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一文臣：修史是我的墓志铭

　　明朝第一文臣：修史是我的墓志铭
　　
　　文/箜篌引
　　
　　失落
　　
　　洪武八年（1375年）金秋，朱元璋在京城西北的狮子山阅江楼大宴文臣。层林如染，长河似练，秋色澄明恰似早已尘埃落定的朱明政权，朱元璋自然心情大好。
　　
　　之所以宴文臣而非武臣，一是武臣情商低，太煞风景；二是诗酒酬唱，才子风流才是繁华盛世；三是唯有文臣才不会让他压力山大，这点至为重要。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最害怕的就是功臣尾大不掉，养痈成患。而文臣相对而言就安全多了。
　　
　　况且四个月前，亦武亦文、神机妙算的刘基（刘伯温）已驾鹤西去，朱元璋再无顾虑，便带着一帮文臣来到阅江楼尽兴。刘基的好友宋濂也在其中。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此时65岁，身份是侍讲学士。不过，他的处境有点尴尬。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中，刘基羁留京城，孤苦离世；高启也因文字狱于两年前被腰斩。昔日鼎足而立，今日鼎残难支，兔死狐悲的宋濂不免有点儿伤感。不过，伤感归伤感，却只能毕恭毕敬，万不能形于颜色。
　　
　　只是，朱元璋还要挑战他的心理防线，给他斟满了三杯醇酒。宋濂不善饮酒，皇帝很清楚；宋濂不能推辞，皇帝更清楚。清楚，还要劝酒，只能是朱元璋在玩心机：以娱乐的名义，敲打、压制宋老夫子。
　　
　　对宋濂来说，这是个鱼和熊掌的两难选择题。饮，有失尊严；不饮，有性命之虞。
　　
　　在尊严和生命间，宋濂选择了后者。此时，他年近古稀，早已阅尽沧桑，洞悉世情，不以进退为意，不以得失为念。唯一放不下的是家人，若以一己尊严换得一家老小的平安，何乐而不为？
　　
　　于是，宋濂醉态可掬。朱元璋看了很高兴，想不到道貌岸然的老宋头竞有此窘态！当即赋诗一首-《醉学士歌》，为宋濂立此存照： “宋生微饮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骤跄跄。”并要群臣酬唱应和，取乐耍子。
　　
　　酒场上的事，当不得真，但有文字掺合，便成了铁证。
　　
　　摘下五经师、赞善大夫和中顺大夫的面具，宋濂成了文学弄臣和跳梁小丑：他步履踉跄，醉眼婆娑，惹得众人哄堂大笑。其实，他未必真醉，或者即使醉酒，也不致失态如此。但皇帝要出他的丑，看他的笑话，他没有选择。
　　
　　这场戏是对宋濂演技的最大挑战，以前他是本色派，从今天起，他将是一个实力雄厚的演技派。
　　
　　关于这场酒宴，事后，宋濂也有文字作为呈堂证供。皇帝御赐诗歌，他自然要著文解说，也就详述了此事的来龙去脉。所著之文绮词丽句，词词感恩，句句戴德，絮叨如老妇，夸张似漫画，却掩不住一颗心的失落——那是对明君的幻灭，对自我的伤悼。
　　
　　韬晦
　　
　　宋濂活了7l岁，有58年生活在元朝。但他并未出仕，而是一直蜗居在龙门山做学问。他也不做遗民，五十多岁出山跟着朱元璋打拼天下，是明朝地地道道的纯臣。倒不是宋濂天生叛逆，或甘心做一个学者，而是历代文人都以立功为第一：治平天下。至于隐居立德、著书立言，则是不得已而为之了。
　　
　　元朝由于民族矛盾突出，汉族文人地位低下，参政的热情很受伤。元朝中后期好不容易恢复科举，却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僧多粥少。宋濂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都铩羽而归。
　　
　　不是他学问不好，他是个早慧型才子，九岁时就以《兰花篇》一鸣惊人，唬得乡里没人敢教他。那就自学吧，他研习儒释道各家经典，遍阅文章，后又游学于多位儒学大师门下，成为饱学之士。
　　
　　可惜，他时运不济。宋濂读书不拘一格，注重明经致用，并不拘泥于读死书、死读书，再加上元朝对汉文化认知的有限，难免有遗珠之憾。所以公元1340年，朱濂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依然没有考上。
　　
　　这次，宋濂是真的死心了。虽然他只有30岁，东山再起的机会还很多。但他审时度势，决定不在科举这一棵树上吊死：元朝江河日下，民不聊生，义军蜂起，江山很快就会易主。与其在这泥潭里挣扎，不如退而静观其变，待时而出，一身清爽地奔赴新朝。
　　
　　于是，龙门山便成了宋濂的首选。听晴雪堕松，看白云出岫，真个是神仙洞天，人间福地，在这里，是避乱，更是修身。有大臣听说他的文名，推荐他当翰林院编修。以布衣身份修史，这条件很优厚，但宋濂坚决拒绝了——既然决定了归隐，那就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苦。
　　
　　其实在龙门山，修道只是借口，著述才是真。宋濂多用寓言写作，以传奇笔法喻政治抱负，以春秋笔法抒微言大义，借古讽今，抨击时弊，或酣畅淋漓，或奇警有趣。与宋濂相映成趣的是，几年后，好友刘基也辞官隐居在家乡青田山中，埋头著述寓言集《郁离子》。人生中最黑暗的岁月，却是衍生寓言的沃土，真是奇迹。
　　
　　山中不知岁月，宋濂在龙门山一呆十几年，早已把自己磨砺成了一把寒光四射的宝剑，气冲斗牛，以致让野心勃勃的朱元璋心动不已。
　　
　　其时，朱元璋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却没有丝毫懈怠，因为他早已不是朱重八那个沦落的农民僧人，他有一个更高远更阔大的蓝图：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建立自己的王朝。因此，他才会极力笼络民心：军队屯田，为农民减负；惩治身边的私自“酿酒者”，为自己立威。
　　
　　但民心是抽象的，得有具体的象征物才行。知识分子，就当仁不让地成了朱元璋的代言人。1 360年，以宋濂、刘基为首的浙西“四贤”被一一纳入朱元璋彀中。面对四个老夫子，32岁的朱元璋慰问道： “我为天下屈四先生。”
　　
　　这时仍是元朝的天下，朱元璋却喧宾夺主，俨然以皇帝自居，四贤不仅不反感，还感动得五体投地。这一年，宋濂已50岁，已是知天命之年。但什么能阻止一个成熟男人的顺势而为，尤其是当朱元璋以那样诚恳低调的姿态前来？
　　
　　蜜月
　　
　　这是一次经典的君臣遇合，虽然时间晚了点儿，但还来得及。
　　
　　四贤中，刘基任过浙江儒学副提举，另两人当过将军的幕僚，唯有宋濂从未仕元，一身清爽。
　　
　　朱元璋对宋濂和刘基最为倚重。但和谋臣刘基不同，宋濂被朱元璋定位为帝王师，先任儒学提举，实际上却是太子朱标的家庭教师，之后又担任史官，记录朱元璋的起居。
　　
　　尽管朱元璋顾盼自雄，踌躇满志地驾着战车奔跑在通向朱明王朝的康庄大道上，但中国仍处在四分五裂中，要称帝还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元王朝仍然死而不僵；比如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依然存在；比如从平民到皇帝需要提升素养……
　　
　　此刻，他迫切需要一个马车夫来掌握平衡，而这个马车夫，显然只有宋濂能胜任。宋濂是知名学者，胸怀古今，学富五车，道德文章无人能及。刘基虽然也是不错的人选，但他只适合做军师，而非帝王师。军师精于象纬术，而帝王师专攻帝王术。
　　
　　宋濂是资深儒生，推行的是儒家治国理念一一仁政。他给朱元璋的启蒙读物是南宋学者研究孔子《大学》的专著，要义不外正君心、肃宫闱、抑权幸……总之一句话，要将仁政进行到底。
　　
　　值得庆幸的是，朱元璋接受了这种理念，虽然有点儿勉强，时不时地还想偷窥一下别派的武功秘籍，比如他对《黄石公三略》就很感兴趣。但为了明王朝光明的未来，还是正襟危坐才是，何况宋濂以近乎迂腐的勇气和胆略及时制止了他，直至让他把儒术当作治国方针。
　　
　　治国方针既定，剩下的就是技术性问题。宋濂也不含糊，他制礼乐、定律历、敷文德、颂武功……夙兴夜寐，事必亲躬，是马前卒，唯朱元璋马首是瞻。
　　
　　1363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鄱阳湖，陈友谅兵败身死，朱元璋得降军五万余而不杀一人。宋濂推行的仁政术开花结果，他感动得为朱元璋大唱颂歌，称其为盛世仁君。洪武二年，宋濂等奉命修撰《元史》，书成后上表，将新朝比作初升的太阳。
　　
　　除了唱颂歌，宋濂还尽心淘人才。某些士人宁可归隐山林，也不愿改仕新朝，宋濂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写信劝阻：或开门见山推崇洪武礼遇，或声色俱厉斥其忘恩负义，或苦口婆心以苍生相胁……让那些归隐者惭愧得要死。
　　
　　宋濂的真心付出，朱元璋当然懂得。作为回报，他给了宋濂无上的荣光和尊宠：明朝开国文臣之首、连皇后都尊崇的太子之师、皇恩泽被子孙三代……这是宋濂和朱元璋君臣的蜜月期，君臣相得，其乐融融。不过，睿智如宋濂，他当然明白，短暂的激情燃烧之后，将会是灰烬一样苍白的日子。
　　
　　博弈
　　
　　只是，宋濂没有料到，朱元璋的审美疲劳会来得那么快。
　　
　　洪武三年，宋濂因一次早朝迟到，惹得朱元璋发飙，由翰林学士被降为编修。第二年，又因为没有及时向朱元璋上奏考祀孔子的礼仪，再次被贬谪为安远（今江西安远）知县。相当于从正部级一贬为厅级，再贬为处级。
　　
　　如果说第一次冲突是偶然，第二次则是必然。没及时上奏章只是借口，其真实原因是关于一道单项选择题的分歧：礼法到底该由谁制定？A.孔子，B.天子。宋濂选A，朱元璋选B。
　　
　　宋濂虽是帝王师，博古通今，却是老学究，认死理，也不看朱元璋脸色，只管将孔孟之道奉为圭臬。且他又开设百家讲坛，剖析历史，循循善诱为君之道。宋濂这厢诲人不倦，那厢早惹得朱元璋火起：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老宋头，给你点颜色还开染坊了！
　　
　　朱元璋的翻脸，看似突兀，其实早有迹可寻。
　　
　　洪武二年，南京钟山屡降甘露，朱元璋很高兴，让群臣赋诗颂之。一贯唱颂歌的宋濂却大唱反调，认为治国不在祥瑞而在仁政，又要给朱元璋上《春秋》课，令朱元璋扫兴至极。
　　
　　洪武四年，朱元璋逛御鹰房，让宋濂应制赋诗，宋濂以“自古不应玩物丧志”谏之。惹得朱元璋老大不痛快，无奈朱元璋只能自己找台阶下，说只是偶尔玩玩，别大惊小怪。哪知宋濂不给面子，还语重心长地说：那也要防微杜渐啊。赵让朱元璋很无语。
　　
　　其实一开始，朱元璋对宋濂并没有太多成见，宋濂的功劳毕竟有目共睹，虽然他迂腐耿直，但为了自己的帝国蓝图，朱元璋还能虚心纳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明王朝的一统江山，随着国家礼制文备的逐步完善，朱元璋的欲望开始无限膨胀起来。
　　
　　他是明帝国的缔造者，可以君临一切，所有臣民必须最大限度地忠诚于他，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否则，只有被当垃圾处理掉。危素是有污点的元朝旧臣，朱元璋冷处理，让他抑郁而死；夏伯启假清高，不愿为新朝效力，那就遣返处死；高启写文章犯忌，干脆一刀咔嚓掉……
　　
　　这种敲山震虎的把戏，朱元璋玩得得心应手，一时间，朝廷清静了许多。不过，恐吓这招对付别人行，对付宋濂，还得有高招。宋濂是孔孟信徒，文臣之首，那就对其祖师孟子下手。于是朱元璋撤去孟子在孔庙的配享，删编<孟子》，让宋濂老无所依。同时，又想着法儿捉弄宋濂，比如阅江楼劝酒，让他面子尽失，尊严全无，看他以后如何再敢为人师！
　　
　　对朱’元璋的小算盘，宋濂门儿清，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他宦海沉浮多年，自有一套生存术：现在，只能隐匿锋芒，继续唱颂歌。宋濂是重臣，有些事不能不表态，有些话不能不说，那就绵里藏针，以颂歌为糖衣，颂中有讽，以颂助谏：或避重就轻，寓贬于褒；或言之无物，虚与委蛇：或反话正说，庄极而谐。还要谨慎自律，低调忍辱：譬如应制之作不留底稿；譬如为避嫌，和好友刘基也不敢来往；譬如对朝廷机密不语人……
　　
　　刘基曾给6 4岁的宋濂画像： “步履坦坦不落朝班后，晨起戴星入国史馆，握笔写细字如青蝇头，日数千，且仆仆走承召命。”活脱脱一头忍辱负重的老黄牛。
　　
　　饶是如此，朱元璋也没有放松警惕，仍然对宋濂实行全天候360度无死角监控。一日早朝，朱元璋拿着密探的密报，当众盘问宋濂： “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好在此时，宋濂的道德修养帮了大忙，他老老实实回答，并无半点隐瞒。朱元璋一一印证之后，终于松了口气：对宋濂，他暂时可以放心了。
　　
　　宋濂和朱元璋的博弈，是文人和皇权的对抗。看似宋濂惨败，朱元璋胜出，但实际上却是三败俱伤：宋濂失去了自我，朱元璋失去了民心，国家失去了向心力。一个最无厘头的时代开始了。
　　
　　结局
　　
　　洪武十年正月，宋濂光荣退休。这一年，他67岁。宦海沉浮，虽险象环生，但他步步为营，终于熬出了头，实属不易。
　　
　　退休前后，宋濂受到朱元璋的特别优待：赠封、赐宴、赐诗、赐百岁衣，嘘寒问暖，互道珍重，完全是一副挚友惜别图，看不出丝毫芥蒂。宋濂自然感恩，但他更明白，朱元璋这样做，不是对他感情深，很大程度上是秀给士人看的，这也是他最后的剩余价值。
　　
　　即使退休后，朱元璋的目光也从未离开过宋濂。
　　
　　宋濂的生活琐事诸如饮食起居、应酬交际甚至心情癖好都是公开的秘密，通过盘问其在朝为官的孙子宋慎，朱元璋了解得一清二楚。好在宋濂早料到这一招，他足不出户，两耳不闻窗外事，只避居一斗室修身养性，将退休生活低调到滴水不漏。连朱元璋也写诗赞叹： “休官终老尔惟全。”退休的官员中，只有宋濂你能保全晚节啊。
　　
　　然而没有人料到，这句话成了一个绝妙的反讽。
　　
　　洪武十三年正月初六，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处死，受到牵连的所谓胡党分子有15000多人。丞相再有能耐，但能在剽悍的朱元璋眼皮底下发展如此多党员，简直是天方夜谭！不是朱元璋弱智，而是他要以胡案为借口，排除异己，整肃官场。
　　
　　宋慎运气不好，也被视为胡党分子，还牵连到叔父，叔侄两人双双被杖杀狱中。之后，朱元璋终于按捺不住，撕破了竭力维护的温情面纱——将宋濂由老家押到南京，判了死罪。
　　
　　太子朱标和马皇后先后为宋濂求情，但朱元璋正欲借此立威，哪能轻易放手。最后还是马皇后要为宋濂吃斋，才让朱元璋回心转意，改死刑为流放，救了宋濂一命。
　　
　　宋濂和家人在流放路上整整走了一年。一年后，他死在夔州（今属重庆），没有到达流放地茂州。宋濂的死因众说纷纭，有说是病死的，有说是圆寂的，还有说是上吊自杀的……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代大儒就此殒落，明朝的天空就此黯淡了许多。
　　
　　朱元璋的作法，让许多士子齿寒。 《宋濂年谱》的作者就为其鸣不平： “鸟尽弓藏，古今一辙……今太祖竞于儒臣亦忍为之……有明一代，元气之伤，实滥觞于此矣！”
　　
　　这个结局自然很悲摧，不过，宋濂在自己的文集里，却只字未提，字里行间，更是寻不到一点蛛丝马迹，或许是为避祸，或许是已心死——“太祖之疑于先生久矣”，谁能抗得过命运？好在他有自己的《文集》，还有《元史》——这两部著作，将会还他一个迟到的公道，将他不能说、不敢说、或欲说还休的话，以另类的解码破译出来。
　　
　　修史
　　
　　洪武二年，朱元璋下诏纂修《元史》。宋濂是两位总裁之一。为前朝作史，一直是新朝的专利，为资鉴，更为立威。不过，大多数修史都需要时间积淀，等尘埃落定，史实澄明，再盖棺定论。像朱元璋这样心急火燎的，还真少见。
　　
　　他的用意很明显，当然不是为了资鉴，而是借修史来说明元灭明兴，都是天命所在，而他则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这个理由很荒唐，但唯其荒唐，宋濂才不敢以常理视之。
　　
　　《元史》有16人的班子，时间仓促，总共只用了331天。班子成员在史料阙如、史实不清的情况下，凭一种“大跃进”式的热情，就完成了皇皇巨著。这种急就章，死穴当然多多：多是文摘类文章，少有自己的观点；剪裁不当，取舍无方；体例不纯，多以三教九流入史……
　　
　　这种常识性缺点，地球人都懂的，大儒兼文豪的宋濂怎会不知？只能说他在装糊涂：这样的修史宗旨，这样仓促的时间，这样近乎玩笑的修史方式，都决定了这部史书被后世讥讽的命运，他也只能无为而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无为，给后人带来了惊喜：文摘类文章，正好保存了史实；剪裁不当，可看到被遮蔽的细节；体例不纯，正展现了元末的社会现实……而这些都指向一个结果：对朱元璋强权暴力的软性反抗——编纂《元史》如此随意，和鼓吹真命天子的旨意相映成趣。
　　
　　《宋学士文集》也有这种倾向。仕明前，宋濂是自由学者，写过很多流传后世的佳作；入明后，宋濂是文学侍从，也有不少作品，但除了颂歌，大多是些和文学不沾边的墓铭碑文。据统计，宋濂作文集854篇文章，除为僧人所作塔铭外，所撰墓铭多达1 72篇，约占总数的20%。
　　
　　一个视节操为生命、视文字为一切的人，竟反其道而行之，把时间都用在刀背上。不是宋濂荒唐，而是这个世界太古怪，把一个关注社稷民生的大儒，生生逼迫成了一个与鬼神对话的巫师。宋濂以黑色幽默诠释了他对这荒诞世界的认知和反抗。
　　
　　令人遗憾的是，洪武及有明一朝，这种逼迫从未断过：高启、方孝孺、李贽……各种各样的文字狱层出不穷，花样百出。从这个层面上说，修《元史》为元朝盖棺的宋濂，以墓铭碑文敷衍后半生的宋濂，本身就是一座墓志铭，它矗立在历史的天空，铭刻着有明一朝皇室与文人的微妙关系：生命可以被虐杀，文化可以被压制，但人性和文明永远不会屈服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