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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林翼是如何当好副职的


  胡林翼是如何当好副职的
  
  文/韩洪泉
  
  胡林翼(1812年~1861年),湖南益阳人,晚清重臣,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他在领导方法上独具风骚,连曾国藩也自叹不如。时人称赞:“世徒知曾、左之功,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盖胡公之学与才,实无逊于曾、左。”
  
  胡林翼家学渊源,科举顺利,1836年即考中一甲三名进士(即俗称的“探花”),比曾国藩还早了两年。1840年因江南乡试主考官舞弊案(当时他是副主考)受到降级处分,次年因父丧回籍守制,在家赋闲达5年之久。1846年至1854年在贵州任知府及道员,因镇压当地农民起义而声名鹊起。因此,湖广总督吴文镕于1854年初奏调他率数百黔勇经湖南赶往湖北金口,参加对太平军作战。当他于2月上旬兼程赶到金口时,吴已于黄州兵败自杀,胡林翼只好退踞岳阳。在他无所归依的时候,曾国藩向朝廷建议他留在湖南,并称赞他“胆识过人,才大心细,是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咸丰帝同意胡林翼率军随从曾国藩行动,从此曾胡携手。
  
  从1854年入湘开始,胡林翼在短短的7年间为湘军的发展和清朝的“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湘军中仅次于曾国藩的第二号人物。这7年中,曾、胡的紧密团结成为湘军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曾国藩治军甚严,对将领要求尤高,与罗泽南、多隆阿、鲍超等湘军将领,都曾有过摩擦和误解,其间多赖胡林翼曲意弥缝、好言劝慰,从而维护了湘军的团结局面。在处理与满人将领多隆阿的关系上,也可以看出此点。
  
  多隆阿是满州正白旗人,初随胜保与太平军北伐军作战,1855年领黑龙江马队到湖北助战,1859年调归官文、胡林翼指挥,不久以副都统衔帮办军务,因作战勇猛、屡败太平军而为曾国藩、胡林翼所器重。胡林翼称,入鄂领湘军作战诸将中以多隆阿、鲍超为最优,“多谋鲍勇”,“尤赞多之号令节制为不可及”。但多隆阿自恃出身和战功,极为轻视汉族将领,湘军诸将多与之不和。1859年曾、胡联兵图皖,多隆阿与鲍超等发生矛盾,互不服气。胡林翼设宴招待多、鲍二人,化解矛盾,以情理收复二人,又说服曾国藩起用资历较浅的多隆阿统帅前敌诸军。他清醒地看到,“春霆(按:指鲍超)酷好攻坚,颇有固执不化之慨,贵战贱谋,益裨将之勇,仍恐不足以当一路耳”,而多隆阿“临阵机智过人”,又是旗人,易为清廷信用。曾国藩虽然也欣赏多隆阿的作战勇敢,却反感他的骄傲自大,因此在湘军中多隆阿只肯听从胡林翼的指挥,对曾国藩却不大买账。胡林翼去世后,多隆阿于第二年夏统兵入陕防卫关中,与湘军分道扬镳。
  
  湘军水师中,彭玉麟、杨岳斌堪称双璧,但两人互不相容,关系闹得很僵。两人同归胡林翼指挥时,胡决心劝解他们和好。“乃致书杨公、彭公,请其会商要事。杨公先至,欢谈,而彭公至,杨公即欲出,文忠强止之,彭公见杨公在座,亦欲出,文忠又强止之,两人相对无语。文忠乃命设席,酌酒三斗,自捧一斗,跪而请曰:‘天下糜烂至此,实赖公等协力支撑,公等今自生隙,又何能佐治中兴之业耶?’因泣下沾襟。于是彭、杨二公皆相呼谓曰:‘吾辈负宫保矣!如再有参差,上无以对皇上,下无以对宫保。’遂和好如初。”
  
  人称胡林翼有“三如”:“爱才如命,杀人如麻,挥金如土”。他在处理湘军将领面临的现实困难时,不像曾国藩那样呆板,而是更有人情味儿,也更为实际。比如在对待“鲍超讨钱”一事上,曾、胡两人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鲍春霆提督在安徽告假回籍三月,曾相方在祁门,以檄促之。文忠则手书二十六封,令速返。春霆至望江,又禀请曾相借发二千金寄家,曾相斥之,谓时事孔亟,毋得迟迟其行,今且未立一功,而先谋家室,将何以服前敌军心?文忠闻其事,即自寄三千金赠之。春霆深感激,致死力焉。”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的父母年岁很大,兄弟两人在前方带兵打仗,“以不能归省为憾”,胡林翼“为迎养其父母,晨昏定省,如事父母。日发书致二李,二李皆感激,愿尽死力”。金国琛“以贫乞返”,胡“立馈千金”;鲍超的母亲生病,胡“时致参药”。对于湘军将领的生活困难,胡林翼都能“体其隐衷而匡其不逮,或家在数千里外,辄馈资用”,并且“具饷必丰,奖荐愈隆”,因此,湘军将领“感激其遇,而服其公,莫不乐为之用”。
  
  湘军建军之初,曾国藩就主张以血性忠义相凝聚、以道德礼义相砥砺,对于部属他是按照“文官不贪钱,武官不惧死”的标准来要求的。当部属思想上出现“不健康”苗头时,曾国藩侧重于以道理说服、以纪律打压,胡林翼则是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个人实际问题相结合”,使他们毫无后顾之忧地去作战。曾、胡的做法分别体现着带兵的两个原则:以法(礼)治军、以情带兵。我们不能说曾国藩的做法迂腐呆板,毕竟作为一军之帅,有必要维护全军的纪律和风气,而不能只靠小恩小惠去赢得部下对上级一人的感激涕零。然而只靠空洞的、硬邦邦的说教是无法解决部属的现实困难的,更谈不上解决思想问题了。胡林翼作为湘军的“二把手”,用他不同于曾国藩的处理方式巧妙地弥补了这个缺陷。当然,曾、胡并不是有所分工地一唱黑脸、一唱红脸,两人这种“配合”只是客观上的巧合。从主观上看,性情的不同决定了曾、胡处事方法的不同。
  
  难能可贵的是,胡林翼在湘军内部始终竭力维护曾国藩的统帅地位,确保了湘军集团的团结。曾国藩虽是湘军创始人,但长期得不到清廷信任。1854年清廷曾让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仅一个星期即收回成命,此后多年,再不肯赋予督抚实职。而胡林翼则成为湘军中继江忠源之后第二个位列封疆的大人物。胡林翼集湖北政、财、军大权于一身,曾国藩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鲍超等都隶属于他,使他在湘军内部俨然具备了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的条件。然而胡林翼始终把曾国藩推到湘军实际领袖的位置,在曾复出后不仅积极为其谋求职位而奔走,还把湘军主力部队交给曾国藩统率,自己则甘做副手。对此薛福成评价说:“公名位既与曾公并,且握兵响,所以事曾公弥谨,馈饷源源不绝。湖北既清,乃遣诸将还江西,受曾公节制,军势复大振。”
  
  胡林翼对于湘军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他不仅在曾国藩暂时退出一线的关键时刻顶了上去,维持了湘军的存在,促进了战局的扭转,难能可贵的是两人在治军思想、处事方法、性格特点等方面的互补,为湘军争取了特别顺畅的内外环境。曾、胡都是英杰,属于鲁迅所说的“猛人”范畴。两强相遇,通常的情形是互不相让、不肯居下,结果则是“一山不容二虎”,或者两虎相争而都不得善终,或者调走一虎留下一虎——“猛人”往往喜欢唱“独角戏”。其实,不论在专制制度下,还是民主制度下,领导体制中总需要有一个“一把手”,就像每个国家都需要有一个元首一样,而不论这个元首是实际上的还是名誉上的。有“一把手”就有“二把手”,有领导者就有被领导者,有指挥者就有办事者,这是自然的规律。互补比争执要好,宽容比霸气要好,在“猛人”“能人”聚集的团体中更是如此。“互相补台,好戏连台;互相拆台,一起垮台”,历史上这样的教训不在少数。从某种程度上说,“二把手”比“一把手”更难当,当“一把手”需要能力,当“二把手”除了能力之外,还需要宽广的襟怀、处事的艺术。古往今来那些“翻了船”的“二把手”,有的是不安于当“二把手”,但更多的是不善于当“二把手”。在湘军体系中,胡林翼这个“二把手”做得确实很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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