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留在中国的美军战俘

　　自愿留在中国的美军战俘
　　
　　文／孟红等
　　
　　美军战俘为何自愿留在中国？
　　
　　1953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战俘“自愿回国”，允许战俘在“90天的冷却期”里做出决定，可以选择回国，也可以选择留在战争所在国，还可以选择到某个交战国。结果，有21名美军战俘拒绝返回美国，选择到中国去。他们的行动在美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人指责他们是叛国者。
　　
　　一开始，在4300名美军战俘中有23人决定到中国去，另外还有1名英国人、几名比利时人以及350名南朝鲜人。当时的美军战俘霍金斯回忆说：“他们告诉我说，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到中国去，我当时就说：‘嗨，那太酷了。”’
　　
　　1953年冬天，威尔斯、威尔逊、霍金斯和其他想要到中国的战俘被卡车送到了板门店附近的一个军营，他们一到那里就高唱《国际歌》，而那里的美国士兵则用口号回应他们，这些士兵高喊：“上帝保佑美国。”
　　
　　这些想到中国去的战俘并没有马上被送到中国，而是给了他们90天的“冷却期”进行思考，在这期间允许他们改变主意。最后，爱德华·迪肯森和克劳德·巴彻勒改变了主意，决定回美国。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这两人的命运似乎比其他人更惨一点：他们一回到美国就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迪肯森的罪名是“私通敌人”以及作为战俘行为不当，被判刑10年。巴彻勒的罪名是“私通敌人”，被判终身监禁，后来刑期减到20年。不过，他们两人最后只服刑3年就被释放。
　　
　　1954年2月24日凌晨4点，天气又黑又冷，一列火车带着这21名美国战俘驶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开始的新奇感过后，由于语言不通，有的人开始想家，并通过各种途径回到美国。
　　
　　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有些美国人认为在他们被关押期间，中国军队对他们进行了洗脑。但是大部分人选择到中国去的真正原因，却是当时美国国内浓厚的麦卡锡主义（指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于1951年～1954年间发动的反共以及迫害民主进步力量的法西斯行径）和冷战气氛。
　　
　　针对有人说这21名战俘被中国军队洗了脑，威尔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们并没有用电极刺激我们的头部，也没有把我们变成一个机器人听从他们的命令。他们慢慢地，一步一步，一个观念一个观念地感化我们，让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解开了人类幸福的秘密。”
　　
　　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在贫穷的家庭中长大的。威尔逊是在一个南方小村里长大的，家里有8个孩子，他是老大，当地大部分的人以种菜为生，或者到当地的磨粉厂打工。不仅如此，这21人中大部分还生活在因父母离异导致的破裂家庭中。在当时，离婚还不多见，所以这样的家庭背景无疑影响了他们的性格，进而影响了他们的决定。
　　
　　一等兵阿列·佩特选择到中国的理由是“寻找和平”，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在美国，不可能为和平而战，任何想为和平而战的人都会被告发，最后被杀死。”斯科特·拉什说得更明白：“我决定为和平而战，而中国是唯一能让我自由地为和平而战的地方。”
　　
　　莫里斯·威尔斯在自传中阐释了他对中国的理解，他说：“在被俘虏前，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可怕的暴政国家，可是我在战俘营中接触到的一切却完全不同，一切都很好，他们让我们住在一起，安排得非常周到，所以我就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到中国去。”后来，他如愿以偿了。
　　
　　战俘当中，有一名叫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的美军战俘一直留在了中国，在山东省济南市生活了50年，人们都习惯称他为“老温”。2004年，温纳瑞斯在山东济南去世，享年82岁。中国红十字会等单位先后给他敬献了花圈。
　　
　　温纳瑞斯看呆了：世界上有这么好的军PA?
　　
　　入伍后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青年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在太平洋上当了5年兵后，复员回到了美国。
　　
　　不料，二战结束后，美国又爆发了经济危机，到处都是工人罢工。温纳瑞斯先是找了家电影院当服务员，后又当过炼钢工人、纺纱工人、建筑工人、饭店酒吧的服务员，并不断失业。为了生活。温纳瑞斯又跑到离家两千多公里远的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汽车制造厂里当工人。
　　
　　这时，朝鲜战争爆发。在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温纳瑞斯只得再次报名当兵。当时，温纳瑞斯想与政府签合同，要求只在国内当兵。但美国政府规定：当兵一定要去东方，到朝鲜战场去当补充兵。
　　
　　这年9月6日，温纳瑞斯第二次穿上了军装，两个月后去了朝鲜，时年28岁。温纳瑞斯同大批的美军一起，被派到38度线以北的平壤地区。
　　
　　1950年11月底，美军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李承晚军队引诱到预定地区后，发起了第二次战役，“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四处溃逃。
　　
　　当时朝鲜的冬天特别冷，达到零下42。C。11月27日，美军部队开始后撤，道路泥泞，志愿军切断了美军的后路。温纳瑞斯亲眼看到土耳其士兵被志愿军打得败下阵来，整个军队士气低落。
　　
　　凌晨两点多钟，一阵志愿军冲锋号猛然响起，划破夜空。温纳瑞斯和几名士兵躲进一辆坦克后，害怕得浑身发抖。
　　
　　天快亮的时候，温纳瑞斯和一名墨西哥籍的士兵爬到一个深山的山洞里藏身。山洞里的冷气几乎要把他们冻死，可他们又担心成为中国人的俘虏而被枪杀。因为当官的一直告诫他们说，一旦被志愿军俘虏就意味着必死无疑。
　　
　　挨到下午4点半的时候，温纳瑞斯听到附近有人说话，探身一看，发现一队志愿军押着几百名“联合国军”战俘，在附近的一所民房周围坐了下来。这时，他看到一个志愿军拿着一大捆钱给朝鲜老百姓，买了一些白菜、大米、猪肉和辣椒等吃的东西，做给俘虏吃。
　　
　　亲眼看到如此真切的情景，温纳瑞斯很不理解，感到不可思议：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军队？这些东西去拿去抢不就行了吗，根本用不着花钱买。
　　
　　看到这些后，温纳瑞斯逐渐打消了顾虑和害怕。于是，如释重负的他和那个墨西哥籍的士兵把枪扔掉，爬出山洞，举着手下山向志愿军投降。
　　
　　这时，一名高个子志愿军军官用英语对他们说：“你们要是投降，就坐下。”然后，他还给了温纳瑞斯等一人一支香烟。他告诉温纳瑞斯：“你们不要怕，我们会待你们很好，等停战和平以后，我们要将你们送回家。战争的责任不是你们，而是美国一小撮搞政治的人。”听了这番话，温纳瑞斯的心里就更没什么可怕的了。
　　
　　之后，志愿军带温纳瑞斯等到附近村庄农户取暖，找饭吃。吃完后，志愿军还掏出钞票付给那个朝鲜老百姓。这些事，温纳瑞斯觉得很新鲜，感到志愿军和别的部队不一样。
　　
　　随后，温纳瑞斯同大批战俘一起随志愿军跑了三个月，主要是为了躲避美国飞机轰炸。最后，温纳瑞斯等被送到鸭绿江畔的朝鲜碧潼第五战俘营安定了下来。此时，温纳瑞斯来到朝鲜才一个多月。这些俘虏中有美国兵、英国兵、德国兵、希腊兵、比利时兵、加拿大兵和土耳其兵、印度兵等，分别来自十几个国家。
　　
　　“这天是我被俘的日子，也是我获得解放的日子”
　　
　　一提起战俘营，人们往往会想到恶劣的生活条件，阴森寒冷的牢房，战俘们在看守的皮鞭和刺刀监督下从事着沉重的劳役，稍有不顺从，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打骂刑罚甚至于被杀害。虐杀战俘，很长时间以来都被视为战胜者理应享有的特权。
　　
　　然而，回忆起在战俘营的那些日子，温纳瑞斯则说，他的战俘生活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充满了耻辱、打骂和体罚，相反充满了快乐和友爱：志愿军不让战俘干活，也不搜他们的口袋。至于金表等贵重物品，则由管理人员统一登记、管理，等遣返时还给他们。对那些犯了错误的战俘，管理人员也从不打骂，而是采用教育沟通的方法，最多关关禁闭，但决不超过一周。俘虏营没有铁丝网，更没有当时一些美国媒体说的“密布的电网”。
　　
　　因此，温纳瑞斯认为，被俘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他人生中的“解放”，正是战俘营的两年半时光使他逐渐获得了真理，有了真正的人生理想。
　　
　　战俘营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冒着美军飞机不断轰炸袭扰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尽管供应补给紧张，前方战士一把炒米一把雪，但战俘们的生活仍然不断得到改善。
　　
　　生活步入正轨后，志愿军俘虏管理部门定出了俘虏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粮食875克，白面、大米取代了初期的玉米、高粱；食油50克，肉50克，鱼50克，蛋50克，白糖25克。普通灶每人每天伙食费1545元（人民币旧币），轻病号灶2313元，重病号灶3634元。这个伙食标准相当于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的中、小灶标准。为了照顾俘虏们的生活习惯，还特地从中国运去烤箱。信奉伊斯兰教的俘虏，在生活上则另有特别照顾。
　　
　　温纳瑞斯等一来到战俘营，志愿军管理人员就发给他们每人一支钢笔、一叠信纸和信封，让他们给家里写信，并保证一定帮他们把信寄到亲人手中。温纳瑞斯非常喜欢那支中国造的黑色大钢笔。
　　
　　提起往事，温纳瑞斯曾回忆道：“说到写信，有一件事让我永远也忘不了。一名美国兵叫荷兰，当别人写信的时候，他坐在旁边流泪，原来他是个文盲，不会写信，看到别人写家信，他也想家，心里很痛苦。第二天，来了几名志愿军，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人也不见了。大家都感到很纳闷，以为他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后来我们知道了，他去了俘虏营附近的一个志愿军的驻地。过了三四个月，他回来了，他会写信了。原来，志愿军单独为他补习了几个月的文化课，教他学习文化。我在美国演讲时讲了这件事，好多美国老人都掉了泪。”
　　
　　直到战俘营生活结束，温纳瑞斯的裤袋里还有一颗留下来的子弹。志愿军把收集在一起的手表发还给大家。温纳瑞斯记得发给他们表的时候，有一只手表不见了，志愿军就把等值的钱给了这个士兵，这个美国兵就用这些钱买了许多食品请大家共享，欢庆朝鲜停战。
　　
　　朝鲜的冬天特别冷，常常达到零下42℃。志愿军为温纳瑞斯等配发了棉衣棉被、棉毯棉帽、毛毯和棉手套，住的炕也烧得暖烘烘的。他们的伙食比志愿军还好，每天都能吃匕面包、鸡蛋和肉。在战俘营，吃饭讲究民主，志愿军让他们选择自己的炊事员来做西餐，还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与不同的宗教习惯，提供了充足的牛羊肉给他们吃。他们在战俘营能过好几种节，如美国的圣诞节、感恩节，英国的加冕节，土耳其的古尔邦节、开斋节等。过圣诞节和春节的时候，一连几天战俘营都处在节日气氛之中。
　　
　　在战俘营，志愿军从来都不管温纳瑞斯为“战俘”，而称“同学”“学员”“朋友”，非常尊重他们的人格。除了平日学习生活外，还每天组织他们开展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增强他们的体质。夏天，他们可以在鸭绿江中游泳；冬天，他们可以在鸭绿江上滑冰。战俘营里各种球都有，图书阅览室的书刊也十分丰富。温纳瑞斯后来曾回忆：“一次过圣诞节，我扮成圣诞老人，脸上粘上了白胡子，穿上了红色的衣帽，用麻袋装满礼品，到另一个战俘营去送圣诞礼物。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赶到那儿时正好是圣诞前夜的12点钟，那里的战俘非常吃惊和激动，全部站起来热烈鼓掌，我回来时已经凌晨两点了，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着。”
　　
　　长期的战地生活和因为想家带来的思想压力，使不少战俘的健康出现了问题。这一情况经过层层上报，最后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批示：要加强战俘的营养，采取急救措施。于是，一批高水平的医生从中国各地来到碧潼，在这里建起了专门的战俘总医院。
　　
　　谈起俘虏营的那段生活，温纳瑞斯后来回忆说：“我在战俘营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问。在这些日子里，深深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动、言论所感动。记得到了战俘营后，由于美军实施空中‘绞杀战’封锁志愿军交通运输线，企图阻止中朝军队的反击，这给前线部队和对战俘的物资供应都带来极大的困难，志愿军战士每天都在吃玉米、高粱、咸菜。我们这些吃惯了牛肉、面包、奶酪、巧克力的美国战俘，开始都担心会受罪。
　　
　　“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在俘虏营我们生活得非常好。志愿军组织车辆冒着美国飞机的轰炸，从国内运来大米、面粉、肉类为我们改善生活。志愿军还组织我们开展文体活动，为我们建立了俱乐部、图书阅览室，买来萨克斯管、吉他、钢琴等乐器以及国际象棋、篮球和橄榄球等体育用品。每半月都有机动放映组为我们放演中国或朝鲜拍摄的电影。几乎每个星期六，我们都会组织长达两小时的晚会，演出我们自己排练的节目。丰富多彩的生活，让我们淡化了对家乡的思念。
　　
　　“时间长了，我们和志愿军战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次，朝鲜群众给看管我们的一位志愿军战士送了一个红苹果，这位战士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苹果，知道我想吃水果，便把这个苹果送到了我手中。还有一名志愿军战士领到了一支钢笔，他舍不得用，得知我喜欢钢笔时，便送给了我。这支钢笔至今我还保存着。我抽烟很厉害，不少志愿军战士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烟送给我抽。可以说，我在俘虏营的那段生活，是非常快乐的，我深信这支军队是一支文明的军队，是一支仁慈的军队，是一支得人心的军队。”
　　
　　温纳瑞斯还回忆说：“还有一件事我忘不了：一个黑人战俘得了一种病，吃不下东西，瘦得皮包骨头，志愿军给他买来两只山羊供他喝鲜奶。后来这个小伙子恢复了健康，遣返时胖乎乎的，他自己说他比被俘时重了17磅。人都有良心，志愿军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能不感动吗？志愿军战士都有明确的作战目的，那就是为解放受压迫的人民而战，所以他们比别的军队更伟大、更勇敢。他们在冰天雪地里穿着草鞋打仗，不叫一声苦，对老百姓却是那样爱护。我亲眼看见一个战士把自己的棉袄、棉鞋脱给一个衣不遮体的朝鲜老太太。”
　　
　　温纳瑞斯就是通过这一件件小事认识了中国军队，认识了中国人民，产生了向往中国的念头。
　　
　　回忆战俘营的岁月，温纳瑞斯感慨地说：“那段生活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它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如果没有那段生活，我就不可能留在中国，也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每年的11月28日这一天，我都与家人或朋友喝酒庆贺。这天是我被俘的日子，也是我获得解放的日子。”
　　
　　附：21名美军战俘命运备忘录
　　
　　克拉伦斯·亚当斯
　　
　　亚当斯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他选择到中国去的真正原因是厌倦了美国的种族歧视。事实上他1947年加入美国陆军的原因，也是为了躲避警察对他的折磨。他因与一白人男子发生争执而受到了美国警察的不公正对待。到中国后，他在武汉大学学习，并在那里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林。在中国居住期间，亚当斯当翻译，而且到处旅游。1966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对他的政治迫害越来越严重，他和妻子只好悄悄地回到了美国。但是他们在美国的日子也非常艰难。他背着叛国者的恶名生活，找不到工作，而且经常遭到政府官员的审问。1970年，他在家乡孟菲斯成功地开办了一个美式中国菜饭店，生活才有了转变。他于1999年去世。
　　
　　霍华德·亚当斯
　　
　　亚当斯的老家是得克萨斯州，他到中国后在一家工厂上班。他和詹姆斯·温纳瑞斯是仅有的两个“文革”后仍留在中国的战俘。上世纪90年代，亚当斯还住在中国，他一再拒绝接受采访。
　　
　　艾伯特·贝洛姆
　　
　　贝洛姆是比利时人，十几岁时随母亲移民到美国，贝洛姆离开中国后回到了比利时。
　　
　　奥索·贝尔
　　
　　1954年，贝尔以及刘易斯·格里格斯和威廉·科沃特被分配到中国一个偏远的集体农场工作，他们后来到了北京，在中国生活了一年半后回到了美国，是21名美国战俘中最早一批返回美国的人。1955年7月，他们一回到美国就被陆军逮捕，并被关了3个月，后无罪释放。贝尔回到美国后有酗酒问题，他死于2001年7月。
　　
　　塞缪尔·大卫·霍金斯
　　
　　霍金斯来自俄克拉何马，在中国期间就读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到武汉汽车配件工厂工作，中国留给他的记忆是美好的，但两年半以后他还是决定回到美国。他的朋友和家人不知道美国军队已经给他贴上了“告密者”的标签，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曾问他是不是个间谍。后来，他为美国的“发现”频道拍摄纪录片《他们选择了中国》而再次来到中国。
　　
　　理查德·科登
　　
　　科登于1958年从中国回到美国，但宣称他依然喜欢共产主义，而且认为共产主义中国最终会赶上美国。
　　
　　威廉·科沃德
　　
　　他与贝尔和格里格斯一起从中国的一个集体农场回到美国，被美军逮捕，后被无罪释放。他与所有人失去了联系。
　　
　　鲁弗斯·埃伯特·道格拉斯
　　
　　他是得克萨斯人，到达中国后几个月就死了，尽管有关他的死因报道多种多样，但一般都认为他是病死的。
　　
　　约翰·罗德尔·杜恩
　　
　　杜恩在中国生活期间与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姑娘结了婚，后来两人一起到了捷克斯洛伐克。
　　
　　安德鲁·福图纳
　　
　　福图纳是二战老兵，在朝鲜战争期间获得过两枚铜质奖章，1950年在朝鲜战场上被俘。1957年从中国回到美国，死于1984年。
　　
　　刘易斯·格里格斯
　　
　　格里格斯与贝尔和科沃特一起从中国农场回到美国后情况还不错，1959年他在斯蒂芬·奥斯汀学院学习，主修社会学。他死于1984年。
　　
　　阿列·佩特
　　
　　佩特曾在中国的一家造纸厂工作，1965年与亚伦·威尔逊回到美国，1999年去世。
　　
　　斯科特·伦纳德·拉什
　　
　　他与一位中国姑娘结婚，后来两人带着孩子回到美国，如今退休在家。2002年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他说自己很好，但却拒绝接受详细采访，因为担心他的朋友和邻居知道他的过去，他说他不想再被人叫做叛国者。
　　
　　洛厄尔·D·斯金纳
　　
　　斯金纳来自俄亥俄州阿克伦城一个工人家庭，在中国居住了10年，在济南一家造纸厂工作，1956年与一位中国的中学教师结婚，1963年回到美国，但在自己的家乡受到了敌视，一年内被逮捕了3次，而且成了一名严重的酗酒者。1995年去世。
　　
　　劳伦斯·苏利文
　　
　　苏利文来自内华达州，在中国期间就读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回到美国，2001年11月去世。
　　
　　理查德·坦尼森
　　
　　坦尼森于1955年12月回到美国，曾在“青年商会”做志愿者。2001年8月去世。
　　
　　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
　　
　　温纳瑞斯到中国后居住在济南，在一家造纸厂工作了10年。1963年，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在“文革”中，他参加集会游行，张贴大字报。尽管他热情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仍指责他是美国特务，是他的工友们保护了他，周恩来总理也说温纳瑞斯是一个“国际主义和平战士”，不能受到伤害。在中国期间，他先后与3名中国女性结婚，生有两个孩子。从工厂退休后，温纳瑞斯到山东大学教授英语，2004年去世。
　　
　　哈罗德·韦布
　　
　　在中国期间，他与一位波兰姑娘结婚，1960年他们移居波兰。1988年，回到美国，生活在美国的南部地区。
　　
　　威廉·怀特
　　
　　怀特学习了中文，并在北京获得了国际法学士学位。1965年，他与中国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了美国，后来在纽约北部的一个农场里工作。
　　
　　莫里斯·威尔斯
　　
　　据他在1966年出版的自传中说，他之所以拒绝回家，是因为对杜鲁门总统撤了他的偶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不满。在被俘后的两年里，他越来越感到被美国政府抛弃。1954年，威尔斯到北京居住，7年后与一位中国姑娘结婚。1965年他回到美国。在中国期间，他是一名翻译。回到美国后，他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工作，而且是纽约尤蒂卡学院的图书管理员。
　　
　　亚伦·威尔逊
　　
　　1956年，威尔逊从中国回到美国，在一家造船厂当重型设备操作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