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与文明同行？

能预防天花，使人类在抵挡传染病的过程中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但牛痘接种在英国的推广并不顺利，遭到医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反对。9年后，牛痘疫苗乘着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正值广东地区发生天花流行，牛痘术在两广地区推广，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让远在英伦半岛的贞纳羡慕不已。        迟至19世纪末，对于传染病的病原学和疫苗的研究在法国的巴斯德和德国的科赫实验室内才开始有所突破，医学界开始认同微生物在疾病中所起的作用，并把这一观点应用到治疗中，使人类看到了医学是可以对付急性和恶性传染病的发展前景。医生真正能够自信地对抗传染病和细菌病毒类疾病，是在磺胺类药的发明和广泛使用，1940年青霉素成功地运用于临床治疗球菌感染后，人们找到了应对梅毒、结核病的“魔弹”，医学在对付急性传染性疾病方面才真正显得卓有成效。        公共卫生拯救了人类        1750年左右，鼠疫在欧洲大陆灭绝，其真正的原因有二，一是褐鼠的大量出现，将导致并传播黑死病的黑线硕鼠赶出了城市；二是卫生检疫制度的建立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出现。        1377年，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拉古萨共和国首先规定，所有被疑为鼠疫传染者，必须在距离城市和海港相当距离的指定场所，同时是在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环境里停留至30天才准入境，后延长至40天，称为四旬斋（Quarantenaria），即为今天的海港检疫。1383年，法国马赛正式设立海港检疫站。1863年在中国通商口岸成立海关医务所，由传教医生担当海关医务官，负责对港口进出的船只作传染病和流行病的检查，开始中国的海关检疫制度。        从11世纪，欧洲教会专设隔离院收容麻疯病人和黑死病人，患者或被安顿在城外指定的地方，实行隔离。这一收容隔离机构逐步演化为疗养和治疗场所，是“医院”的雏形。        欧洲各国政府在对付这场灾难时担当了重要作用，市政府规定：所有有传染嫌疑的房屋，要通风和熏蒸，室内家具必须在日光中曝晒消毒，有传染可能的衣服与被单等全部焚烧。18世纪欧洲许多城市如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相继通过卫生法令，遮盖污浊的流水，修筑街道，添置待灯，改良下水道。        1854年在一场霍乱爆发之后，英国医生约翰斯诺将曾患过霍乱的人的居住地在地图上标出，然后挨家挨户拜访，了解患者的生活细节和行为特征，最终发现水是传播的媒介，通过政府的行为在自来水厂控制水源，从而阻止霍乱的继续感染。这方法以“斯诺地图”命名，证实流行病学研究是可以在阻止传染病方面带来积极效应，为现代流行病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95年在中国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以介绍19世纪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医学卫生为主，其中“预防疾疫”一节介绍了英国所施行的卫生管理和监督制度，如“昔者英人随路倾倒秽水，不问其能流出否也，今则各城市俱于地上砌成阴沟沟，秽水皆可流出。又设一法，务使各户居民俱饮洁清之水”。该书在晚清政府和宫廷中普遍受到青睐，光绪和慈禧都曾阅读此书。1911年东三省突发鼠疫大流行，清廷最后选派曾留学英国，在巴斯德研究所和科赫研究所进修过的伍连德博士出任全权总医官，领导东北防疫工作。伍连德在东北所采用的主要防疫手段就是划分疫区和非疫区，阻隔瘟疫继续传染，消毒、焚烧死尸等，成功扑灭鼠疫，被国际社会誉为“鼠疫斗士”，而现代公共卫生预防观念和措施在晚清政府的任命下开始在中国境内实行。        疾病可能是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方式所导致的这种意识，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通过人们的共同觉悟和实践经验普遍传播开来。由政府立法和管理的公共卫生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实施，向民众普及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改善城市规划，倡导良好的生活方式，流行病预防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由国家管理医学知识和技术，提高医生的地位和待遇，医生成为受尊敬的职业，担负起国家的公共卫生责任。        尊重生命 尊重自然        有史以来，人类就一直在应付不断涌现的各种各样瘟疫和疾病，除了医药和卫生措施，还有一个生理层面上的应对。        医学专家和历史学家都发现一个事实：人对疾病的抵抗力与免疫力的大小与疾病的升降起伏有关，而疾病本身也有一个适应环境和抵抗药物的应激机制。        人类曾经为抗生素奇迹般地控制结核病和梅毒的蔓延而欢欣鼓舞，认为没有人类对付不了的疾病，但20世纪以来，流行病再次以各种形态挑战人类的智力和机体，1918年导致全世界2000余万人口死亡的“流感”是早为人类熟知的疾病，但是当它以一种新病毒形态亮相时，医学就变得措手不及了。今天，梅毒又在世界范围内卷土重来，甚至更为严重。        医学史家以为，每一种病原体都各有其独特的、与病害史相平行的历史，由于细菌和病毒的演变，疾病便出现反复起落，有时会广泛流行，有时会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甚至永远消失。HIV病毒的发现者法国医学家就认为艾滋病病毒也许就蛰伏了千百年，直到它终于在现代文明的刺激下，才舒腰展臂，露出狰狞面目。        文明科学的进步，使人类可以借用各种技术对付疾病，技术手段进化了，病毒病菌也在进化。不仅如此，现代的手段和方式反过来又帮助和加速疾病的传染和扩散。当科学家开始用全球

协作的方法对付疫病时，病原菌也全球化了。那么疾病究竟是随着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进化而进化，还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而被不断削弱呢？        同样的事实是，历史上有相当多的传染病是不治而愈的，麻疯病到最后来就不再具有传染性了。而人类的机体在每一次感染后，会自动产生抗体，抵挡类似疾病的再次侵扰。在机体与疾病间此消彼长的无数次较量中，人类将自己的生命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为生命机体构筑了一个持续向上攀升的平台，生命在与疾病的对抗中进化。这是个自然完善的过程。        早在公元前4世纪，医学先哲希波克拉底就已认识到疾病是一个自然过程，机体有自然治愈力，他认为医生的作用是帮病人恢复自身的自然能力，应对疾病，完成身体内部的自然平衡。        人与自然，生命与死亡是永恒的哲学话题，随着人类文明和科学的进展而演绎出无数的解释。但尊重生命，尊重自然却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那么，这场SARS意味着什么？流行病与文明是同行的吗？            

《流行病与文明同行？(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