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报告
，“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合作医疗模式缺乏可持续性。
⑸组织管理难度大，管理成本偏高。
调查中了解到，不少人对药价偏高、报销目录的限制表示不满，还有一些农民因担心报销手续繁琐对合作医疗望而却步。尽管镇安县有关部门在简化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审批手续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推行了“直通车”式报销方式。但从保障资金安全的角度，仍有许多监督管理环节必不可少。像“分段按比例报销”或者“单病种定额补助”的操作流程都不可能太简单，管理难度可想而知。前面提到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实际上该县将合作医疗政策汇编成册的“工具书”就达四、五本之多。要全面理解准确把握这些政策精神也属不易，县乡两级经办人员组织了多次培训。县成立“镇安县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和“镇安县农村合作医疗经办中心”，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副科级建制，正式编制6人，全额预算。可见在管理上付出了极大精力。
宣传动员、组织管理都需要付出成本，而较高的成本必然会影响到合作医疗的效率和持久性。问题还在于，如果政府部门的“成本意识”不强，甚至完全不计成本，则可持续性和长期后果堪忧。
四、政策反思与建议
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需要在政府职能、市场机制与公民权利之间寻求平衡
镇安县提出合作医疗试点的初期目标被概括成“农民得实惠，政府增威信，试点出经验，卫生事业得发展机遇。”这就表明，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构过程中其关注点不一样，至少是有差异的。当然，从理论上、总体上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广大农民提供健康保障，解决弱势群体贫困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政府、医疗机构和农民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具体分析起来，农民最关注的是“实惠”，是要尽量少掏钱看好病；政府需要“政绩”，“增威信”和“出经验”生动地表达了政府的诉求；“卫生事业得发展机遇”则反映了医疗机构的呼声，“发展机遇”意味着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而这些都来自于“新型合作医疗”。既然不同主体的目标有差异，也就是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构过程中存在着政府、医疗机构和农民的三方博弈。
正在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完全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拨款或“财政转移支付”构成合作医疗资金的大部分，可以说资金来源主要是“计划经济”方式。但另一部分面向农民的筹款方式却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上类同于商业保险模式，“谁投资、谁受益”。这种“计划”与“市场”的矛盾、“政府”与“市场”的矛盾无法回避。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设计中，县上的“管委会”是由政府（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医疗机构代表组成，“三方博弈”中最重要的一方——农民则在管理、监督中缺位。负责具体实施的“农村合作医疗技术委员会”和“管委会报销办”更直接设在县医院。某种意义上，县级医疗机构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里又面临着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的矛盾。理所当然，保障农民健康是政府的责任，救死扶伤是医疗机构的本职。然而，在贫困地区，在“财政包干”、自负盈亏的背景下，医院要生存要发展实属不易。医疗机构面向的是市场，市场机制就要追求利润。难怪合作医疗伊始医疗机构都争相要成为“定点医院”，而有群众则怀疑“定点医院”看病的药费比“外边”要贵。镇安县提出了“农民自控、医疗机构自律、人大政协监督、社会反馈监督”的思路，但农民如何做到“自控”？医疗机构如何能够有效“自律”？如何防止新的“垄断”现象？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三方博弈”中两方联合、一方缺位，合作医疗的主人——农民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这样的制度设计不能说是合理的。基本思路是，应当在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和公民权利（农民健康）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⑵几点政策建议
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构和制度设计本文不拟作深入讨论。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当十分注重农民的参与，切实尊重农民的意愿，变“高”的参与率为“深”的参与度。包括从政策设计、具体实施、筹资与监督管理各个环节都应当体现参与性和公开性。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发展不同模式的农村合作医疗。不宜搞“一刀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重点应当及时由“保大病”调整为“预防保健为主”。一方面国家加大对农村卫生防疫、健康教育，尤其是农村医疗卫生知识普及的投资力度。另方面合作医疗资金使用方向着重放在社区能够治疗、不需住院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杜绝“小病拖大”、“大病等死”。
——变“大病统筹”为在贫困山区农村实行普遍的“大病救助”。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负责，并可吸收民间捐赠。管理上须与“合作医疗”完全分开。“大病救助”不同于目前已经实行的“农村特困医疗救助”，覆盖面应当更广些。建议由政府扶贫开发部门或民政部门负责，另设专项基金。
——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当与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同步进行，重点在农村现有医疗资源的重新整合。体制上强化村级卫生室和社区医生的功能，相应弱化乡镇卫生院。可考虑将乡镇卫生院医生全部转为包村的社区医生，农民对社区医生有选择权，同时鼓励有资质的民间医生私人医生参与社区医疗保健市场竞争。
——采取措施进一步平抑农村药价。在县一级医院推行医药分开，扶持建设平价药房。鼓励发掘和发展中草药、针灸等民间医疗方法，大幅降低医疗成本。
核心是：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健康的投资，投资方向应直接投资于人。
《贫困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报告(第2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97341.html
⑸组织管理难度大，管理成本偏高。
调查中了解到，不少人对药价偏高、报销目录的限制表示不满，还有一些农民因担心报销手续繁琐对合作医疗望而却步。尽管镇安县有关部门在简化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审批手续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推行了“直通车”式报销方式。但从保障资金安全的角度，仍有许多监督管理环节必不可少。像“分段按比例报销”或者“单病种定额补助”的操作流程都不可能太简单，管理难度可想而知。前面提到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实际上该县将合作医疗政策汇编成册的“工具书”就达四、五本之多。要全面理解准确把握这些政策精神也属不易，县乡两级经办人员组织了多次培训。县成立“镇安县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和“镇安县农村合作医疗经办中心”，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副科级建制，正式编制6人，全额预算。可见在管理上付出了极大精力。
宣传动员、组织管理都需要付出成本，而较高的成本必然会影响到合作医疗的效率和持久性。问题还在于，如果政府部门的“成本意识”不强，甚至完全不计成本，则可持续性和长期后果堪忧。
四、政策反思与建议
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需要在政府职能、市场机制与公民权利之间寻求平衡
镇安县提出合作医疗试点的初期目标被概括成“农民得实惠，政府增威信，试点出经验，卫生事业得发展机遇。”这就表明，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构过程中其关注点不一样，至少是有差异的。当然，从理论上、总体上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广大农民提供健康保障，解决弱势群体贫困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政府、医疗机构和农民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具体分析起来，农民最关注的是“实惠”，是要尽量少掏钱看好病；政府需要“政绩”，“增威信”和“出经验”生动地表达了政府的诉求；“卫生事业得发展机遇”则反映了医疗机构的呼声，“发展机遇”意味着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而这些都来自于“新型合作医疗”。既然不同主体的目标有差异，也就是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构过程中存在着政府、医疗机构和农民的三方博弈。
正在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完全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拨款或“财政转移支付”构成合作医疗资金的大部分，可以说资金来源主要是“计划经济”方式。但另一部分面向农民的筹款方式却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上类同于商业保险模式，“谁投资、谁受益”。这种“计划”与“市场”的矛盾、“政府”与“市场”的矛盾无法回避。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设计中，县上的“管委会”是由政府（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医疗机构代表组成，“三方博弈”中最重要的一方——农民则在管理、监督中缺位。负责具体实施的“农村合作医疗技术委员会”和“管委会报销办”更直接设在县医院。某种意义上，县级医疗机构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里又面临着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的矛盾。理所当然，保障农民健康是政府的责任，救死扶伤是医疗机构的本职。然而，在贫困地区，在“财政包干”、自负盈亏的背景下，医院要生存要发展实属不易。医疗机构面向的是市场，市场机制就要追求利润。难怪合作医疗伊始医疗机构都争相要成为“定点医院”，而有群众则怀疑“定点医院”看病的药费比“外边”要贵。镇安县提出了“农民自控、医疗机构自律、人大政协监督、社会反馈监督”的思路，但农民如何做到“自控”？医疗机构如何能够有效“自律”？如何防止新的“垄断”现象？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三方博弈”中两方联合、一方缺位，合作医疗的主人——农民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这样的制度设计不能说是合理的。基本思路是，应当在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和公民权利（农民健康）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⑵几点政策建议
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构和制度设计本文不拟作深入讨论。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当十分注重农民的参与，切实尊重农民的意愿，变“高”的参与率为“深”的参与度。包括从政策设计、具体实施、筹资与监督管理各个环节都应当体现参与性和公开性。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发展不同模式的农村合作医疗。不宜搞“一刀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重点应当及时由“保大病”调整为“预防保健为主”。一方面国家加大对农村卫生防疫、健康教育，尤其是农村医疗卫生知识普及的投资力度。另方面合作医疗资金使用方向着重放在社区能够治疗、不需住院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杜绝“小病拖大”、“大病等死”。
——变“大病统筹”为在贫困山区农村实行普遍的“大病救助”。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负责，并可吸收民间捐赠。管理上须与“合作医疗”完全分开。“大病救助”不同于目前已经实行的“农村特困医疗救助”，覆盖面应当更广些。建议由政府扶贫开发部门或民政部门负责，另设专项基金。
——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当与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同步进行，重点在农村现有医疗资源的重新整合。体制上强化村级卫生室和社区医生的功能，相应弱化乡镇卫生院。可考虑将乡镇卫生院医生全部转为包村的社区医生，农民对社区医生有选择权，同时鼓励有资质的民间医生私人医生参与社区医疗保健市场竞争。
——采取措施进一步平抑农村药价。在县一级医院推行医药分开，扶持建设平价药房。鼓励发掘和发展中草药、针灸等民间医疗方法，大幅降低医疗成本。
核心是：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健康的投资，投资方向应直接投资于人。
《贫困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报告(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