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田文昌”辩护——从“刘涌之死”说起

就是“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另一部分人民认为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不应该成为判案的根据，提出意见，这同样是“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不管是“哪一部分的八路”，都是有天然合理的理由“谋其政”的。附带再说一个简单的常识：不在其位便不能“行”其政作为一个规则，仅在区分国家机关权限的时候是正确的。而“不在其位便无权谋其政”，国家大事只能够由“肉食者谋之”的观念，本是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里的一种文化法西斯。“我是风”极其错误的把这句话用来指责14位“人民”，而且是“绝不能在一起尚未终审的案件中，向具体办案的司法机关指手划脚！”更而且的是：“（法学家）颇有些不安分守己摆不正自身位置的滑稽”等等，让我们在这些文字之间嗅到了文化法西斯的尸臭之“风”。
四、如果说，没有参加庭审也没有审阅控辨双方的证据，便无权发表意见，那么，我倒想问问“我是风”：哪些成千上万的对二审判决发出“质疑”的人民都参加过庭审或者审阅过控辩双方的证据吗？按你的逻辑，他们也没有权利发出“质疑”吗？？再换一个问题问“我是风”先生：您看到过法学家们的《意见书》吗？参加过那次专家论证会吗？你认识哪些法学家吗？如果不是，你又凭什么写你这篇《专家该归何处？》呢？其实，道理很简单：首先，从来没有看过足球的人，也可以对国家足球队的队员说“千万别踢乌龙球啊！”之类的话。其次，不论是谁，都有合法发表自己意见和观点的宪法性权利，而不论发表这观点是哪一个公民。言论自由，是你有我有大家有的宝贝。正如我现在最想对“我是风”说的，是这样一句带着顶级正当性的话：“我坚决反对你所说的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这话的权利！”
回答完上面的问题以外，我还想就这文章中所存在的另外一个顶顶严重的大问题再多罗嗦几句。英国有个鼎鼎大名的法学家，名叫梅因，在公元1861年，说过这样一句话：“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句话换成我们中国的大白话，就是说：在落后的社会，身份是最重要的；而在先进的社会，契约是最重要的。比如目下的中国社会，大家都认为当官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官职就是高级身份，就能说了算，制度和规矩都可以利用官职来强奸或者利用之。推而广之，爹说了算儿子说的不算，因为他爹是高级身份；专家说了算而田大律师说了不算，因为专家是高级身份；官员说了算而草民说了不算，因为草民是最低级的身份。前一个身份压倒后一个身份，好象大鱼吃小鱼；后一个身份只能服从前一个身份，好象小鱼被大鱼吃都是“天经地义”。只要你是个中国人，你就必须按照你的身份讲话，要不然，你就是妖怪！而在“我是风”的文章里，便充满了这种“身份主义”的高贵又腐朽的气息。如果，咱们虽然都和“我是风”长着不同的脑袋，却都把同样的“身份主义”装在里面的话，我真的想象不出来，我们中国社会如何才能继续的大踏步的进步下去？
我为“我是风”那种貌似正义的“宪法盲”们感到悲哀，为宪政意识和主人翁意识的泯灭而悲哀，更为法学家的无声无息或者不敢站出来自我论证与辩白而悲愤。
我想说：我尊敬的法学家们，“站直了、别趴下！”
我更想对那些成千上万的人民说：刘涌死了，“田文昌”不能死！！！
我的辩护意见暂时就说到这里……
（我随时准备着就上面的辩护意见进行若干回合的继续辩论）

公元2004年1月18日 星期日
上帝休息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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