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心月圆李叔同

　　天心月圆李叔同
　　
　　作者/喻军
　　
　　一直以来，我极其喜爱李叔同的书法，特别是他出家中后期的经偈书法，脱尽一般书法创作的笔墨程式，而达到神通玄妙、物我皆忘的平淡之境。东坡居士云：“绚烂至极，归于平淡”，这份“平淡”，宛如清风朗月、一泓止水，它冲淡渊穆，烟火全消。不是个人素养和修习禅定达到很高境界的人，断难企及。
　　
　　李叔同的弟子丰子恺先生，以对李叔同的深刻了解和情同父子般的深厚交往，曾这样评述他的恩师：“他是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丰子恺还说：“凡做人，当初，其本心未始，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像人。其中九分像人、八分像人的，在这世间已很伟大，七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里也已经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十分少有。”他还谦称自己是“做得没有几分像人的人”。
　　
　　李叔同出家前，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美术和音乐老师，且看当时的几位学生日后是如何评价他的：“弘一师的诲人，不说话，主行‘不言之教’，凡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大概都可以感到。虽然平时十分顽皮的学生，一见他，或一人了他的教室，便自然而然地严肃恭敬起来。他对学生并不严厉，相反和蔼可亲，这真可以说是人格的感化了。”
　　
　　“在我们老师中，李叔同先生最不会使我们忘记。他从来没有怒容，总是轻轻地像母亲一般吩咐我们。”
　　
　　他的同事夏丐尊也曾说道：“他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们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夏丐尊认为，李叔同的诚敬，实与他“儒家式的修养”密不可分。
　　
　　李叔同的另一位学生、著名音乐教育家刘质平，从浙一师毕业后留学日本，后来留学经费出了问题，心急之下差点在日本自杀。此事被李叔同知道后，不惜违反他一贯的做人原则，找各种关系求助但均告无果，李叔同随即作出一个决定：从自己的薪水中每月抽出一部分资助刘质平。当时他的薪水是105元，还要照顾天津、上海两地的家人，于是他分成了四份：上海家庭40元、天津家人25元、自己和刘质平各20元。为让刘质平安心学习，还特意写了封信给他，申明三点：一，这是基于师生情谊的馈赠，并非借贷，将来不必还；二，不得将赠款之事告诉第三者，对自己家人万不可提及；三，资助期限至刘质平毕业为止。令人感动的是，李叔同原本已经拟定了出家的日期，但为了刘质平的学费，只得推迟，继续在浙一师执教，以确保刘质平度过最后的难关。这是一名行将遁人空门的师者，对已经毕业的学生所表现出的一份深厚的世俗情。
　　
　　请原谅我不得不引用这些文字和史实，因为李叔同的“十分像人”，唯有亲历者方能有切身的感受。而我们能从心底里发出的，唯有深深的羡慕和遗憾。羡慕的是，他们曾如此有幸地生活在李叔同的身边，感受他润物细无声的精神人格和不言之教；遗憾的是，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使我们失去了太多可供温存的传统价值，使人们在精神的损耗和外部世界的追逐中，无暇顾及“还有几分像人”的本心追问，因为直达本心的通路几近阻断。故而李叔同式的明心见性，更有如月光般澄澈明净，令人难以忘怀。
　　
　　李叔同的节操修养，在他出家后自然化成了修行的助力，尤其体现在他的持戒甚严上。
　　
　　他已然从当初的富家子弟、青年才俊，变成了一名真正的苦行僧。他的昔日同事、终身好友夏丐尊，曾邀请弘一法师（李叔同法号）去家乡上虞做客，并安排他在自己执教的春晖中学的一间宿舍里住下，当弘一法师打开铺盖卷，用一条破席子铺在床上，再把几件僧衣折叠起来当枕头，然后取出一条又黑又破的毛巾去湖边擦脸，夏丐尊忍不住提出为弘一法师换一条新毛巾，弘一法师却说：“哪里，还受用着哩，不必换。”第二天近午时，夏丐尊着人送来一碗米饭和两碗蔬菜，见弘一法师吃得津津有味，甘之如饴，仿佛正享受着什么美食大餐似的，使夏丐尊几乎流下惭愧的泪水。他百感交集，眼见得在弘一法师那里，世间无一样不美好，无一样不受用，而身为红尘中人，却吃什么都感觉不香，还时常心烦意乱，这究竟是怎么了？
　　
　　弘一法师出家后的生活用品，绝大多数都是出家前带去的，缝缝补补用了十几二十年都合不得扔，他常从垃圾堆里捡一些布条，宝贝似的带回去，洗干净后缝补他的破衣裳。别人拿纸请他写字，他写完后把裁剩下来的碎纸条一并奉还。
　　
　　有一次他启关游访温州庆福寺，常用寺中的一副碗筷吃饭，后来他回杭州，发现这副碗筷被自己无意中带了回来，便立即托一位居士辗转送回庆福寺。还有一次，他受青岛湛山寺之邀，为僧众开讲南山律学。他到达的第一天午前，主人把做好的四个菜送至他的寮房，他一筷子没动，只好撤下来再送稍差一点的伙食进去，他仍然不吃。第三次减去两个菜送进去，居然还是没用，最后只好送进一碗大众菜，弘一法师问是否大家都吃这个，若都吃这个我就吃，否则还是请撤回去。
　　
　　这就是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虽为一代高僧，却安于困苦的生活，潜心佛法的研究，并以极虔诚的信仰修炼心性，超然物外。须知，即便是佛门中人做到这一点也是不易之事。弘一法师的可贵在于，他首先是个极真的人，容不得一点矫饰和虚假；其二，他是一个不骛声华、自律很严的人。有段时间他受各方邀请四处讲学，受到极热诚的欢迎，但他却愈发不安，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担心这么做会堕入名闻利养的境地中，而违背出家人的本分，影响自己的修行，然后闭关数月，节制自身；
　　
　　在社会交游方面，弘一法师历来保持不与权贵官宦相交的做人原则。他出家后，声望在佛教界持续提高，曾引得不少权贵慕名前来求见，以一睹弘一法师的真容，但弘一法师皆以病辞。有一次在庆福寺，当地道尹几度访谒，均不得见，寺主手持名片至弘一法师关房，以地方长官冷落不得为由促请接见，弘一法师垂泪相告：自己出家非为衣食，全为生死大事。对此等应酬历来都是唯恐避之不及，还望长老成全，说完即伏地长拜。长老也无可奈何，只得把官员打发走了。
　　
　　弘一法师横眉冷对权贵俗流，但对极普通的人，却是礼敬有加。据统计，他出家后为平头百姓所作的小传、墓志近20篇，几乎是他此类文字的全部。他平素所作的大量书法条幅、对联，都随写随赠有缘之人，比如旧友、居士、学生、僧众，纯为弘扬佛法，而无个人私利。对上门求字而有佛缘之人，即便你是引车卖浆之流，他也一概应允，援笔即书；但对于市侩官宦、徒慕虚名之人，即便你磨破嘴皮，却求一字而不能得。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是弘一法师作词作曲的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每当我哼唱这熟悉的旋律，一股苍凉凄美的感受便袭上心头。他的古道柔肠、文人情怀也在这清浅见底又浑然无痕的流淌中渐渐发散出来，缕缕皆是春藤般的缠绕和烟波般的离愁。
　　
　　人的本性是很难改变的，我也从不相信“脱胎换骨”一说，有些东西在人的一生中可以贯穿始终，却不会前后割裂，今是昨非。弘一法师无论是在早期、中期还是晚期，都堪称一个有良知、有人品且深受传统价值观影响的纯粹的文人。他的出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避世，而是为了借以解答生命命题去实现灵性的丰盈圆满。从某种角度说，李叔同和弘一法师本无二致，只不过一个在世俗世界韬晦沉潜，一个在梵天佛国精神泅渡，唯其高贵的人格和悲悯的本性横跨这两者。所以，作为“人”的李叔同，永远能涵盖作为高僧的弘一法师，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生命极致。然而，正因为这两者的转换十分突兀，给当时人和后世留下了诸多不解。柳亚子、马一浮、夏丐尊、经亨颐以及他的学生们都曾表示过此类情绪，特别是他的日本妻子，在西湖边和出家后的“丈夫”见过一面后，更感到了这份人间生离之苦，遂伤心地回到日本，从此与李叔同再无见面。而随着弘一法师出家的时间愈久，而且有人请他还俗遭拒后，和他关系密切的人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并洞晓了李叔同的出家绝非感性的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理性，持这一观点的恰恰是终身崇拜他的弟子丰子恺。他把恩师的出家归结为超越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而上升到灵魂层面的必然依归。他认为李叔同有很强的“生命欲”，待在前两个层面已使他无法满足。我以为这是对李叔同为何出家这一疑惑的最精辟的诠解。
　　
　　我注意到，不少当时的文化名人在拜谒弘一法师的时候，几乎都有一种既敬仰却又想流泪的感觉。他们十分清楚，若李叔同没有出家，那么中国近代文艺史可能要改写，而且追根溯源他还是其中几个领域的开山鼻祖（比如世人皆知刘海粟是中国引进模特写生的第一人，其实李叔同比刘海粟早一年就在浙一师运用这一教学方式了，这一点就连刘海粟本人也承认）。但李叔同却丝毫不计较，并且以衲衣芒鞋、谦恭礼敬的苦行僧面目出现在世人眼前。这就是当年西服革履、天纵其才的李叔同吗？心底里有此发问，便足以令人伤感。
　　
　　李叔同不想震撼别人，而见证了他的人却无一不受到震撼了。
　　
　　高僧大德圆寂前一般都有偈句示人，弘一法师亦如此，仅录其中四句：
　　
　　问余何适，廓尔妄言。华枝春满，天晴月圆。
　　
　　他最后拒绝吃药，拒绝食物，却口诵佛号，并以净土宗的临终要求交代了后事。圆寂前写了“悲欣交集”四字。“悲”字含泣，“欣”字如舞，两者交集，便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