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为三万元存款而奋斗”？
刘绍棠“为三万元存款而奋斗”？
杨建民
1957年10月17日的《人民日报》刊出了一篇正题为《青年作者的鉴戒》，副题为“刘绍棠追求名利堕落叛党”的“新华社综合报道”，文章将各界（包括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老舍、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及作家严文井等）对刘绍棠的批判发言作了综述，其中措辞十分严厉：“发言者一致认为，22岁的青年作者刘绍棠堕落、叛党的经过，深深值得广大青年文学作者和青年们引为戒鉴。”里面还有这样一句话十分惹人瞩目：“现在刘绍棠在北京买了房子，他的存款虽然已达一万多元，但仍喊着‘为三万元存款而奋斗’。”报道发表后，有关“三万元”的话语被广泛流传，成为多人写文章引述的“事实”，也成了后来长时期内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这“为三万元存款而奋斗”的前因后果到底怎样呢？
【全靠稿费收入生活的年轻作家】
巴金先生逝世时，先后有数家媒体提到，巴金是解放后唯一不拿工资的职业作家，完全靠稿费和版税生活。巴金是职业作家这一点，应当是事实，可要说到“唯一”，就不够准确了。其实1949年后，还有一部分试图以文为生的文化人，他们有的后来进入体制内，成了拿工资的作家或其他职业者；未进入体制者，大都从事了其他行当，不然就难以维持生计。既在体制内，后来又完全以稿费和版税收入为生的专业作家，至少还有一位，就是刘绍棠。
刘绍棠很小就开始参加工作，可因年龄小，后来又先后进入中学、北京大学等校学习。在此期间，他就开始在多家报刊发表作品，并产生了一定影响。从北京大学退学后，他又边工作边写作。1956年3月，20岁的刘绍棠经秦兆阳和康濯两位作家介绍，加入了中国作协，成了当时年龄最小的会员。入会次月，刘绍棠向团中央申请从事专业创作，后得到批准。从此，他就成了不拿工资，全靠稿费收入生活的专业作家。
全靠稿费收入生活，在今天来看也非常不易，刘绍棠当时仅20岁，为何就有胆量抛开稳定工资，成为专业作家？这个决定冒失吗？这，也许要从他当时的稿费版税收入情况着手，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刘绍棠相当早慧，他在报纸上发表作品是在初中阶段，其时年龄不过十三四岁。这个年龄段刘绍棠的稿费收入，不能确知，因为当时社会还处在供给制、大包干和薪金制的交替阶段，刘绍棠的作品还有限，稿酬不会很多。不过，还是可以通过一些相关资料，来进行一点推测。
刘绍棠在1951年8月将一篇名为《完秋》的短篇小说寄给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孙犁先生。作品发表后，收到编辑部寄来的稿费26万元（新币26元）。当时一般人生活费约需12元左右，这笔收入大约可以支付两个多月的生活费。照此推算，一年发表十来个短篇小说的刘绍棠，在此时（15岁）不仅可以供自己生活，还可以略有盈余贴补家用（事实是，刘绍棠此时便开始用稿费收入供妹妹读书）。到了薪金制时期，小说的稿酬大致在每千字15～20元之间。这是在报刊单篇发表。（据王蒙的回忆文章，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收到的稿费有600多元，在当时是让人震惊的收入。）刘绍棠有大量中、短篇小说发表，收入肯定较为丰厚。这还不算，出版成册时还有出书稿酬。当时的出书付酬方式比较特别，学习苏联，即定额叠加：如先按千字若干元计算，另考虑印数情况，予以累加。即三万册算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酬。倘印数大，收入便相当可观了。
这里可以拿刘绍棠几本书出版作例子来说明一下。1953年，17岁的刘绍棠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全书总计四万多字。当时每千字付给刘绍棠的印数稿酬为15元，计算下来，第一笔稿酬收入为627元。这在当时的中小城市，是一位中等收入干部几乎一年的收入。这还不是全部，该书后来出了四版，累计印了六万三千册。算下来，达到三个“定额”，稿酬就涨到了45元。结果，这本只有四万余字的小说集，出书稿酬就达到1800元以上，相当于一位中等收入干部将近三年的工资收入。
1955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又为刘绍棠出版了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该书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计10.4万字。这时期，由于刘绍棠的名声，基本稿酬有了提高，每千字达18元。此书共印了6.8万册，刘绍棠的收入达到5600多元，是一位一般干部7～8年的总收入。1956年初，刘绍棠又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篇小说《夏天》。该书11万字，千字基本稿酬18元。可这个中篇累计印了十万册，达到了四个定额，每千字稿酬也随之翻了四倍，成了72元。算下来，收入高达8000元左右，相当于当时一般干部十年工资的总和。
为说明此时情形，我们不妨借助一点资料。1956年国家工资改革，给各个级别定出大致统一的工资标准。我们主要以一般、大多数中低级干部收入（其实相对于一般工农及其他劳作阶层，这份收入还高出一截）的情况来看，北京地区：25级：37.5元；24级：43元；23级：49.5元；22级：56元；21级：62元；20级：70元；19级：78元；18级：87.5元；17级：99元；16级：110.5元；15级：124元；14级：138元；进入“高干”行列的13级，工资也不过155.5元……中国数十年间，工资均属微调，相当多人从1952年定级到1976年“文革”结束，几乎没有动过。有人即使有幸获得调整一级工资机会，大抵也就调高几元，高的不过十数元。从这个比较看，刘绍棠当时的稿酬收入，可说是相当丰厚。
不说报刊发表稿酬，仅从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协前出版的四本书收入看，已达一万七、八千元。当时的刘绍棠只有20岁，写作势头极其旺盛，倘正常发展下去，不被意外中断，他完全可以凭稿酬收入，进入中国最富有者的行列。就算没有之后收入，仅此一笔，也能较为充分地保证以后数十年衣食无虞。
刘绍棠努力想成为专业作家，应该与他当时创作欲望强烈，而一般的事务性工作容易占用他的写作时间有关。为此，刘绍棠此前就有过从北京大学退学的惊人之举。此外，一位外国作家的成就和经历，也深深影响了他。刘绍棠一生最为佩服的作家，是苏联的肖洛霍夫，对肖的名著《静静的顿河》“佩服得五体投地”。肖洛霍夫的生活和写作经历，成了刘绍棠想回到自己故乡，致力故乡写作的榜样。可刘绍棠这样做，同时有自己对当时和未来创作发展的独立思考。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说：“我成名很早，当我已被承认为新中国橱窗里的一个小小展品时，跟我同辈而又比我年龄大的青年作家破土而出，蜂拥而上。我是写农村题材的，其中几位写农村题材的青年作家，见识比我广，阅历比我深，生活积累比我厚，我是写不过他们的；何况还有众多的写农村题材的前辈作家，更是我所望尘莫及。我的存在发生了危机，急中生智便从肖洛霍夫的作品中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欲进而退，以守为攻，专写乡土和乡亲，便可以在局部上取得最大优势，而在文坛割据一席之地。”由此看来，肖洛霍夫这位伟大的“顿河之子”，影响和决定了刘绍棠成为中国文坛上“大运河之子”的创作基本走向。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57年4、5月份，为响应后来的“大鸣大放”，年轻的刘绍棠一连写出《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暮春夜灯下随笔》等一批理论文字，对当时盛行的苏联许多文艺观念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些内容，发表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很快，刘绍棠的这些言论成为全国批判的重点。为应和形势，他的一些朋友也不能不出来发言，揭发其“罪行”，挖掘其思想根源。刘绍棠当时的文坛好友，后来也成为著名作家的从维熙，在粉碎“四人帮”后写的回忆文章中，专门谈到了所谓“三万元”问题：
我愚笨而懦弱，尽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点，但总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至今仍有一条劣根，遇事过多地为对方着想。那天，在会上我这个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友发言批判之后，我游离开政治话题，给绍棠生活上提出揭发。我结结巴巴地说：“他在《田野落霞》这篇小说中，写党的干部风纪败坏。我曾问过他是否有这等事？他说在运河边上出现过大姑娘溺婴，是生活的真实。”我又说：“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绍棠）和我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安定。刘说如果能有三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 （《走向混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这段不属于政治话题的揭露，在会议上被主持人当即指出为“只说芝麻，不说西瓜；只谈生活，不谈政治”，从维熙也落了个“态度恶劣，包庇右派分子刘绍棠”的罪名。可世事变化难料，不久，这些当时会议上看去只是“芝麻”的问题，被报刊放大为“西瓜”。从维熙在文章中这样记述此过程：“报道这个会议的记者，以《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妙笔生花地截取了所需。把绍棠谈及的有三万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三万元而奋斗’。把他（按：刘绍棠）犯肠炎，带馒头下乡之事，写成了‘下乡常常挎着一篮馒头’。并说他和从维熙等堕落到专门爱谈‘大姑娘在河边生私孩子’云云。这篇文章，后来变成对青年进行教育的活教材，四处流传，殊不知这是下等记者断章取义之劣行。至今，这位记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无对绍棠的负罪之感。”
从维熙的这段回忆，大致是确切的，可也似乎有事实混淆，不够清楚的地方。笔者通过1957年当年的文章结集，查到《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一文，其中有关内容这样写道：“他（按：刘绍棠）还觉得在农村生活苦，吃不惯乡下的伙食，于是就在北京买了房子，长期安下家来，偶尔下乡几天去收集创作材料，也要在北京家里蒸好了一筐上等馒头，带下乡去吃。”“每次下农村回来，他和从维熙等青年作家谈起的，已不再是什么生活中的任何新事物，尽是一些谁家的姑娘在河边养了私生子，哪里有耸人听闻的不三不四的各种事件等等……”可关于“为三万元而奋斗”这样重要的话，此文中却没有寻到。
“三万元”的话似乎不是此文发表的。通过当年的文章结集可以查到，第一个出处是本文开首所引《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综合报道”；第二是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杨海波发表的，主题为《唯有革命者，才能作革命作家》，副题是“批判刘绍棠的反对立场和狂妄自大的极端个人主义”一文：“尽管刘绍棠已经在银行中存了一万多元钱，他还不满足，还要为积蓄三万元而奋斗。”这些文章发表在党报和文艺界的重要报刊上，自然影响巨大。前不久笔者读到一本有关刘绍棠的传记。传记作者抄录出一封与此事有联系的信，记述情况却又有一说。此信作者即为《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的记者，内容如下：“绍棠同志……写这封信给你，除了问候之外，还想顺便谈及一件使我长期感到内疚的事。1957年反‘右派’运动高潮中，我奉命写过一篇《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的通讯，对你作了错误报道……想当年，我深受极‘左’路线的影响，自以为是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所以引用材料也难免片面夸大，无限上纲之处。比如把你希望早日挣上3万元稿费，以利息取得稳固收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便于解除后顾之忧、安心创作的合情合理之见，歪曲为个人名利思想严重：‘扬言要为3万元而奋斗’等等。”（郑恩波《刘绍棠全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笔者见到的1957年当年出版的文章汇集，其中两文均收有“为三万元而奋斗”的字眼，《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文却没有，显然并非因忌讳什么而可能删除。此处记者本人却承认自己所写，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希望能查到原报的读者能够解此困惑。
还有一点可以反映出当时时代 “一面倒”的情形。《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在《中国青年报》显著位置刊出后，从维熙认为此文扭曲了自己发言中涉及的事实，所以不顾自己“懦弱得如同一株小草”，抱着未泯的良知，立刻给这位记者写出一封抗议信。在当时的背景下，结果可想而知。从维熙的“抗议”不但不被理睬，在后来的批判大会上，还被指责为：这是兔死狐悲的没落阶级感情大暴露，是抗拒反右派斗争的反动行为。从维熙将那份刊有此文的《中国青年报》保留了很长时间。他认为，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可用八个字概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年给人泼脏水是无需论证的，今天我们说该文没有谈及“三万元”之事，并非为其其他内容辩护，而是遵从事实，不再犯那位记者在当年思维下所犯的那种错误罢了。
【经济收入：文化人研究被忽略的视角】
可惜的是，刘绍棠的那部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虽已排好了版，登出了发行广告，终因作者被打成“右派”而未能问世。这几乎到手的三万五千元稿酬泡了汤。该书的手稿被装在一个近乎棺材形状的木匣子里，由印刷厂退了回来。手稿上，沾满了排字工人的手印和排字房留下的油污。悲愤的刘绍棠将此木匣装上手稿埋在院子的一株枣树下。对于一个作家，这打击既是经济的，更严重的是心灵上的。从此，这部可能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一笔，可能影响许多人心灵的作品，便永远消失了。1962年，刘绍棠头上“右派”的帽子被摘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捷足先登，派了一位老编辑到刘绍棠家索取这部书稿。兴冲冲的刘绍棠拎着铁锹，与老编辑一起到院子里去挖装稿子的木匣。可惜，木匣已完全朽腐，书稿成了一堆烂泥。此时的刘绍棠，真正欲哭无泪。
尽管损失了这部书稿，损失了几乎到手的三万五千元稿酬，刘绍棠在20岁之前收入的两万元左右的存款，仍然支持了他20多年的生活。（鉴于“右派”身份，他几乎不能发表作品，虽然他还努力写出有数部长篇小说。）由于利息连年下降，“文革”之前，利息降到了3.6%。这样一来，仅靠利息便不能维持生计，就得动用一部分本金。这样十数年下来，到1979年刘绍棠错划“右派”问题得以解决时，他银行存款还剩有2300多元。
由此，我们能够掂出当时两万元的实际价值。由于《金色的运河》并未出版，所以，刘绍棠此后数十年的生计，全靠当专业作家之前的稿酬收入。由此推想，倘若不出现意外，刘绍棠按自己的路子走下去，他一定会潜心下来，完成他写家乡的多卷长篇小说心愿，新中国的文坛，也许会有多部更出色的作品增添色彩。当然，历史无法假设，尽管我们想来这中间有多大的缺憾。从另一方面看，刘绍棠当时主动从北京大学退学，申请当作业作家，除去万分喜爱写作的个人兴趣，经济的丰厚收益也给了他敢于这样做的信心和胆气。从这个角度说，即使刘绍棠真说过“为三万元而奋斗”，也是完全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作家看重的是经济有保障后心灵的自由、写作的自由，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更无可厚非。可惜这一切，却被当时极端的风气扼杀……
过去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常常高谈“经济是基础”的观点，但分析问题时却往往忽略或根本不考虑这方面的因素。以前我们研究文化人，多从其思想、政治境遇等方面去考虑，极少注意其经济收入状况，或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他的生活选择及作为走向。从刘绍棠自觉成为专业作家一事，联系其当时的写作收入状况，可知他的这种选择确实与经济收入（实际以及预期收入）有密切关系。从当时及后来的情况看，有刘绍棠这样稿费收入的，当属少数个案。但这一个案，亦为我们研究一般认为与金钱联系较少的文化人，探讨他们的思想及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这或许是我们关注其行为与收入关系之余应有的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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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民
1957年10月17日的《人民日报》刊出了一篇正题为《青年作者的鉴戒》，副题为“刘绍棠追求名利堕落叛党”的“新华社综合报道”，文章将各界（包括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老舍、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及作家严文井等）对刘绍棠的批判发言作了综述，其中措辞十分严厉：“发言者一致认为，22岁的青年作者刘绍棠堕落、叛党的经过，深深值得广大青年文学作者和青年们引为戒鉴。”里面还有这样一句话十分惹人瞩目：“现在刘绍棠在北京买了房子，他的存款虽然已达一万多元，但仍喊着‘为三万元存款而奋斗’。”报道发表后，有关“三万元”的话语被广泛流传，成为多人写文章引述的“事实”，也成了后来长时期内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这“为三万元存款而奋斗”的前因后果到底怎样呢？
【全靠稿费收入生活的年轻作家】
巴金先生逝世时，先后有数家媒体提到，巴金是解放后唯一不拿工资的职业作家，完全靠稿费和版税生活。巴金是职业作家这一点，应当是事实，可要说到“唯一”，就不够准确了。其实1949年后，还有一部分试图以文为生的文化人，他们有的后来进入体制内，成了拿工资的作家或其他职业者；未进入体制者，大都从事了其他行当，不然就难以维持生计。既在体制内，后来又完全以稿费和版税收入为生的专业作家，至少还有一位，就是刘绍棠。
刘绍棠很小就开始参加工作，可因年龄小，后来又先后进入中学、北京大学等校学习。在此期间，他就开始在多家报刊发表作品，并产生了一定影响。从北京大学退学后，他又边工作边写作。1956年3月，20岁的刘绍棠经秦兆阳和康濯两位作家介绍，加入了中国作协，成了当时年龄最小的会员。入会次月，刘绍棠向团中央申请从事专业创作，后得到批准。从此，他就成了不拿工资，全靠稿费收入生活的专业作家。
全靠稿费收入生活，在今天来看也非常不易，刘绍棠当时仅20岁，为何就有胆量抛开稳定工资，成为专业作家？这个决定冒失吗？这，也许要从他当时的稿费版税收入情况着手，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刘绍棠相当早慧，他在报纸上发表作品是在初中阶段，其时年龄不过十三四岁。这个年龄段刘绍棠的稿费收入，不能确知，因为当时社会还处在供给制、大包干和薪金制的交替阶段，刘绍棠的作品还有限，稿酬不会很多。不过，还是可以通过一些相关资料，来进行一点推测。
刘绍棠在1951年8月将一篇名为《完秋》的短篇小说寄给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孙犁先生。作品发表后，收到编辑部寄来的稿费26万元（新币26元）。当时一般人生活费约需12元左右，这笔收入大约可以支付两个多月的生活费。照此推算，一年发表十来个短篇小说的刘绍棠，在此时（15岁）不仅可以供自己生活，还可以略有盈余贴补家用（事实是，刘绍棠此时便开始用稿费收入供妹妹读书）。到了薪金制时期，小说的稿酬大致在每千字15～20元之间。这是在报刊单篇发表。（据王蒙的回忆文章，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收到的稿费有600多元，在当时是让人震惊的收入。）刘绍棠有大量中、短篇小说发表，收入肯定较为丰厚。这还不算，出版成册时还有出书稿酬。当时的出书付酬方式比较特别，学习苏联，即定额叠加：如先按千字若干元计算，另考虑印数情况，予以累加。即三万册算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酬。倘印数大，收入便相当可观了。
这里可以拿刘绍棠几本书出版作例子来说明一下。1953年，17岁的刘绍棠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全书总计四万多字。当时每千字付给刘绍棠的印数稿酬为15元，计算下来，第一笔稿酬收入为627元。这在当时的中小城市，是一位中等收入干部几乎一年的收入。这还不是全部，该书后来出了四版，累计印了六万三千册。算下来，达到三个“定额”，稿酬就涨到了45元。结果，这本只有四万余字的小说集，出书稿酬就达到1800元以上，相当于一位中等收入干部将近三年的工资收入。
1955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又为刘绍棠出版了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该书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计10.4万字。这时期，由于刘绍棠的名声，基本稿酬有了提高，每千字达18元。此书共印了6.8万册，刘绍棠的收入达到5600多元，是一位一般干部7～8年的总收入。1956年初，刘绍棠又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篇小说《夏天》。该书11万字，千字基本稿酬18元。可这个中篇累计印了十万册，达到了四个定额，每千字稿酬也随之翻了四倍，成了72元。算下来，收入高达8000元左右，相当于当时一般干部十年工资的总和。
为说明此时情形，我们不妨借助一点资料。1956年国家工资改革，给各个级别定出大致统一的工资标准。我们主要以一般、大多数中低级干部收入（其实相对于一般工农及其他劳作阶层，这份收入还高出一截）的情况来看，北京地区：25级：37.5元；24级：43元；23级：49.5元；22级：56元；21级：62元；20级：70元；19级：78元；18级：87.5元；17级：99元；16级：110.5元；15级：124元；14级：138元；进入“高干”行列的13级，工资也不过155.5元……中国数十年间，工资均属微调，相当多人从1952年定级到1976年“文革”结束，几乎没有动过。有人即使有幸获得调整一级工资机会，大抵也就调高几元，高的不过十数元。从这个比较看，刘绍棠当时的稿酬收入，可说是相当丰厚。
不说报刊发表稿酬，仅从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协前出版的四本书收入看，已达一万七、八千元。当时的刘绍棠只有20岁，写作势头极其旺盛，倘正常发展下去，不被意外中断，他完全可以凭稿酬收入，进入中国最富有者的行列。就算没有之后收入，仅此一笔，也能较为充分地保证以后数十年衣食无虞。
刘绍棠努力想成为专业作家，应该与他当时创作欲望强烈，而一般的事务性工作容易占用他的写作时间有关。为此，刘绍棠此前就有过从北京大学退学的惊人之举。此外，一位外国作家的成就和经历，也深深影响了他。刘绍棠一生最为佩服的作家，是苏联的肖洛霍夫，对肖的名著《静静的顿河》“佩服得五体投地”。肖洛霍夫的生活和写作经历，成了刘绍棠想回到自己故乡，致力故乡写作的榜样。可刘绍棠这样做，同时有自己对当时和未来创作发展的独立思考。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说：“我成名很早，当我已被承认为新中国橱窗里的一个小小展品时，跟我同辈而又比我年龄大的青年作家破土而出，蜂拥而上。我是写农村题材的，其中几位写农村题材的青年作家，见识比我广，阅历比我深，生活积累比我厚，我是写不过他们的；何况还有众多的写农村题材的前辈作家，更是我所望尘莫及。我的存在发生了危机，急中生智便从肖洛霍夫的作品中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欲进而退，以守为攻，专写乡土和乡亲，便可以在局部上取得最大优势，而在文坛割据一席之地。”由此看来，肖洛霍夫这位伟大的“顿河之子”，影响和决定了刘绍棠成为中国文坛上“大运河之子”的创作基本走向。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57年4、5月份，为响应后来的“大鸣大放”，年轻的刘绍棠一连写出《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暮春夜灯下随笔》等一批理论文字，对当时盛行的苏联许多文艺观念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些内容，发表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很快，刘绍棠的这些言论成为全国批判的重点。为应和形势，他的一些朋友也不能不出来发言，揭发其“罪行”，挖掘其思想根源。刘绍棠当时的文坛好友，后来也成为著名作家的从维熙，在粉碎“四人帮”后写的回忆文章中，专门谈到了所谓“三万元”问题：
我愚笨而懦弱，尽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点，但总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至今仍有一条劣根，遇事过多地为对方着想。那天，在会上我这个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友发言批判之后，我游离开政治话题，给绍棠生活上提出揭发。我结结巴巴地说：“他在《田野落霞》这篇小说中，写党的干部风纪败坏。我曾问过他是否有这等事？他说在运河边上出现过大姑娘溺婴，是生活的真实。”我又说：“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绍棠）和我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安定。刘说如果能有三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 （《走向混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这段不属于政治话题的揭露，在会议上被主持人当即指出为“只说芝麻，不说西瓜；只谈生活，不谈政治”，从维熙也落了个“态度恶劣，包庇右派分子刘绍棠”的罪名。可世事变化难料，不久，这些当时会议上看去只是“芝麻”的问题，被报刊放大为“西瓜”。从维熙在文章中这样记述此过程：“报道这个会议的记者，以《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妙笔生花地截取了所需。把绍棠谈及的有三万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三万元而奋斗’。把他（按：刘绍棠）犯肠炎，带馒头下乡之事，写成了‘下乡常常挎着一篮馒头’。并说他和从维熙等堕落到专门爱谈‘大姑娘在河边生私孩子’云云。这篇文章，后来变成对青年进行教育的活教材，四处流传，殊不知这是下等记者断章取义之劣行。至今，这位记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无对绍棠的负罪之感。”
从维熙的这段回忆，大致是确切的，可也似乎有事实混淆，不够清楚的地方。笔者通过1957年当年的文章结集，查到《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一文，其中有关内容这样写道：“他（按：刘绍棠）还觉得在农村生活苦，吃不惯乡下的伙食，于是就在北京买了房子，长期安下家来，偶尔下乡几天去收集创作材料，也要在北京家里蒸好了一筐上等馒头，带下乡去吃。”“每次下农村回来，他和从维熙等青年作家谈起的，已不再是什么生活中的任何新事物，尽是一些谁家的姑娘在河边养了私生子，哪里有耸人听闻的不三不四的各种事件等等……”可关于“为三万元而奋斗”这样重要的话，此文中却没有寻到。
“三万元”的话似乎不是此文发表的。通过当年的文章结集可以查到，第一个出处是本文开首所引《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综合报道”；第二是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杨海波发表的，主题为《唯有革命者，才能作革命作家》，副题是“批判刘绍棠的反对立场和狂妄自大的极端个人主义”一文：“尽管刘绍棠已经在银行中存了一万多元钱，他还不满足，还要为积蓄三万元而奋斗。”这些文章发表在党报和文艺界的重要报刊上，自然影响巨大。前不久笔者读到一本有关刘绍棠的传记。传记作者抄录出一封与此事有联系的信，记述情况却又有一说。此信作者即为《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的记者，内容如下：“绍棠同志……写这封信给你，除了问候之外，还想顺便谈及一件使我长期感到内疚的事。1957年反‘右派’运动高潮中，我奉命写过一篇《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的通讯，对你作了错误报道……想当年，我深受极‘左’路线的影响，自以为是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所以引用材料也难免片面夸大，无限上纲之处。比如把你希望早日挣上3万元稿费，以利息取得稳固收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便于解除后顾之忧、安心创作的合情合理之见，歪曲为个人名利思想严重：‘扬言要为3万元而奋斗’等等。”（郑恩波《刘绍棠全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笔者见到的1957年当年出版的文章汇集，其中两文均收有“为三万元而奋斗”的字眼，《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文却没有，显然并非因忌讳什么而可能删除。此处记者本人却承认自己所写，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希望能查到原报的读者能够解此困惑。
还有一点可以反映出当时时代 “一面倒”的情形。《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在《中国青年报》显著位置刊出后，从维熙认为此文扭曲了自己发言中涉及的事实，所以不顾自己“懦弱得如同一株小草”，抱着未泯的良知，立刻给这位记者写出一封抗议信。在当时的背景下，结果可想而知。从维熙的“抗议”不但不被理睬，在后来的批判大会上，还被指责为：这是兔死狐悲的没落阶级感情大暴露，是抗拒反右派斗争的反动行为。从维熙将那份刊有此文的《中国青年报》保留了很长时间。他认为，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可用八个字概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年给人泼脏水是无需论证的，今天我们说该文没有谈及“三万元”之事，并非为其其他内容辩护，而是遵从事实，不再犯那位记者在当年思维下所犯的那种错误罢了。
【经济收入：文化人研究被忽略的视角】
可惜的是，刘绍棠的那部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虽已排好了版，登出了发行广告，终因作者被打成“右派”而未能问世。这几乎到手的三万五千元稿酬泡了汤。该书的手稿被装在一个近乎棺材形状的木匣子里，由印刷厂退了回来。手稿上，沾满了排字工人的手印和排字房留下的油污。悲愤的刘绍棠将此木匣装上手稿埋在院子的一株枣树下。对于一个作家，这打击既是经济的，更严重的是心灵上的。从此，这部可能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一笔，可能影响许多人心灵的作品，便永远消失了。1962年，刘绍棠头上“右派”的帽子被摘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捷足先登，派了一位老编辑到刘绍棠家索取这部书稿。兴冲冲的刘绍棠拎着铁锹，与老编辑一起到院子里去挖装稿子的木匣。可惜，木匣已完全朽腐，书稿成了一堆烂泥。此时的刘绍棠，真正欲哭无泪。
尽管损失了这部书稿，损失了几乎到手的三万五千元稿酬，刘绍棠在20岁之前收入的两万元左右的存款，仍然支持了他20多年的生活。（鉴于“右派”身份，他几乎不能发表作品，虽然他还努力写出有数部长篇小说。）由于利息连年下降，“文革”之前，利息降到了3.6%。这样一来，仅靠利息便不能维持生计，就得动用一部分本金。这样十数年下来，到1979年刘绍棠错划“右派”问题得以解决时，他银行存款还剩有2300多元。
由此，我们能够掂出当时两万元的实际价值。由于《金色的运河》并未出版，所以，刘绍棠此后数十年的生计，全靠当专业作家之前的稿酬收入。由此推想，倘若不出现意外，刘绍棠按自己的路子走下去，他一定会潜心下来，完成他写家乡的多卷长篇小说心愿，新中国的文坛，也许会有多部更出色的作品增添色彩。当然，历史无法假设，尽管我们想来这中间有多大的缺憾。从另一方面看，刘绍棠当时主动从北京大学退学，申请当作业作家，除去万分喜爱写作的个人兴趣，经济的丰厚收益也给了他敢于这样做的信心和胆气。从这个角度说，即使刘绍棠真说过“为三万元而奋斗”，也是完全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作家看重的是经济有保障后心灵的自由、写作的自由，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更无可厚非。可惜这一切，却被当时极端的风气扼杀……
过去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常常高谈“经济是基础”的观点，但分析问题时却往往忽略或根本不考虑这方面的因素。以前我们研究文化人，多从其思想、政治境遇等方面去考虑，极少注意其经济收入状况，或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他的生活选择及作为走向。从刘绍棠自觉成为专业作家一事，联系其当时的写作收入状况，可知他的这种选择确实与经济收入（实际以及预期收入）有密切关系。从当时及后来的情况看，有刘绍棠这样稿费收入的，当属少数个案。但这一个案，亦为我们研究一般认为与金钱联系较少的文化人，探讨他们的思想及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这或许是我们关注其行为与收入关系之余应有的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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