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死的邹元标”之死
“打不死的邹元标”之死
杨志刚
“割不尽的韭菜蔸，打不死的邹元标”，这两句民间谚语一般用来呵斥顽皮捣蛋、不听话的孩子。然而，这两句话的原意却是人们对明朝进士邹元标不畏廷杖，屡屡上谏的褒奖。
邹元标，字尔瞻，别号南皋，江西吉水人。
《明史·邹元标传》记载：“初，元标立朝，以方严见惮，晚节务为和易。”邹元标这种从初入仕途的“抗疏切谏”到晚年的“首进和衷之说”，正体现了一位政治家逐渐成熟的轨迹。
邹元标一生仕途坎坷，三起三落，其宦海沉浮，与明朝的两位皇帝——神宗朱翊钧、熹宗朱由校，两位女人——朱翊钧的母亲李太后、朱由校的保姆客夫人，两位权臣、宦官——张居正、魏忠贤，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联。
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26岁的邹元标举进士，授观政刑部。所谓“观政”，是指明朝考中进士的读书人在正式任官之前，被派往各衙门去实习，练习政务，期限一般定为三年，期满后再补京官。邹元标步人政坛之初，还在“观政”之时就上书弹劾朝廷首辅权臣张居正“夺情”。
还是观政刑部实习生的邹元标为什么会“抗疏切谏”，攻击当朝首辅张居正呢？说到这儿，我们先得了解一下张居正。应该说，张居正的“万历新政”是有贡献的，《明史》赞日：“江陵（张居正）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可是，张居正在“细节”问题上却犯有大错。
第一，把皇帝朱翊钧甩在一边。1572年，年仅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他的母亲李贵妃提拔宦官冯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俗称内相；提拔朱翊钧的老师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俗称外相。张居正也投挑报李，于万历元年秋力排众议，尊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又尊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这也是历史上仅有的一例两位皇太后并尊的现象。这样就形成了由李太后、张居正、冯宝组成的“铁三角”政治集团，从而拉开了万历新政的序幕。在这个“铁三角”政治集团中，没有皇帝朱翊钧的位置，朱翊钧吵闹着要亲政，而李太后明确表示：“三十岁前不提亲政之事，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渴望亲政的朱翊钧从此对张居正非常反感。
第二，与李太后关系暧昧，《明史》记载，张居正长得很帅，“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当时，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朝廷，二人的绯闻确实不少，且皇帝朱翊钧对这些绯闻坚信不疑。
第三，滥用权力。史称张居正是位权臣，所谓权臣，就是超越了内阁首辅的权力范围，大权独揽，使用了皇帝及其他大臣的权力-《明史·张居正传》记载：“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因此评价他说：“威柄之操，几于震主。”
张居正的这一系列错误，直接诱发了万历五年冬大批官吏弹劾他夺情的事件。所谓夺情，就是剥夺父子之情，不回去守孝，而留在朝廷继续为官。
万历五年秋，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父母去世，儿子必须守孝三年，当了官的也应辞官回家守孝，称为“丁忧”，当时，万历新政初见成效，张居正怎么肯离开朝廷半步？于是，在户部侍郎李幼孜“倡夺情议”中，李太后仍继续把张居正留在朝中。
张居正“夺情”，李太后欢心，朱翊钧无可奈何，朝中大臣愤怒。。翰林王锡爵、张位、赵志皋、吴中行、赵用贤、习孑L教、沈懋学，员外郎艾穆，更有主事沈思孝等纷纷据理力争，上疏劝谏，更有不少大臣正想借张居正“丁忧”之机，把他赶下台。可此时的李太后和张居正哪听得进大臣们的意见，竞使出了“杀手锏”，对劝谏大臣皆“廷杖八十”
明朝的廷杖十分残酷，人的尊严在杖下荡然无存，行杖时要脱掉裤子，杖打屁股。廷杖一般最多打四卜下，杖八十下，但会把人打得屁股开花，血肉横流，腿断骨折，甚至有杖死的危险。
张居正对劝谏大臣的打压和廷杖，张居正的为非作歹，暴戾横行，激起了邹元标的强烈愤慨，他马卜。蘸墨挥笔写下一篇疏谏，揣人怀中，直入宫廷。
邹元标在疏谏中指斥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白用太甚”，而“进贤未广”、“断刑太滥”、“言路未通”、“民隐未周”、“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材”却“又不可枚数矣”，这种人出任内阁首辅，难道“有利社稷耶？”又指出，张居正借口说皇上“崇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即去，前功尽隳”，难道“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除了张居正，“未可谓在世无人也？”张居正自比“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邹元标批驳张居正说：“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后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独自号于世日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把张居正骂得狗血喷头二
在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因劝谏张居正“夺情”而被打得血肉横飞、瘸脚拐腿的情况下，邹元标依然取出弹劾张居正的疏谏给太监，太监不接，劝邹元标不要去送死，可邹元标竟谎称这不是弹劾张居正的疏谏，太监这才把疏谏送进内宫。 李太后，张居正看了邹元标的疏谏后，“大怒，亦廷杖八十‘，滴戌都匀卫”。
邹元标为什么被杖八十而没有死，反而被誉为“打不死的邹元标”呢？民间传说中说是锦衣卫佩服邹元标的气节，故意将板子高高举起，落下时却朝前打三分，板子落在地上打得“啪啪”作响，却不曾沾到人衣。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当时朝中很多大臣，甚至包括小皇帝朱翊钧都对张居正有意见，锦衣卫在施刑时搞些弄虚作假的小动作，保护邹元标，合乎情理。
就在邹元标准备去都匀卫戍边之时，万历六年春，小皇帝朱翊钧却出了件大事。
小皇帝朱翊钧对李太后充满敬畏，万历的首脑人物，朝中大臣纷纷举荐他出来当官，以服天下。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朱翊钧驾崩，光宗皇帝朱常洛即位，召拜邹元标为大理卿，未上任，又改任刑部右侍郎。但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就死掉了，皇位由其长子朱由校接任，即熹宗皇帝，改年号为天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四月，邹元标还朝，十二月，拜为左都御史。
邹元标第三次回朝时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他精神矍铄，拄着拐仗，拖着被张居正打断的腿行走于朝廷宫中，锐意重振朝纲。邹元标这次在朝大约两年，时间虽短，却赢得了世人的称颂。
明朝晚期，阉寺之祸与朋党之乱已经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邹元标对这种拉帮结派、相互倾轧的行为非常厌恶，他对朝中大臣说：“方今上在冲岁，乱在门庭，只有同心共济。倘复党同伐异，在国则不忠，在家则不孝。世自无偏无党之路，奈何从室内起戈矛耶？”因此，邹元标“思矫其弊”，“荐涂宗浚、李邦华等十人”，“请功召用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丁元荐，而恤罗大纮、雒于仁等十五人”，均被皇帝采纳。在负责对官员“外察”、“京察”的考核中，邹元标秉公论断，“去留惟公”。
虽然邹元标的腿曾因张居正被打断，但心胸宽阔的他在第三次回朝任左都御史时，却提出给张居正平反。他说：“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意思是说，虽然由于自己的不检点招来了是非，但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对国家是有利的。张居正为国家兢兢业业、死而后已的精神是应该值得赞赏的，现在应该为他平反，为有志报国者树立楷模。邹元标的这一举措，无异于在朝中扔了颗重磅炸弹，对官吏的震撼非同一般。
邹元标非常重视“启民智”、“崇理学”，他在家教了30年书，颇感教书是一项有成就的事业，万历三十二年，无锡东林书院开创时，为东林书院作了《依庸党记》及依庸党楹联，楹联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天启二年，再次上疏十三道，请得皇帝批准后，邹元标与冯从吾各自捐资，筹得180两银子，在京城大时雍坊十四铺的地方（北京市宣武门内东城墙下）买下十余间民房，改建为书院。邹元标认为京城应为首善之区，因此取名“首善书院”。二人在公余之时不会见宾客，也不赴宴会，专心人书院讲学，影响越来越大，听讲的官员、百姓日渐增多，以至于讲堂不能容纳。
首善书院建成后，东林书院的高攀龙常于政务之暇到书院讲学，与三千里外的无锡东林书院遥相应和，而参与首善书院讲学的刘宗周、华燕超、华凤超等主要人物几乎都与东林书院有关。
正是由于首善书院的讲学者与东林书院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书院在京城的影响日益扩大，朝中的阉党寝食不安，把首善书院与东林书院视为洪水猛兽，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在首善书院讲学的人一同列为东林党，给予镇压。
于是，在邹元标正稳步地推进着改革，革除积弊，受到大臣儒林们的拥戴时，却受到了在熹宗面前日渐受宠的魏忠贤的“严谴”。
魏忠贤为了镇压读书人，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组织——东林党，矛头指向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人物。他们在历史中挖掘依据，把宋朝的灭亡归咎于讲学之风盛行，把在学院讲学之人比作山东妖贼。为了让熹宗看起来有趣味，阉党还将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编成《东林点将录》，所列第三十八名即是“天伤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邹元标”。面对如此疯狂地打击读书人、禁毁天下讲坛的行为，邹元标非常气愤，“疏辨求去”。他在疏辨中指出，皇帝朱由校也到书院讲过学，难道也是“山东妖贼”不成？但受魏忠贤迷惑的朱由校却下令让邹元标退休归家。
邹元标就这样以一个莫须有的东林党党魁罪名回到了老家，并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忧结而去。“打不死的邹元标”最后还是死了，明朝也跟着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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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刚
“割不尽的韭菜蔸，打不死的邹元标”，这两句民间谚语一般用来呵斥顽皮捣蛋、不听话的孩子。然而，这两句话的原意却是人们对明朝进士邹元标不畏廷杖，屡屡上谏的褒奖。
邹元标，字尔瞻，别号南皋，江西吉水人。
《明史·邹元标传》记载：“初，元标立朝，以方严见惮，晚节务为和易。”邹元标这种从初入仕途的“抗疏切谏”到晚年的“首进和衷之说”，正体现了一位政治家逐渐成熟的轨迹。
邹元标一生仕途坎坷，三起三落，其宦海沉浮，与明朝的两位皇帝——神宗朱翊钧、熹宗朱由校，两位女人——朱翊钧的母亲李太后、朱由校的保姆客夫人，两位权臣、宦官——张居正、魏忠贤，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联。
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26岁的邹元标举进士，授观政刑部。所谓“观政”，是指明朝考中进士的读书人在正式任官之前，被派往各衙门去实习，练习政务，期限一般定为三年，期满后再补京官。邹元标步人政坛之初，还在“观政”之时就上书弹劾朝廷首辅权臣张居正“夺情”。
还是观政刑部实习生的邹元标为什么会“抗疏切谏”，攻击当朝首辅张居正呢？说到这儿，我们先得了解一下张居正。应该说，张居正的“万历新政”是有贡献的，《明史》赞日：“江陵（张居正）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可是，张居正在“细节”问题上却犯有大错。
第一，把皇帝朱翊钧甩在一边。1572年，年仅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他的母亲李贵妃提拔宦官冯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俗称内相；提拔朱翊钧的老师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俗称外相。张居正也投挑报李，于万历元年秋力排众议，尊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又尊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这也是历史上仅有的一例两位皇太后并尊的现象。这样就形成了由李太后、张居正、冯宝组成的“铁三角”政治集团，从而拉开了万历新政的序幕。在这个“铁三角”政治集团中，没有皇帝朱翊钧的位置，朱翊钧吵闹着要亲政，而李太后明确表示：“三十岁前不提亲政之事，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渴望亲政的朱翊钧从此对张居正非常反感。
第二，与李太后关系暧昧，《明史》记载，张居正长得很帅，“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当时，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朝廷，二人的绯闻确实不少，且皇帝朱翊钧对这些绯闻坚信不疑。
第三，滥用权力。史称张居正是位权臣，所谓权臣，就是超越了内阁首辅的权力范围，大权独揽，使用了皇帝及其他大臣的权力-《明史·张居正传》记载：“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因此评价他说：“威柄之操，几于震主。”
张居正的这一系列错误，直接诱发了万历五年冬大批官吏弹劾他夺情的事件。所谓夺情，就是剥夺父子之情，不回去守孝，而留在朝廷继续为官。
万历五年秋，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父母去世，儿子必须守孝三年，当了官的也应辞官回家守孝，称为“丁忧”，当时，万历新政初见成效，张居正怎么肯离开朝廷半步？于是，在户部侍郎李幼孜“倡夺情议”中，李太后仍继续把张居正留在朝中。
张居正“夺情”，李太后欢心，朱翊钧无可奈何，朝中大臣愤怒。。翰林王锡爵、张位、赵志皋、吴中行、赵用贤、习孑L教、沈懋学，员外郎艾穆，更有主事沈思孝等纷纷据理力争，上疏劝谏，更有不少大臣正想借张居正“丁忧”之机，把他赶下台。可此时的李太后和张居正哪听得进大臣们的意见，竞使出了“杀手锏”，对劝谏大臣皆“廷杖八十”
明朝的廷杖十分残酷，人的尊严在杖下荡然无存，行杖时要脱掉裤子，杖打屁股。廷杖一般最多打四卜下，杖八十下，但会把人打得屁股开花，血肉横流，腿断骨折，甚至有杖死的危险。
张居正对劝谏大臣的打压和廷杖，张居正的为非作歹，暴戾横行，激起了邹元标的强烈愤慨，他马卜。蘸墨挥笔写下一篇疏谏，揣人怀中，直入宫廷。
邹元标在疏谏中指斥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白用太甚”，而“进贤未广”、“断刑太滥”、“言路未通”、“民隐未周”、“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材”却“又不可枚数矣”，这种人出任内阁首辅，难道“有利社稷耶？”又指出，张居正借口说皇上“崇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即去，前功尽隳”，难道“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除了张居正，“未可谓在世无人也？”张居正自比“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邹元标批驳张居正说：“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后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独自号于世日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把张居正骂得狗血喷头二
在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因劝谏张居正“夺情”而被打得血肉横飞、瘸脚拐腿的情况下，邹元标依然取出弹劾张居正的疏谏给太监，太监不接，劝邹元标不要去送死，可邹元标竟谎称这不是弹劾张居正的疏谏，太监这才把疏谏送进内宫。 李太后，张居正看了邹元标的疏谏后，“大怒，亦廷杖八十‘，滴戌都匀卫”。
邹元标为什么被杖八十而没有死，反而被誉为“打不死的邹元标”呢？民间传说中说是锦衣卫佩服邹元标的气节，故意将板子高高举起，落下时却朝前打三分，板子落在地上打得“啪啪”作响，却不曾沾到人衣。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当时朝中很多大臣，甚至包括小皇帝朱翊钧都对张居正有意见，锦衣卫在施刑时搞些弄虚作假的小动作，保护邹元标，合乎情理。
就在邹元标准备去都匀卫戍边之时，万历六年春，小皇帝朱翊钧却出了件大事。
小皇帝朱翊钧对李太后充满敬畏，万历的首脑人物，朝中大臣纷纷举荐他出来当官，以服天下。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朱翊钧驾崩，光宗皇帝朱常洛即位，召拜邹元标为大理卿，未上任，又改任刑部右侍郎。但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就死掉了，皇位由其长子朱由校接任，即熹宗皇帝，改年号为天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四月，邹元标还朝，十二月，拜为左都御史。
邹元标第三次回朝时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他精神矍铄，拄着拐仗，拖着被张居正打断的腿行走于朝廷宫中，锐意重振朝纲。邹元标这次在朝大约两年，时间虽短，却赢得了世人的称颂。
明朝晚期，阉寺之祸与朋党之乱已经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邹元标对这种拉帮结派、相互倾轧的行为非常厌恶，他对朝中大臣说：“方今上在冲岁，乱在门庭，只有同心共济。倘复党同伐异，在国则不忠，在家则不孝。世自无偏无党之路，奈何从室内起戈矛耶？”因此，邹元标“思矫其弊”，“荐涂宗浚、李邦华等十人”，“请功召用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丁元荐，而恤罗大纮、雒于仁等十五人”，均被皇帝采纳。在负责对官员“外察”、“京察”的考核中，邹元标秉公论断，“去留惟公”。
虽然邹元标的腿曾因张居正被打断，但心胸宽阔的他在第三次回朝任左都御史时，却提出给张居正平反。他说：“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意思是说，虽然由于自己的不检点招来了是非，但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对国家是有利的。张居正为国家兢兢业业、死而后已的精神是应该值得赞赏的，现在应该为他平反，为有志报国者树立楷模。邹元标的这一举措，无异于在朝中扔了颗重磅炸弹，对官吏的震撼非同一般。
邹元标非常重视“启民智”、“崇理学”，他在家教了30年书，颇感教书是一项有成就的事业，万历三十二年，无锡东林书院开创时，为东林书院作了《依庸党记》及依庸党楹联，楹联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天启二年，再次上疏十三道，请得皇帝批准后，邹元标与冯从吾各自捐资，筹得180两银子，在京城大时雍坊十四铺的地方（北京市宣武门内东城墙下）买下十余间民房，改建为书院。邹元标认为京城应为首善之区，因此取名“首善书院”。二人在公余之时不会见宾客，也不赴宴会，专心人书院讲学，影响越来越大，听讲的官员、百姓日渐增多，以至于讲堂不能容纳。
首善书院建成后，东林书院的高攀龙常于政务之暇到书院讲学，与三千里外的无锡东林书院遥相应和，而参与首善书院讲学的刘宗周、华燕超、华凤超等主要人物几乎都与东林书院有关。
正是由于首善书院的讲学者与东林书院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书院在京城的影响日益扩大，朝中的阉党寝食不安，把首善书院与东林书院视为洪水猛兽，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在首善书院讲学的人一同列为东林党，给予镇压。
于是，在邹元标正稳步地推进着改革，革除积弊，受到大臣儒林们的拥戴时，却受到了在熹宗面前日渐受宠的魏忠贤的“严谴”。
魏忠贤为了镇压读书人，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组织——东林党，矛头指向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人物。他们在历史中挖掘依据，把宋朝的灭亡归咎于讲学之风盛行，把在学院讲学之人比作山东妖贼。为了让熹宗看起来有趣味，阉党还将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编成《东林点将录》，所列第三十八名即是“天伤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邹元标”。面对如此疯狂地打击读书人、禁毁天下讲坛的行为，邹元标非常气愤，“疏辨求去”。他在疏辨中指出，皇帝朱由校也到书院讲过学，难道也是“山东妖贼”不成？但受魏忠贤迷惑的朱由校却下令让邹元标退休归家。
邹元标就这样以一个莫须有的东林党党魁罪名回到了老家，并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忧结而去。“打不死的邹元标”最后还是死了，明朝也跟着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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