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报告

一、调查背景与方法贫困山区农民普遍面临“看病难”的问题。一方面医疗卫生资源愈来愈集中于城市，地处偏远的农民看病（主要指大病或疑难病）不方便；更主要的，贫困农民普遍无力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往往有病不看，小病拖大，“大病等死”；与此同时，由于贫困，也由于缺乏健康知识和自我保健意识，他们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困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陷入恶性循环。医疗保障的缺失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发展的严重阻碍。在此背景下，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要求，要“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为探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究竟如何建构，受福特基金会资助，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课题组，对陕西南部秦巴山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合作医疗试点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商洛市镇安县位于秦岭南麓中段，全县总面积3477平方公里，“九山半水半分田”。总人口29.3万，其中农业人口25万。至今农民人均年收入仅1426元。全县有25个乡镇，421个行政村。除县医院、县中医院、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等5个县级医疗卫生单位外，有镇中心卫生院11个，乡镇卫生院14个。全县有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1265人，其中村级卫生技术人员457人。镇安县是陕西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首批三个试点县之一，另两县分别为延安市洛川县和咸阳市彬县。我们的调查点选择在镇安县的结子乡和回龙镇，后期又增加了距离县城更偏远的余师乡
课题组分别于2006年10月、2006年3月、8月、11月、2006年1月、3月共6次赴该县展开深入的实地调查。调查对象包括村民、村干部、乡村医生、乡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站等部门和县卫生局干部。课题组在县、乡、村召开专题座谈会共11次。共入户230余户，访问近千人次，其中对83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并作了详细口述记录。除围绕合作医疗展开调查外，我们还就贫困山区农民基本健康需求及社区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在项目村进行了参与式需求评估（PRA）。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
调查表明，由政府主导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受到农民审慎的欢迎，产生了积极效应。
⑴首先，从中央到省、市、县都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表明了政府的态度，即政府应当对公共卫生和农民健康承担责任。而这一点在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都是不够明确的。卫生健康服务被称为“公共产品”，然而实际上农村居民的医疗费用一直主要是由个人自己负担。有学者指出，“1979年以后，政府就基本上放弃了对农民医疗保健的责任”（张德元，2006）。那么，以2006年10月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并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为标志，意味着这种状况开始有了根本的转变。
⑵突破了资金来源的“瓶颈”。农村医疗卫生和健康保障受到制约最根本的还是资金不足问题。根据2006年1月国家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镇安县实行的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来源为“三个十”，即中央财政为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每年补助10元，地方财政也补助10元，其中省、市、县政府分别拿出4元、3元、3元，农民自己交纳10元。在这“三个十”的政策中，政府补贴毕竟占了大头。除农民交纳和县财政配套资金外，镇安县每年可从中央、省市财政得到391万元左右的合作医疗专项资金。对于这个全县地方财政年总收入仅3895万元的贫困县而言，这笔钱无疑是雪中送炭。
⑶部分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后的2006年上半年，镇安县医院2006年农民住院人数比往年同期成倍增加，其中1—3月份收住入院的农村癌症患者人数比2006—2006三年住院癌症病人总数还多5人，仅由此就可以看出贫困山区农民对医疗保障需求的迫切性。至2006年6月底该县70000余农民第一次享受“报销”了医疗费用，其中住院患者2000余人，合作医疗开始运行的前三个月统计，735名住院患者人均报销医药费用949.8元，个人最高报销金额达近8000元。部分农民从合作医疗中开始受益，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⑷摸索出一套比较切合实际的管理经验，如“单病种定额包干补助”办法以及就诊审核报销程序等。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式实施之前，镇安县卫生局抽调20余人历时两个多月，深入全县30多个乡镇以上的医疗卫生单位，对从2000年起的三年来县乡两级医疗机构6500余人次的农民住院情况逐一进行了摸排统计和汇总分析，包括住院病种，人次，用药，最高最低和平均费用等。得出的全县农民疾病谱以及平均住院费用等基础资料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今后的农村医疗卫生体制进一步改革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在管理上，他们实行大病统筹基金与家庭医疗账户相结合。家庭医疗账户基金以乡镇为单位管理，每月报账一次，每户花完自己的家庭医疗账户资金为止；大病统筹基金实行以县为单位的封闭式管理，“筹钱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用钱，用钱的不见钱”，千方百计堵塞漏洞保障资金安全。他们重点推行了“单病种定额包干补助”办法，力求“农民自控、医院自律、基本无审批”的“直通车”报销方式。相继出台了《镇安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管理办法》、《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用药目录》、《农村合作医疗住院病种目录及单病种定额包干补助标准》、《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定点医疗机构管理细则》、《农村合作医疗家庭医疗账户基金管理细则》、《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单病种入、出院标准》等一系列配套文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操作系统。不仅使该县的合作医疗有章可循，公开透明，也为其他贫困地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参考。
⑸农村县乡一级医疗卫生机构有望得到加强。在镇安县我们看到，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际上医疗卫生部门的积极性远高于农民的积极性。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和县、乡镇医院都把新型合作医疗的推行看作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一“发展机遇”意味着政府所属医疗卫生部门可能是新型合作医疗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农村公办医疗卫生部门的受益与农民受益并不冲突。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构成覆盖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然而三级网络的基础部分十分薄弱。长期以来，无论硬件软件建设，乡镇一级卫生院实在欠账太多。籍合作医疗试点适当强化县乡医疗机构尤其乡镇卫生院建设，是完全应当的，也是对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严重不均的现象向合理化方向的一点纠正。
三、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⑴农民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处于被动地位，“参与率”高而“参与度”低。
镇安县全县总人口29.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5万人。据统计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村居民达23万多人，参保比率超过90。然而我们在入户访问和小组座谈中感到，不少农民对待合作医疗实际持怀疑和观望态度。
作为一项“政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行是自上而下的。这里，政府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理所当然是运作主体，县乡两级公立医疗机构也是积极主动的，农民则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被宣传、被动员、被要求……始终被动的农民似乎不知道自己应当是合作医疗的主人和受益者。尽管通过行政手段获得较高甚至很高的“参与率”，（且不说有无“水分”），但实际上农民的“参与度”并不高，即内心的认可程度、信任和信心不足，热情不高。
⑵资金仍然不足，实际覆盖面偏小。
资金仍然不足、覆盖面过小也是影响农民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每人每年30元的医疗费用，的确不够一次感冒的花费。而总共30元医疗费中，农民能够自己支配（乡卫生院定点支配）的门诊费用只有8元，实际作用可想而知。合作医疗定位于“大病统筹”，即主要用于保大病。假定一次“大病”住院治疗的费用为3000元，就需要花去100个人全年的所有医药费，也就是说覆盖率仅为1/100左右。这种以保险业的原理和运作方式展开的合作医疗，对于仍处在贫困之中的农民吸引力十分有限。如果完全遵循“自愿”原则，往往可能出现“逆向选择”。实际在调查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种情况是家中没有病人就不愿参保，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交的那部分钱都用不回来”，更不用说享受国家补贴；另一种情况是家中有病人希望参保但没有钱参保，尽管每人只交十元似乎不多，但在农村家有常年病人的户往往是家徒四壁的特困户。
⑶仍是“富人看病”，穷人反而被排斥。
对于那些尚处在温饱线边缘徘徊的农民，不仅仅是无钱参加合作医疗的问题。即使已经参保，具体看病时还得先自己垫资然后部分报销。报销有“封顶线”，自己支付“门槛费”，还有“好药不能报”的限制，或者“分段按比例报销”，或者享受“单病种定额补助”。七算八算，患者自己需要承担的数额仍然不小。真正的穷人依然看不起病，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优越性即享受政府补贴的还是农村中相对较富裕的群体。这就形成了实际上的“扶富不扶穷”，这种结果显失公平，也有悖于合作医疗的初衷。
⑷“大病”“小病”难以兼顾，“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合作医疗模式缺乏可持续性。
资金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是优先用于“大病统筹”还是“预防为主”？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政府推行的合作医疗选择了前者，可能着眼于抓关键，急于打破贫——病恶性循环，希望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样做一定程度上起到鼓励“大病”的作用。由于覆盖面过低，实际结果很可能“大病”保不住，“小病”又没顾上，发展成更多的“大病”。从镇安的情况看，“大病”都是由“小病”——常见病、多发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拖出来的。因此我们认为

《贫困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