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之错

　　晁错之错
　　
　　云岭
　　
　　公元前155年底，新御史大夫晁错在汉景帝的支持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削藩运动。但削藩刚刚开始不久，吴、楚等七国联合起兵叛乱，举国震惊。于是，汉景帝“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晁错一生政绩不凡，且才华出众，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后人大都将他的死和当时另一位大思想家贾谊的英年早逝，并称为“西汉时期最悲剧的政治事件”，意在惋惜、同情他壮志未酬，含冤而死。
　　
　　可是，发生这样的悲剧，究竟是历史之错，还是晁错之错？
　　
　　与贾谊不同的是，晁错是法家出身。这很能让人想起因为变法而惨遭车裂酷刑的秦国商鞅，而事实上，晁错也的确很崇拜商鞅，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商鞅的“刑名之学”。据《史记》载，晁错曾跟随轵县人张恢学习申商之学，后因为过人的文学才华，担任太常寺（负责祭祀和教育的部门）中太常掌故一职。
　　
　　可以说，这是晁错一生仕途的开始，但更加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他开始命运之旅的机缘之地。
　　
　　焚书坑儒和连续多年的战争祸乱，使大秦王朝斯文扫地，许多优秀的传世之学几乎失传。以至于到西汉文帝时，偌大的天下，真正懂得经典之作《尚书》的仅剩下一位“济南伏生”。这实在让人痛心不已，可更为疾首的却是，当人们发现这位“故秦博士”时，他已经“年九十余”，根本无法再被征召入朝了。无奈之下，汉文帝只好令太常寺选派一位有才之士亲自到这位老先生家中去学习《尚书》。
　　
　　人生的发展，永远离不开机遇巧合的支持。身世并不出色，俸禄不到百石的小吏晁错被选派出这份令众人羡慕的“公差”，
　　
　　这次偶然的学习，着实让晁错受益匪浅，不仅使他今后奇货可居，更使他由简单的只治一经之说的学者，成功蜕变为—名学贯儒法的绝世奇才，像一颗璀璨的明星，迅速照亮了西汉文坛黑寂的天空！因此，他很快受到了文帝的赏识，先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太子的伴读）、门大夫（掌管远近表牒，协调内外），更“以其善辩得幸太子”，被大家称为“智囊”。
　　
　　晁错的精彩开始了。法家刚毅深刻的政治性格，加上儒家标榜仁德的教化方略，使这位太子的属官与一般的朝臣相比较，多了更加精准的政治眼光和感觉。因此，面对社会常态，他往往能看到隐藏在表象背后的问题与矛盾所在：
　　
　　当时，一部分朝廷大臣普遍认为太子不必专门学习治国“方术”，而晁错却一针见血地指出：“窃观上世之君，之所以不能保持政权，而被乱臣颠覆，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不懂得治国术数。”他说：“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即作为一位君主，他必须知道怎样统驭他的臣民，使群臣畏服，怎样听取下面的奏报，不受蒙骗；他必须懂得采用何种方法使百姓过得安康幸福，怎样使四海归一，没有叛乱；他还要使臣子忠孝，没有异心。总之，“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所以，他建议文帝，应该选择圣人之术中当今切实可用的，让太子学习掌握，并注重让太子经常就时事政略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可以锻炼他的治国能力。
　　
　　当时汉朝统治者治理国家主张无为而治，故晁错关于法家帝王之术的这番侃侃而淡，不容置疑成为点睛之笔，让汉文帝的眼睛亮了起来，不仅立即采纳此建议，而且拜晁错为太子家令，主管太子府的庶务工作。
　　
　　晁错是最幸运的大臣，相较与贾谊的仕途坎坷，他简直是一马平川。一次次智慧与才能的精彩亮相，使他愈加自信，而文帝及太子的器重与宠信，更是给他创造了澎湃激情的绝好舞台。在这肥沃的政治土壤里，他有着太多的思想要表达，太多的理想要实现二
　　
　　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对仕途的渴望，更主要的是一种大志向、大自信的表现，一种急切着要济世利民的热情以及一种伟大人生的自我实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因此，辅助太子的这一段时间，成了他思想创作的丰收期，被鲁迅先生评价为“西汉鸿文”的千古佳作《论守边劝农疏》与《论贵粟疏》即创作于此时。
　　
　　公元前169年，匈奴骑兵侵犯陇西地区，连续多年困扰汉朝统治者的匈奴问题再次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这时，晁错的《言兵事疏》放在了汉文帝面前，满腹经纶的他对比分析了汉、匈两圉的形势和实力后，总结历史上用兵的经验，提出联合少数民族共同对付匈奴的抗匈政策，并提议用“以一击十之术”，“兴数十万众，以诛数万之匈奴”。
　　
　　一个文绉绉的学士能够提出如此用兵策略，文帝大加赞赏。但将兵之事岂是这样简单？文帝虽然赞许，却并未打算付诸实施。于是，晁错又呈递了《言守边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疏》，建议用移民实边的方法替代轮番戍边的政策。晁错指出，秦时戍边政策之所以失败，首先在于他们强征内地军民轮流戍边，“一岁而更”，不仅容易造成军民水上不服，多无辜伤亡，而且对匈奴的虚实情况也不容易了解。“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秦之戍卒，不能服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其次，这种戍边政策太过严酷，赏罚不分：“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因此才会出现陈胜起义这样的事件。
　　
　　他分析说，匈奴的特点在于流动不定，“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所以，当有匈奴来犯时，“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一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下去，“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针对这样的情况，晁错认为：第一，采取赐爵、免税及赦罪的方法，招募内地百姓到边塞地区安家，从事长期生产，但前提是政府先给移民百姓提供衣、食、工具等，直到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为止；第二，建筑边防工事，并按照军事组织的方式编制移民，“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侯：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只有这样，边疆的防守才能得到真正巩固。
　　
　　读《言兵事疏》，还可以说是满纸书生意气的纸上谈兵，但面对《言守边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疏》，我们却不得不“奇其材”了。寥寥数十语，却句句如神来之笔，不仅紧扣眼前实际情况，切中要害，而且突破常规，独具匠心。因此，鲁迅评价说：“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深远。”后世的屯田政策就是晁错的这种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公元前155年，晁错的一道上疏再次引起了满朝的震动。晁错说：“早年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诸侯。发展到现在，光是齐、楚、吴三位诸侯王就拥有一百六十多座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严重威胁着中央集权。尤其是吴王刘濞，先前因为吴太子被皇上打死之事心怀怨恨，假说有病，不来朝见，按照律法本该处死。先帝不忍治罪，赐给几杖，恩德深厚。但吴王不但不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横放肆，不仅公然开铜山铸钱、煮海水熬盐，还招募天下亡命之徒，反叛之心已经非常明显。请皇上削其地，收其枝郡。”这道上疏一出，朝野里一片沸声。
　　
　　此时，汉文帝已经去世，景帝即位。晁错先被任命为内史，掌管京城长安的行政工作。两年后，即公元前155年又升任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似乎这一切都朝着晁错期待的方向发展。从职低位卑一步步到位高权重，晁错兴奋地感觉到自己离改革朝政、重整河山的梦想，又走近了一步。
　　
　　对大汉王朝，晁错有着说不出的热爱之情。他的志向，他的胸怀，已经与这个帝国的荣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是以，他的奋斗上进，他的积极向上，已不只是一般的渴望参决朝政和臣子简单的尽忠职守，更多的是真正地对这个王朝负责。他已经有意无意地担负起了这个重任。所以，他从来都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高度和角度在审视这个王朝的发展，以一种近乎苛求的态度，要求整个帝国要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丝毫不差地高速运转。
　　
　　不仅是匈奴问题，晁错敏锐的政治视觉告诉他，影响着大汉王朝繁荣稳定的另一个致命的问题则是日益膨胀的地方诸侯势力，这才是王朝真正的心腹之患。
　　
　　汉高祖刘邦建汉后，鉴于秦王朝短暂的二世而亡，除在京畿地区继续实行郡县制外，在中央政府的外围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诸侯作为巩固皇权的支柱。但出乎他意料的是，选择这样的政治体制，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却恰是一种倒退。正是这种既不同于邦国制，又不同于郡县制的“郡国制”，不仅没有给王朝带来稳定统一，反而导致了西汉初期的数起战乱。
　　
　　按照这种“郡国制”，各地诸侯王除了拥有自己的领土外，还有独立的政府、军队和经济收入，俨然是一个个有别于大汉王朝的独立王国。长此以往，随着王国实力的逐渐增大，必然产生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同姓不同心的危险局面。更严重的是，到汉景帝时期，这样的诸侯王国已发展到了二十多个。如果任由他们继续坐大，势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因此，针对这种脑体倒挂的危急现象，晁错果断地向汉景帝提出削藩——裁减地方诸侯国领地，收回封国权力，以加强中央皇权的集中与统一。
　　
　　事实上，对于诸侯国尾大不掉的危害，在晁错之前，英年早逝的贾谊就曾向汉文帝提醒过，并且他还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但以受到文帝及文武大臣的反对而作罢。
　　
　　晁错也不能幸免，他的《削藩策》一出，几乎所有的大臣都一致反对。他们认为，应该继续维持现有的状态，或者至少是再迟几年再慢慢削藩。况且，削藩极有可能造成诸侯叛乱，使天下陷于灾难之中，其后果是无法想象的。但晁错却不以为然，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既然迟早要反，为何不提前先下手为强，消除隐患？难道非要等到他们真的造反叛乱，才开始遏制？
　　
　　这份高瞻远瞩，不得不让汉景帝对晁错钦佩有加。尽管朝臣多不赞成，但最后汉景帝还是决定了实施晁错的建议——削藩，首先削夺吴、楚王各两个郡，赵王一个郡，胶西王六个郡。 但遗憾的是，从后世来看，晁错太过急切地实现王朝兴盛的政治理想，步子显然是迈得太大了，以致于没有人能够跟得上，甚至连他自己都开始颤抖了，这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隐患。当然，无论晁错的主张有多么利国为民，对于各个诸侯王来说，让他们放弃手中的既得利益，都是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
　　
　　正如晁错的“削亦反”，朝廷的削藩令一下，诸侯国便一片哗然。公元前154年正月，吴、楚两国率先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叛乱。同月，赵王、胶西王、胶东王、济南王和淄川王也纷纷起兵，组成七国联军，向京城杀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至此，不仅是晁错的个人命运，连整个大汉王朝的命运也受到了考验。
　　
　　事情发展到此，是晁错所没有预料到的。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汉景帝急忙一边调兵遣将作军事部署，一边找晁错商量对策。由于中央政府并没有事先做好准备，此时接连败退。晁错建议先割让两城给吴王刘濞，以拖延叛军，后又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做后方支援。这样的建议不错，但是由削藩的“总设计师”晁错提出来，却让汉景帝和其他大臣们无言以对，大为失望了。
　　
　　晁错还建议景帝应该追究袁盎预先知道吴王叛乱却隐瞒不报的罪过。袁盎知道后惊恐万分，急忙向汉景帝说：“吴楚叛乱，其实是有办法应付的。吴王铸钱煮盐不假，但他招募的却是一些无赖子弟或亡命之徒，根本不能成什么气候。他们之所以贸然造反，只是因为晁错擅自削藩危害了他们的利益。现在只要杀了晁错，归还各诸侯的土地，他们就会退兵了。”
　　
　　本就惊慌失措、方寸大乱的汉景帝犹豫了起来，想着步步进逼的叛军，他沉默了许久后说：“假如真如你所说，为了天下，我不会偏爱某一个人的。”虽然没有肯定，但实际上，汉景帝心里已经认同袁盎的看法，有牺牲晁错的打算了。
　　
　　十几天后，丞相陶青、廷尉张欧和中尉陈嘉联名弹劾晁错，指责他“亡臣子礼，大逆无道”，当“要（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汉景帝日：“可。”于是，忠心耿耿为汉家操劳的晁错就这样被“一刀两断”了。
　　
　　“罪魁祸首”晃错死了，可叛军真的会退兵吗？不会！答案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证明，晁错也的确是含冤而死。对此，当时任汉军校尉的邓公深有感触，他说：“吴王准备造反已经数十年了，所谓‘诛晁错，清君侧’不过是他找的借口罢了。相反，晁错为国家社稷的安定昌盛费尽了心血，现在却落得灭门的下场。恐怕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站出来为国家出谋划策了。”汉景帝听了以后，“默然良久”，叹气道：“公言善，吾亦恨之。”可惜人既已诛，再无回头之路了。
　　
　　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之后，汉景帝继续晁错的削藩政策，乘势收回诸侯王治理封国的权力，裁减各国领地，削弱他们的实力，为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创造了条件。
　　
　　因此，就削藩而言，晁错无疑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但他却终究因削藩而死，这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是他太忠心、太执着，还是因为他太“峭直刻深”？
　　
　　司马迁说：“晁错为国远虑，祸反其身。”班固也在《汉书》里说他：“锐于远虑，而不见身害。”恐怕全不尽然。从太子家令到御史大夫，晁错可以说是将削藩大业作为自己的一种政治理想为之奋斗，自己要落得什么样的结果，他是非常清楚的。当初他的父亲见他更改政令，得罪诸侯，特地从家乡颍川赶到京城来劝他：“皇上刚刚即位，你当权处理政务，削减诸侯力量，离间疏远人家的关系。现在大家都议论纷纷，对你满是怨恨，你到底为了什么？”晁错大义凛然地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不只如此，按说至少当他父亲为之饮药自尽后，他也应该有所反省，可是相反，他削藩的主张却更加执着。
　　
　　可见，并不是晁错“不见身害”，他其实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遗憾的是，前面的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却准备了“以身殉道”。诸侯真正的“削亦反”后，他没有临危不惧，不仅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对策，而且屡出昏招，无奈之下说出“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的话，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
　　
　　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