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清王朝的“头号掘墓人”？

张之洞：清王朝的“头号掘墓人”？
　　
　　王开林
　　
　　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晚清洋务派的总体评价不断走低，张之洞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也长期跌落不起，这位晚清儒臣、洋务巨擘被斥为“洋奴”、“汉奸”和“民族投降主义者”。但近年，一些研究晚清史和民国史的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张之洞的另一个角色定位上——他竟超越孙中山、袁世凯，被夸赞为清王朝的“头号掘墓人”。张之洞以良相自期、以忠臣自许，在湖北经营十余年，编练出一支精锐的新军，本想延长帝国的气数，结果事与愿违，一次擦枪走火就震断了王朝的筋脉。历史的玩笑开得如此之大，确实令人摸不着头脑。
　　
　　其实，历史的真相是一幅幅若隐若现的拼图，瞎子摸象不行，盲人扪烛也没用，多保持一点耐心和好奇心则会收获更丰。我们通过史料去看“捉摸不透”的张之洞，面目未必清晰，但尽量寻找一些原始细节，加以比对和甄别，总比妄下定论更有意义，也更有趣味。
　　
　　【废除科举制的异常举措】
　　
　　20世纪初，张之洞年过古稀，他偕同袁世凯，极力主张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反对者并不蠢，他们想出一个巧妙的策略，拿张之洞和袁世凯说事：“如谓科举之中无经济，张之洞讵非科举出身？如谓学堂之外无人材，袁世凯何尝由学堂擢用？”但这回中国的科举制度真的已到寿终正寝之时，张之洞“有幸”成为其终结者之一。当时，军机大臣三人，张之洞、袁世凯主张废除科举，王文韶持反对意见，两票对一票的结果，仍是科举制被兜底废除。袁世凯本以领兵致通显，主张保留科举的人对他责备尚不甚严厉，对张之洞则极诋为“过河拆桥”。
　　
　　张之洞除了力主废除科举制，断掉贫寒学子通往仕途的独木桥，还干了两件颇遭时人诟病的“好事”：以兴学变法为名，废除书院山长（即院长、校长）制度，师道因此降尊为卑；废除幕宾制度，将书札和权谋委于文案，于是幕僚制度流行成弊。元朝始兴山长制，山长必一时之俊选，道德学问为诸生所宗仰，师道尊严，朝野奉以殊礼。明清两朝沿袭旧制，凡教授、教谕、训导，皆可长揖公卿。张之洞废山长制，广雅书院、两湖书院的监督由官方任命，师者为官，性质剧变。以往，督抚司道才有幕宾，由刑名师爷、智囊和西席（家庭教师）组成。幕宾与幕僚最大的不同就是：幕宾只能出主意，私下或可弄权，幕僚则可公然弄权。左宗棠做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师爷，因为弄权引起公愤，一度被武官樊燮告御状，险些身陷囹圄，到了清末（延伸至民国时期），幕僚多由大佬的心腹充任，上位极快，形成一个特定的幕僚集团，对地方事务大包大揽，遂有尾大不掉之忧。
　　
　　有人笑谈，张之洞是绍兴师爷的终结者。
　　
　　【政绩：武备文事并举】
　　
　　有一个笑话说：闽浙总督张之万（张之洞的兄长）平时总是佩带两块怀表，别人感到惊讶，以为有什么高明的寓意，张之万笑道：“吾仅二表，视吾弟八表犹少矣。”在古代，“八表”又称“八荒”，专指极远之地。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署任两广总督，上谢恩折，其中有“身系一隅，敢忘八表经营”一语。从此，这位封疆大吏就以“八表经营”著称。
　　
　　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的作为最令人称道，也是他一生事业的根基。中法大战，中国取得了近代对外战争唯一的大捷，张之洞有审察大势、说服朝廷、调和诸将、供应后勤的功劳。难能可贵的是，这位不可一世的大傲哥对主持中法战事的老帅彭玉麟礼敬有加，彼此精诚合作，十分愉快。张之洞是代理淮军大将张树声出任两广总督的，出京赴任之前，他让樊增祥撰稿，赞扬彭玉麟。老帅彭玉麟年近古稀，初到广东统兵，处处受到两广总督张树声的掣肘，几乎动弹不得。张树声被朝廷调离后，新任总督张之洞力挺彭玉麟，处处虚己相从，文武和洽，均感快惬。张之洞派使者携带急信和五万两饷银去恭请年届古稀、息影田园的冯子材出山，最具诚意。正是冯子材、刘永福、王孝祺等宿将扭转了战局，张之洞虽未亲临前敌披坚执锐，但他雍容坐镇，调度有方，仍然居功至伟，令朝野刮目相看。
　　
　　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后，法军主帅孤拔被清军大炮击毙，清军本可乘胜追击，将法军驱逐出安南（越南），但主战派疏于情报的搜集和分析，主和派见好就收。有人说，李鸿章心生嫉妒，不愿看到主战派的战果迅速扩大而故意使之半途而废。从张之洞的反应看，这话不无道理。战后，他择取唐代诗人张九渊的诗句“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来表明心迹，自号“无竞居士”。
　　
　　《清史稿？张之洞》这样写道：“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物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张之洞在广东如此，在湖北亦如此，创建两湖书院，遣派留学生，设立织布局，开办汉阳铁厂。张之洞还力主修建南北中枢干线——芦汉铁路。他强调：“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
　　
　　当年，修建铁路是大难事，筹款不易，炼钢不易，防范贪渎不易，处理复杂的人事不易，张之洞却锐意为之。芦汉铁路（从芦沟桥到汉口）实为后来的京广线北段。醇亲王奕譞在复电中赞扬张之洞的任事之勇：“纵使志大效迂，成功与否，不可预必。然精卫、刑天之志，足以痛洗畏葸不任事者之肺肠。”只要涉及中国近代重工业，谁也绕不过张之洞。尽管汉阳铁厂的长期亏损并非秘密，产铁成本居高不下，想必张之洞也头痛过，但事关国家的重工业前途，就是亏本也得大干快上。
　　
　　张之洞两次担任两江总督，为期都很短，但他购置后膛炮，改筑西式炮台，设专将专兵守卫，招聘德国军官当教练，组建江南自强军，广立学堂，事情并没少做。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大闹京津，两宫西狩，国势危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表联合声明，与各国领事签订东南互保条约，保全了中国东南各省的安定局面。这说明，张之洞的大局观是不错的。为了免遭慈禧太后的猜忌，他一再表示：倘若两宫稍有闪失，他就投湖自尽，生为清臣，死为清鬼。
　　
　　张之洞主战，并非底气使然，而是意气使然。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奉天爆发。此前，局势紧张时，张之洞即明确表态，欢迎日本与俄国大干一场。他认为，俄国素以强暴著称，中国应庆幸日本重创俄国，以此消除和减轻边患。张之洞痛恨俄国，实因他与李鸿章不睦所致，李偏向俄国，张就偏向日本，大臣间的意气之争给国家埋下了祸种。
　　
　　当年，朝野评价张之洞的政绩，有人用的是“乏善可陈”四字，认为张之洞说得过去的“政绩”只有两件：在山西禁烟，在广东开赌。张之洞治鄂时间最久，十多年，对手下亲旧不能严加督饬，因此官场贪贿成风。张之洞在山西禁鸦片，却禁得正当。在广东大开赌禁，筹措军费，以应付中法战争，虽有点像是捞偏门，倒也是无奈之举。敌对者抓住这个把柄讥讽他，并没多少说服力。
　　
　　清代文官死后谥文襄，一定要有武功铺底才行。《清会典》于“臣谥”条目下可寻依据：“辟地有得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张之洞死后谥文襄，一度令世人费解。然而仔细梳理一番，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确实打过漂亮仗，中法之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之洞虚己推诚，任贤选将，与彭玉麟和衷共济。左宗棠死后谥文襄，毫无争议，他不仅平定了东南，还收复了西北，可谓居功至伟。但左宗棠是内战大师，未曾与外寇有过正面交锋，这一点张之洞倒是因为中法战争取胜，占到了外战内行的美名，他死后被谥为文襄，不算夸张。
　　
　　【互不相欠：张之洞与慈禧太后的关系】
　　
　　清朝大臣的遗折通常都是在其去世后由他人代撰，往往空泛矫情。张之洞的遗折却是例外，出于本人亲授，言之有物，其中有这样几句：“殿试对策，指陈时政，蒙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拔置上第，遇合之隆，虽宋宣仁太后之于宋臣苏轼，无以过之。”意思是，当年张之洞殿试高中探花，与东太后和西太后的青睐有直接关系，所以他感恩戴德。北宋宣仁太后是宋英宗赵曙的皇后，是宋哲宗赵煦的祖母，哲宗即位后，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将此前被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的苏轼召回朝廷，任命为翰林学士，并告诉他：“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苏轼闻言，痛哭失声，宣仁太后也泪下如雨。张之洞引用这个典故，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二者因文字受知是相同的，将“女中尧舜”的金箔贴在慈禧脸上则不会出错。
　　
　　说到“与太后对泣”，张之洞也有过一回类似的经历。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入京，慈禧太后在湖园召见，两人见面时，慈禧太后呜咽涕泣，张之洞也老泪纵横。据高树《金銮琐记》所载：“孝钦与文襄见面……始终未交言。盖各有伤心，不知从何处说起，惟有对泣而已。对泣已久，孝钦命休息，乃出。”高树猜测，慈禧太后于40年前初见新科探花郎张之洞时，她才28岁，张之洞才26岁，饱经忧患之余，而今都已白发苍苍，垂垂老矣，难免生出物是人非的悲感。高树以此见闻赋诗一首：“湖园召见上帘钩，年少探花已白头。各有伤心无一语，君臣相对涕横流。”
　　
　　应该承认，慈禧太后待张之洞不薄，她比他早死数月，可算是大半生（45年）的恩主。张之洞由词臣（翰林学士）出身，起点高，自我定位也高。当时，清流派已成气候，京城中流传的说法是：李鸿藻为青牛头，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余下的便是牛皮、牛毛。青牛与清流谐音，故有此说。作为青牛角，张之洞的战斗力是毋庸置疑的。他为四川东乡冤案中遭到残害的村民仗义执言，使恶县令孙定扬等罪魁祸首受到极刑的惩罚，因此名震朝野。31岁后，他辗转浙江、湖北、四川等地担任乡试考官和学政。1878年，崇厚出使俄国，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张之洞“论奏其失，请斩崇厚，毁俄约”，朝廷清流派和主战派对他赞不绝口，慈禧太后也认为张之洞见识清明，人才可用，采纳了他的建议，另派曾纪泽赴俄改签条约，崇厚虽蒙不杀之恩，仍入狱抵罪。张之洞做了一年侍讲学士，因为遇事敢为大言，在清流派中声誉日隆。
　　
　　张之洞44岁出任山西巡抚，这么年轻的省长现在可是难得一见，47岁出任两广总督，53岁迁调为湖广总督，58岁调为两江总督，不久即回任湖广总督，65岁任两江总督，66岁返京充任经济特科阅卷大臣，厘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事毕即回任湖广总督，69岁协办大学士，随后不久，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屈指算来，张之洞在北方做了3年巡抚，在南方做了22年总督，在军机大臣任上3年。他的这份履职表虽比李鸿章差些成色，但相比同辈官员已是十分光彩，若非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和倚重，是无法想象的。
　　
　　戊戌变法之前，张之洞是稳健的洋务派分子，他多次疏陈兴利革弊的诸项事宜，著《劝学篇》，为光绪皇帝所倚重，他举荐的嫡系亲厚弟子杨锐被任命为军机章京，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出逃，六君子遇害，陈宝箴等高官受到牵连，张之洞却泰然无事。有人说，这是因为《劝学篇》预为防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毕竟不同于康有为的“尽变祖宗之法”六字。透过表象看实质，更深层的原因是，老成的封疆大吏日渐凋零，所剩无几，慈禧太后不敢自卸臂膀，自翦羽翼。
　　
　　慈禧太后一度想废黜光绪皇帝，另立溥俊为傀儡。此事非同小可，她分别向封疆大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征求意见，李鸿章和刘坤一期期以为不可，刘坤一的意见尤为直率和激烈，“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这斩钉截铁的十二字使慈禧三敛其手，彻底放弃了废立的念头。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张之洞是肯定知道的，唐高宗李治欲立武昭仪为后，向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徐征询意见，长孙无忌、褚遂良坚决反对，徐却相当滑头，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张之洞正是瞟学了这门功夫，他回复慈禧太后：“此事权在太后，非疆臣所得干预。”道理上似乎是成立的，态度却并不明朗。慈禧太后在李鸿章、刘坤一那里碰了两个硬钉子后，不敢一意孤行。张之洞看在眼里，道路传闻更是一边倒，他听到赴鄂公干的朝臣德穆谈及溥俊的种种悖谬言行，便改弦更张，致电军机大臣、自家姐夫鹿传霖，一方面声称“为外臣者，此等事不宜妄言”，另一方面婉转致意，大阿哥溥俊乃端郡王载漪之子，载漪是庚子之乱的罪臣，为各国所仇视，此层关系于国家确有妨碍。当年舆论盛赞刘坤一“卓有操守，无愧大臣风节”，张之洞则首鼠两端，相差甚远。人到无求品自高，张之洞有所求，在关键时刻就难免软滑。他求什么？求入阁拜相，出任封疆大吏二十多年，人赞其命好，他却自叹淹滞未达。张之洞暮年晋协办大学士，荣升军机大臣，就是慈禧太后赐予的丰厚回报。
　　
　　光绪三十四年（1908），慈禧太后故伎重演，议立四岁的溥仪为皇储，准备在有生之年继续垂帘听政。大臣中，只有世续认为宜立长君，溥伟是更好的人选，李鸿章、刘坤一、荣禄均已去世，昔日老臣凋零，张之洞的意见就显得至关重要。他表态赞成立溥仪为储，令慈禧如释重负。当时，外界传闻，光绪皇帝弥留之际，曾派小内侍传手谕给张之洞，立溥伟为嗣君，在场众人大惊失色。据《凌霄一士随笔》描述：“张之洞徐曰：‘乱命乱命。’且言且以手团搓之，竟置靴筒中，事遂寝。”张之洞还赞成载沣为摄政王，此举直接要了他的老命。慈禧太后死后，隆裕太后垂帘听政，载沣大权独揽，任命亲贵载洵筹办海军。载涛训练禁卫军，张之洞力谏不可，遭到载沣的申斥，心高气傲了一辈子的张之洞受此恶待，回家后便发病呕血，以至于医药罔效。
　　
　　【互不买账：张之洞与李鸿章的关系】
　　
　　约翰？濮兰德在《李鸿章传》中写道：“张之洞与李鸿章的关系属于对手和批评家的关系。张之洞的特点在于他总是一位全凭经验行事的不切实际者，而在另一方面，李鸿章的政策却是基于对实际情况的明确承认。”
　　
　　约翰？濮兰德于光绪九年（1883）来华，在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手下做过事，出任过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兼任《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他与李鸿章和张之洞都曾有过正面接触。他的看法是：“张之洞是一位愚昧而诚实的幻想者和对工业梦想的耐心的追求者，同时，他也嫉妒李鸿章在慈禧的帮助下高高在上的地位。但作为一名儒家学者和坚定的保守派，他认识到并钦佩这位对手对太后的忠心；跟左宗棠一样，他是到了最后，尤其是经过1900年所发生的事件之后，才被迫承认李鸿章在处理与洋人的关系时所采用的和解方法要比那些谴责李鸿章的无知者的方法明智得多。”当理想主义者遇上实用主义者，这场较量并不容易分出胜负，因为他们是隔空挥拳，或谓之在不同的擂台上叫板。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李鸿章七十大寿，张之洞似乎尽弃前嫌，撰写了一篇相当古雅的贺信，夸赞李鸿章的军事筹划，尤其显得肉麻而缺乏真诚。“顺八风而列八阵，循环无端；藏九地而攻九天，高下皆准”，官场客套，虚与委蛇而已。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一战归零，朝野对李鸿章的激烈攻击无以复加，张之洞即是推波助澜者和落井下石者，重读他两年前的贺寿信，简直就是刻骨的讽刺。
　　
　　李鸿章曾讥讽张之洞“华逾于实”。庚子大乱后，李在北京主持和议，与东西洋十一国代表商议和约，心力交瘁。张之洞迭电建言，隐有不恭敬之词，他的意见也与李格格不入。李鸿章对别人说：“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意指张之洞不谙大势，不明大局。张之洞闻言深恨，勃然反击：“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有好事者集联，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两句话适成天然对偶。
　　
　　如果说李鸿章只是大清帝国这幢固有的牛皮纸大厦的“裱糊匠”，那么张之洞就是虚张声势的设计师，他设计的新大厦仍是砖木结构，却有些不伦不类的西式风格。李笑张不切实际，张笑李敝帚自珍，两人互不服气，互不买账。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去世，张之洞迟之许久才派人送去一幅祭幛，中间只写一“奠”字，上款署“文忠侯中堂”，下款署“晚生张之洞拜挽”，故意不写挽联，以此标示自己不赞一词的本意。
　　
　　张之洞与李鸿章政见不合，为人处世的态度也迥然不同，彼此终身不释憾，但他们都因为含恨忍耻，吐血而亡，这个结局倒是惊人地一致。
　　
　　【若即若离：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关系】
　　
　　如果说张之洞与李鸿章之间是对手和政敌的关系，那么张之洞与袁世凯之间就是若即若离、非友非敌的关系，可利用时利用，可帮忙时帮忙，偶尔也会暗中拆台，彼此缺乏诚意和敬意。比较而言，张之洞对袁世凯更有恩德。
　　
　　张之洞比袁世凯大22岁，行辈为先，资望亦高，在他心目中，袁世凯乃是行伍出身的粗人，这样的后进新贵斤两不足。徐树铮在《致马通伯书》中感叹，张之洞倚老卖老，不好侍奉。袁世凯原本对张之洞执礼甚恭，却一再被他怠慢轻视，心中难免愤愤不平，不易释怀。两人若能“尽其材画，戮力中朝”，武昌之变就很可能不会出现。徐树铮是段祺瑞的智囊，北洋人物中之佼佼者，他自然更偏袒袁世凯。徐树铮举出一个例子，证明张之洞为人行事过于傲慢，造成本不该有的关系裂痕。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入京，路过保定，其时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恭请张之洞阅兵。阅兵完毕，袁世凯在官邸设宴，直隶要员悉数入席，仪式十分隆重，态度颇为恭敬，张之洞却倚案垂首，不合时宜地打起瞌睡来，发出匀细的鼾声，这种情形当然令东道主大为尴尬和难堪。张之洞醒后，又只与席中翰林后辈杨士骧长谈，将袁世凯晾在一旁，如同陪客，枯坐无聊。多年后，袁世凯对此番遭遇仍耿耿于怀。
　　
　　张之洞升任军机大臣后，有一天，他问幕僚高友唐：“外间对余有何议论？”高友唐回答道：“郑孝胥曰：‘岑西林（春煊）不学无术，袁项城（世凯）不学有术，老师有学无术，端午桥（方）有学有术。’”张之洞笑道：“余自问迂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不过比较岑、袁多识几个字。袁岂仅有术，直多术耳。”高友唐遂以“老成谋国”四字推许张之洞，称赞他有唐代名相房玄龄的谋略和杜如晦的决断，天下学问无大于此者。张之洞闻之莞然。有趣的是，有术多术的袁世凯尚缺保身保命之术，最终仍要乏术无术的张之洞伸出援手，才好不容易从鬼门关掉转回头。
　　
　　慈禧太后死后，载沣为摄政王，决定为兄（光绪皇帝载湉）报仇，诛杀袁世凯以谢天下。朱谕初稿拟定的罪名为“揽权跋扈，植党营私”，醇亲王奕劻震恐，不敢置一词。唯有张之洞硬着头皮，“再三婉陈，力为乞恩”，而且警告载沣，袁世凯身负练兵重任，羽翼已丰，死党有力，京师在其掌控之中，倘若处置不慎，则社稷宗庙危矣。谕旨最终由张之洞改拟，袁世凯开缺回原籍养病，保住了首级，也就保住了东山再起的希望。曾有人私访张之洞，问道：“项城（袁世凯）是英鸷之辈，朝廷既然不能用他，杀掉是对的。如今他怏怏不悦，回乡养病，难道朝廷就不担心后患无穷吗？”张之洞的回答显然是书生之见：“明朝崇祯皇帝勤政爱民，本是一代明君，只因对待群臣过于严厉，轻易诛杀大臣，终于导致亡国。现在摄政王仁厚英明，理应导以宽大，培祥和之气，增强国脉，倘若摄政之初就诛杀先朝倚重的大臣，我担心他杀顺了手，会重蹈明末的覆辙。”这话听来句句在理，但袁世凯毕竟不是袁崇焕，他城府太深，张之洞并未看个分明。
　　
　　试想，袁世凯被杀，清朝是否还能苟延残喘更长时间？这很难说，大势所趋，中华民国仍将取代清王朝，一切都会大不同。就因为张之洞多嘴多事，袁世凯捡回一条性命，历史就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伸出了触角。袁世凯当然应该感激张之洞，可是天下人要为此付出更高的血泪代价。
　　
　　【《劝学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以文章经济自负一生，他极其痛恨公羊学（今文经学）和六朝骈俪文字，而这两样都是康有为推崇备至的。张之洞的代表作是《劝学篇》，这本书被视为晚期洋务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劝学篇》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图强精神，尽管只有四万多字，是本小书，但涉及面甚广，凡洋务派讲求的练兵、开矿、筑路、设学、留洋、办报、译书、变法、农工商等皆有论及，因此在当时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张之洞喜闻西学，爱谈洋务，可谓由来已久。他任山西巡抚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传播福音之余，提倡开矿、筑路、兴学，以声光化电的常识启沃官民，张之洞眼界顿开。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张之洞于机器制造略窥门径，某洋务局总办却对业务极不熟悉。一日传见，张之洞问他铸一门大炮要用铁多少磅，这位总办不假思索，率然而答：“职道给大人回：大炮用五六十磅铁，小炮用二三十磅铁就够了。”张之洞掀髯大笑：“这点铁只够造一个锅子，一个汤罐。”翌日，这位总办就丢掉了乌纱帽。张之洞的门生周锡恩掌教黄州经古书院，勇于提倡时务，所出考题中，将拿破仑与汉武帝相提并论，许多洋名词（显微镜、千里镜、热气球之类）出现在文章里。张之洞与周锡恩经常在一起谈论外国学问、政治、军事、制造等，虽不免隔靴搔痒，但兴致极高。张之洞瞅准了慈禧太后对维新变法的反感，于是调整观点，在《劝学篇》中提出“中体西用”的稳健主张，惊险渡过了戊戌变法的鬼门关。两年后，他以狠辣的手段镇压武汉自立军起义，杀害唐才常、林圭等人，交上了另一份血腥的业绩单。
　　
　　有人说，张之洞不去强行碰触体制的红线，够滑头；也有人说，张之洞左右逢源，几方讨好，够精明。然而“体”是衰弱老迈之体，“用”是强壮青春之用，可谓枯根嫩叶，难以维持，老牛破车，力不从心。究其实，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只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而非究竟意义上的解决办法，用它去实现强国梦，肯定勉为其难。其后，康有为大谈特谈孔子托古改制，张之洞不以然，相比“中体西用”的深入人心，康有为的许多思想泡沫只不过昙花一现，张之洞下令封禁上海的强学会和《强学报》，就是稳健的洋务派对激进的维新派所作的强硬表态。
　　
　　张之洞督鄂时，曾告诉黄绍箕（字仲）：“我从政有一定之宗旨，即‘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十六字，终身持之，无敢差异也。”
　　
　　1927年端午节前，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附近投水自尽，其挚友、史学家陈寅恪在挽诗中忧世道沦夷，伤文化衰敝，不免回溯清末新政，向张之洞致敬：“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这说明，在没有更好的主张出现之前，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堪称过渡阶段的安慰模式，各派能找到一个相对踏实的落脚点。
　　
　　民国初期，孙中山视察武汉，称赞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意指张之洞在湖北兴实业、练新军、办教育，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人才和思想的坚实基础。
　　
　　张之洞晚年目睹朝政日非，无法匡救，情绪相当消极，总觉得无一人可靠，无一事可办。其绝笔诗写道：“诚感人心心乃归，君臣末世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张之洞死后两年，辛亥革命就在他担任过多年湖广总督的武汉爆发了，清王朝土崩瓦解。张之洞的强国梦彻底破灭。不少人艳羡张之洞身名俱泰，其实他也是赍恨以没。
　　
　　【清官情结：张之洞不贪财】
　　
　　张之洞暮年拜相，任军机大臣，这是迟来的得意。由于他不爱批条子，不爱收银子，许多钻营之辈苦于鸡蛋无缝难下蛆，因此张之洞的府邸甚是清静，相比招权纳贿的袁世凯，实有天渊之别。张之洞有一副门联可为写照：“皇王有道青春好，门馆无私白日闲。”他自诩“无私”，不算十分吹牛。
　　
　　张之洞在遗折中以“不殖生产”自明，这倒不是矫情作伪，他确实是晚清官场中可与彭玉麟、刘坤一齐名的廉洁高官。清官通常都具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张之洞也不例外，他做事往往比贪官更大胆。据《兰隐斋笔记》所载，张之洞为了筹款，在湖北采纳幕僚陈衍巧取豪夺的“妙策”，改铸铜元，以二钱之本赚八钱之利，盘剥百姓，饮鸩解渴，其后各省纷纷效法，国内币制大乱，民生益蹙，流毒无穷，终于不戢自焚。张之洞改铸铜钱的实际后果（对清王朝的威胁）比人们想象的更严重，他用这笔巨款扩充湖北新军，由汉阳兵工厂添造快枪子弹，派遣大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这些人中就藏有不少革命党人（黄兴是最突出的一个），终于促成武昌起义的成功。一个做了一辈子清王朝忠臣、重臣的人，到头来却被视为辛亥革命的促成者，这个戏剧效果可不弱。
　　
　　张之洞不贪私财，他出任两广总督时，依例可得太平关、海关等处馈银二十万两，这并非贿赂，而是惯例，张之洞见此累累巨款，问明缘由，然后悉数充公。然而张之洞挥霍公款，毫不吝啬，由于兴举太多，造端宏大，所养冗官游士不少，而用财至滥，亏空甚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出任督办商务大臣，再署两江总督。一位道员为某富商私献白银二十万两给张之洞贺寿，请求在海州开矿，张之洞闻言大怒，当即劾罢了这位道员。张之洞“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一品高官能做到这样清廉，绝非易事。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自京返鄂，顺道回家乡南皮祭祖。他捐出五千两赏银和廉俸一万二千两，在家乡兴建新式学校，题名为慈恩学堂。
　　
　　南皮解放后，慈恩学堂更名南皮中学。
　　
　　1966年秋，以南皮中学学生为主的红卫兵造反派，扛着旗帜打着铜锣，来到南皮县双庙村张之洞墓地，先将墓碑拉倒，然后掘开墓庐，将他和三位夫人的尸骸弃置在露天之中。据当年的现场目击者回忆，红卫兵用钢钎撬开棺盖时，随葬品寥寥无几，张之洞面色如生。
　　
　　【性格、脾气和做派】
　　
　　大人物必然会受到过度关注，很容易被神圣化或妖魔化。曾国藩被传为蟒蛇精转世，张之洞则被传为猕猴精投胎。张之洞的父亲张在四川做官时，曾带夫人游峨眉山，听说山中有一只百岁老猴，夫人好奇要看，看后，老猴即奄然物化。于是有人附会，张之洞，字香涛，名中有“洞”，字中有“桃”，再加上他小时候喜欢吃枣栗，皆可佐证他是猕猴精的化身。张之洞短身长髯，体魄与常人无异，精力却更为充沛。他集杜诗为联，或处理政事，居然能做到十余天目不交睫，这就苦了他的下属，轮流值班，个个累得趴下，他却气定神闲，不露丝毫倦容和疲色。即便如此，如果准许二选一，张之洞的僚属倒宁愿他工作，不愿他睡觉，因为一旦他睡着，则麻烦更大。
　　
　　张之洞起居无节，虚矫傲慢，是出了名的。稍得闲暇，他就打瞌睡。有时，宴会场合，客人到齐，海陆杂陈，纷纷亮相，他却呼呼睡着，谁也不敢惊动他。等到菜都凉了，他才睁眼醒来。一餐饭吃两三个时辰，菜肴回锅数次，客人皆以为苦，他却习以为常。见客情形也好不到哪儿去，接谈不久，稍一冷场，张之洞即鼾声微起。
　　
　　有一次，湖北学政去总督府拜见恩师，只谈了几句话，张之洞就支颐神游大槐安国去了，这位弟子只好静候恩师醒来。还有一次，张之洞回访湖北巡抚，停轿之后，随从揭帘，巡抚看到总督大人已经睡着，赶紧叫人搬来屏风围幛，在一旁守候，这一等就是六个小时。张之洞睡饱醒来，神清气旺，与巡抚剧谈良久，然后打道回府。大家饥肠辘辘，疲倦不堪，他却跟没事人一样。
　　
　　张之洞的记性超好，读书过目不忘，但他性子缓，办理急务，反而容易抛之脑后，被人讥为“号令不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曾遣派两湖书院学生出洋留学，这些年轻人已束装待发，张之洞要接见他们，结果等候了一个多月，音信全无。学生们激愤难忍，发传单声讨张之洞，险些闹成学潮。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召正在美洲公干的黄遵宪赶紧回国，有要事相商。黄遵宪回国后，却三个月见不到张之洞，气得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黄遵宪一怒之下去了上海，张之洞这才记起前约，去电相召，结果又是半个月毫无着落。等到他们总算见了面，那件急务早就黄了。某位官员因公事求见张之洞，门卫叫他在客室候着，时值数九寒冬，他从白天候到晚上，饥寒交迫，回家后大病一场，险些丢掉老命。某太守引以为训，每当张之洞召见，就自备饮食和棉被，准备打“阵地战”和“持久战”。李伯元著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不给高官留丝毫情面，小说中有一位贾制台，“入座荒唐，起居无节”，即以张之洞为蓝本，写得活灵活现。
　　
　　张之洞唯我独尊，自以为天高皇帝远，怠慢僚属，谁都只能忍气吞声。梁鼎芬算是狠角色了，曾因章太炎力倡排满而痛批其颊，使之留下心理疾患，但他侍奉张之洞唯谨唯敬，犹如孝子事亲。张之洞的下属中也有聪明角色，巧妙使用反制手段，相当有效。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某县令将去粤东履新，按程序走，先要晋谒总督。有人提醒他：“总督大人极为傲慢，你要有心理准备，别指望他起身回礼。”县令不以为然地说：“天下岂有此理！”于是他以满汉全席赌输赢。县令进了总督府，张之洞果然翘足倚胡床，似睡非睡，漫不为礼，县令见状，立刻绕了个弯子：“卑职刚从京城来，有话跟总督大人说。”张之洞以为是京中要员托此人传达口信，不觉起身坐直。县令说：“卑职只想请问，大人在京城晋见皇上时，皇上举止如何？”张之洞闻言，心中一惊：皇上不曾傲慢总督，总督又岂可傲慢县令？这个暗藏不露的逻辑推理太牛了，于是他收起满脸的倨傲之色，慢慢地起身回礼。
　　
　　应该说，张之洞的傲慢既是一种作派，也是一种策略和手段。有例为证。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对待巡抚倪文蔚，态度极其傲慢。有一次，倪文蔚去总督府拜访张之洞，张之洞拒不接见。倪文蔚够倔犟，第二天再去，仍遭冷落，于是他大步流星闯进张之洞的办公室，忿然作色道：“总督、巡抚同为朝廷命官，我因公造访，你为何故意小瞧我！”撂下这句话，拂袖而去。某将军居中调和，为他们摆酒。结果张之洞姗姗来迟，直入上座，全无半点礼让的意思，将军敬他的酒他端杯就喝，将军敬倪文蔚的酒他也抢杯喝掉，气得倪文蔚推案而起，当天就打算挂冠而去。同城督抚不和，中央照例将弱势的一方调走，张之洞大权独揽，正中下怀。
　　
　　要说张之洞嗜睡，他当了三年军机大臣，常见皇上、太后，也没听说他哪次睡着了。由此可见，张之洞傲慢，纯粹是见人下菜碟。张之洞是中国近代的一个重要符号，不可小视，更不可忽略。通常，后人只注重他的政绩和学问，其实他的文学天赋相当了得，尤其以捷才急智著称。曾有人出上联“树已千寻难纵斧”，向他求对，他略一沉吟，即答出下联“果然一点不相干”，这个无情对工稳之极。有一次，张之洞与好友李文田游陶然亭，对饮时，张之洞就地取材，以“陶然亭”三字向李文田索无情对。李文田胸有成竹，冲张之洞呵呵一笑，道是：“若要无情，非阁下姓名莫属矣。”将“张之洞”对“陶然亭”，确实“无情”。面对一地鸡毛的政治残局和军事烂摊子，张之洞岂能“陶然”？就是强作欢颜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