一时期的西学表现出两大特点，即“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文”（20）和“以政学为先，次以艺学”。（21）之所以选择日文西书引进，主要在于求速求快，所谓“人耕我获，天下便利莫过于此”。（22）根据熊月之先生的统计，1896年至1911年15年中，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至少1014种，“以1902年至1904年为例，3年共译西书533种，其中英文书89种，占全国译书总数的16％；德文24种，占4％；法文17种，占3％；日文321种，占总数的60％。从译书的学科来看，社会科学比重加大”。“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3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的61％。同期翻译自然科学112种，应用科学56种分别占总数的21％、11％”。（23）
作为该时期西学输入重要内容的西方法学著作被大量翻译，而且已不再局限于国际法的范畴，更扩大到西方的民法典、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金粟斋的《日本宪法义解》、《法学通论》，群学社的《法兰西宪法》，开明书局的《普通选举法》、《法学门径》，文明书局的《美国民政考》，上海通社的《日本行政法》，政法学报社的《法学通论》、《新法律字典》，湖北法政编辑社的《战时国际法》、《民法总则》、《刑事诉讼法》、《刑法各论》，丙午社的《民法财产》、《民法总则》、《刑事诉讼法》、《刑法各论》，东亚报社的《美国宪法》，上海译书局的《民法通义》，出洋学生编辑所的《各国国民公私权考》，商务印书馆的《法意》等法学书籍。（24）
19世纪70、80 年代，与中国民族资本日益发展相适应，在法学思潮上出现了改变传统法律“礼刑交融”、“刑民不分”的要求，主张引进西方的商法和民法，制定保护本国利权的商法，并提出了废除刑讯、革新旧法的要求。这一思潮与大量法学著作流入的结合，使全面学习西方的思想得到了深化。同时，西方列强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强迫清政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韩法制变革(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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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地管辖到被告主义—治外法权与内国法律制度的解体
1840年鸦片战争不仅迫使清帝国打开了大门，而且英国藉不平等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这对以《大清律例》为主导的清朝法律体系的打击是决定性的，并导致内国法律制度的最终解体。
1843年清廷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其中规定：“英人华民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次年中美《望厦条约》将领事裁判权由通商五口岸扩大到各港口，并进一步扩大到在华境内外人之间的诉讼。其规定“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中国民人由中国地方官捉拿审讯，照中国例治罪；合众国民人由领事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合众国民人在中国各港口，自因财产涉讼，由本国领事等官讯明办理；若合众国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另外，法国、日本、德国等均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了这种外侨不受居留国法律属地管辖的非法特权。从法律角度来看，其主要内容是：
1．中外混合案件，如外国人为民事诉讼的原告，中国人为被告，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审判；反之，如外国人为被告，中国人为原告，则由有关外国领事法庭按其本国法律审判，这就是所谓“被告主义”。
2．外国人单纯案件，如英国人和英国人涉讼，完全由英国领事法庭审理，中国无权过问。
3．外国人混合案件，情况比较复杂，一般也适用“被告主义”，如原被告双方所属的国家同样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归被告所属国家的领事裁判；如被告所属的国家在中国不享有领事裁判权，则由中国法庭审理。(19)
除了领事裁判权之外，租界会审公廨制度同样对清朝的法律制度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这是于租界制度框架内较领事裁判权具有更多司法权限的一种制度，它确立于1858年的《天津条约》。1864年在上海租界正式设立中外联合审判机构—会审公廨，其名义上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官共同办理各类民事、刑事案件，实际上则由外国领事控制审判活动。凡发生在租界内的案件，即使中国人为被告，也由会审公廨审理。这样，外国领事官在获得“领事裁判权”之外，又获得了对中国人的司法管辖权，造成了在华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中国人反而受外国人管辖的事。
根据国际公法之国家主权原则，主权国家享有对本国境内的一切人和事物以及对境外的本国人实行管辖的权利，即属地优越权和属人有越权。因此，外国人处于所在国的属地优越权之下，受所在国管辖；同时又处于国籍国的属人优越权之下，受国籍国管辖，即受所在国和国籍国的双重管辖，而领事裁判权和会审公廨制度不仅违反了这一原则，而且导致了内国法律体系的崩溃，使其走向半殖民地化。
清末修律与中华法系的解体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近代史上前几次败于英、法相比，这次结果对当时人们可谓震聋发聩。痛定思痛之下，有部分知识分子认识到日本是因明治维新全盘学习西方的政治、社会、法律等理论而强大的，是以彻底的西化击垮了只学西方技艺、拒绝西方制度的中国的。因此，从1895年直到20世纪初西学的输入就不再停留于张之洞《劝学篇》中所谓的西艺部分，而将触角伸向“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西政”中去了，林林总总的西学思想通过日本的渠道大量流入中国。这一时期的西学表现出两大特点，即“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文”（20）和“以政学为先，次以艺学”。（21）之所以选择日文西书引进，主要在于求速求快，所谓“人耕我获，天下便利莫过于此”。（22）根据熊月之先生的统计，1896年至1911年15年中，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至少1014种，“以1902年至1904年为例，3年共译西书533种，其中英文书89种，占全国译书总数的16％；德文24种，占4％；法文17种，占3％；日文321种，占总数的60％。从译书的学科来看，社会科学比重加大”。“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3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的61％。同期翻译自然科学112种，应用科学56种分别占总数的21％、11％”。（23）
作为该时期西学输入重要内容的西方法学著作被大量翻译，而且已不再局限于国际法的范畴，更扩大到西方的民法典、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金粟斋的《日本宪法义解》、《法学通论》，群学社的《法兰西宪法》，开明书局的《普通选举法》、《法学门径》，文明书局的《美国民政考》，上海通社的《日本行政法》，政法学报社的《法学通论》、《新法律字典》，湖北法政编辑社的《战时国际法》、《民法总则》、《刑事诉讼法》、《刑法各论》，丙午社的《民法财产》、《民法总则》、《刑事诉讼法》、《刑法各论》，东亚报社的《美国宪法》，上海译书局的《民法通义》，出洋学生编辑所的《各国国民公私权考》，商务印书馆的《法意》等法学书籍。（24）
19世纪70、80 年代，与中国民族资本日益发展相适应，在法学思潮上出现了改变传统法律“礼刑交融”、“刑民不分”的要求，主张引进西方的商法和民法，制定保护本国利权的商法，并提出了废除刑讯、革新旧法的要求。这一思潮与大量法学著作流入的结合，使全面学习西方的思想得到了深化。同时，西方列强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强迫清政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韩法制变革(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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