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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棠“为三万元存款而奋斗”?


刘绍棠“为三万元存款而奋斗”?
  
  杨建民
  
  1957年10月17日的《人民日报》刊出了一篇正题为《青年作者的鉴戒》,副题为“刘绍棠追求名利堕落叛党”的“新华社综合报道”,文章将各界(包括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老舍、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及作家严文井等)对刘绍棠的批判发言作了综述,其中措辞十分严厉:“发言者一致认为,22岁的青年作者刘绍棠堕落、叛党的经过,深深值得广大青年文学作者和青年们引为戒鉴。”里面还有这样一句话十分惹人瞩目:“现在刘绍棠在北京买了房子,他的存款虽然已达一万多元,但仍喊着‘为三万元存款而奋斗’。”报道发表后,有关“三万元”的话语被广泛流传,成为多人写文章引述的“事实”,也成了后来长时期内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这“为三万元存款而奋斗”的前因后果到底怎样呢?
  
  【全靠稿费收入生活的年轻作家】
  
  巴金先生逝世时,先后有数家媒体提到,巴金是解放后唯一不拿工资的职业作家,完全靠稿费和版税生活。巴金是职业作家这一点,应当是事实,可要说到“唯一”,就不够准确了。其实1949年后,还有一部分试图以文为生的文化人,他们有的后来进入体制内,成了拿工资的作家或其他职业者;未进入体制者,大都从事了其他行当,不然就难以维持生计。既在体制内,后来又完全以稿费和版税收入为生的专业作家,至少还有一位,就是刘绍棠。
  
  刘绍棠很小就开始参加工作,可因年龄小,后来又先后进入中学、北京大学等校学习。在此期间,他就开始在多家报刊发表作品,并产生了一定影响。从北京大学退学后,他又边工作边写作。1956年3月,20岁的刘绍棠经秦兆阳和康濯两位作家介绍,加入了中国作协,成了当时年龄最小的会员。入会次月,刘绍棠向团中央申请从事专业创作,后得到批准。从此,他就成了不拿工资,全靠稿费收入生活的专业作家。
  
  全靠稿费收入生活,在今天来看也非常不易,刘绍棠当时仅20岁,为何就有胆量抛开稳定工资,成为专业作家?这个决定冒失吗?这,也许要从他当时的稿费版税收入情况着手,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刘绍棠相当早慧,他在报纸上发表作品是在初中阶段,其时年龄不过十三四岁。这个年龄段刘绍棠的稿费收入,不能确知,因为当时社会还处在供给制、大包干和薪金制的交替阶段,刘绍棠的作品还有限,稿酬不会很多。不过,还是可以通过一些相关资料,来进行一点推测。
  
  刘绍棠在1951年8月将一篇名为《完秋》的短篇小说寄给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孙犁先生。作品发表后,收到编辑部寄来的稿费26万元(新币26元)。当时一般人生活费约需12元左右,这笔收入大约可以支付两个多月的生活费。照此推算,一年发表十来个短篇小说的刘绍棠,在此时(15岁)不仅可以供自己生活,还可以略有盈余贴补家用(事实是,刘绍棠此时便开始用稿费收入供妹妹读书)。到了薪金制时期,小说的稿酬大致在每千字15~20元之间。这是在报刊单篇发表。(据王蒙的回忆文章,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收到的稿费有600多元,在当时是让人震惊的收入。)刘绍棠有大量中、短篇小说发表,收入肯定较为丰厚。这还不算,出版成册时还有出书稿酬。当时的出书付酬方式比较特别,学习苏联,即定额叠加:如先按千字若干元计算,另考虑印数情况,予以累加。即三万册算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酬。倘印数大,收入便相当可观了。
  
  这里可以拿刘绍棠几本书出版作例子来说明一下。1953年,17岁的刘绍棠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全书总计四万多字。当时每千字付给刘绍棠的印数稿酬为15元,计算下来,第一笔稿酬收入为627元。这在当时的中小城市,是一位中等收入干部几乎一年的收入。这还不是全部,该书后来出了四版,累计印了六万三千册。算下来,达到三个“定额”,稿酬就涨到了45元。结果,这本只有四万余字的小说集,出书稿酬就达到1800元以上,相当于一位中等收入干部将近三年的工资收入。
  
  1955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又为刘绍棠出版了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该书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计10.4万字。这时期,由于刘绍棠的名声,基本稿酬有了提高,每千字达18元。此书共印了6.8万册,刘绍棠的收入达到5600多元,是一位一般干部7~8年的总收入。1956年初,刘绍棠又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篇小说《夏天》。该书11万字,千字基本稿酬18元。可这个中篇累计印了十万册,达到了四个定额,每千字稿酬也随之翻了四倍,成了72元。算下来,收入高达8000元左右,相当于当时一般干部十年工资的总和。
  
  为说明此时情形,我们不妨借助一点资料。1956年国家工资改革,给各个级别定出大致统一的工资标准。我们主要以一般、大多数中低级干部收入(其实相对于一般工农及其他劳作阶层,这份收入还高出一截)的情况来看,北京地区:25级:37.5元;24级:43元;23级:49.5元;22级:56元;21级:62元;20级:70元;19级:78元;18级:87.5元;17级:99元;16级:110.5元;15级:124元;14级:138元;进入“高干”行列的13级,工资也不过155.5元……中国数十年间,工资均属微调,相当多人从1952年定级到1976年“文革”结束,几乎没有动过。有人即使有幸获得调整一级工资机会,大抵也就调高几元,高的不过十数元。从这个比较看,刘绍棠当时的稿酬收入,可说是相当丰厚。
  
  不说报刊发表稿酬,仅从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协前出版的四本书收入看,已达一万七、八千元。当时的刘绍棠只有20岁,写作势头极其旺盛,倘正常发展下去,不被意外中断,他完全可以凭稿酬收入,进入中国最富有者的行列。就算没有之后收入,仅此一笔,也能较为充分地保证以后数十年衣食无虞。
  
  刘绍棠努力想成为专业作家,应该与他当时创作欲望强烈,而一般的事务性工作容易占用他的写作时间有关。为此,刘绍棠此前就有过从北京大学退学的惊人之举。此外,一位外国作家的成就和经历,也深深影响了他。刘绍棠一生最为佩服的作家,是苏联的肖洛霍夫,对肖的名著《静静的顿河》“佩服得五体投地”。肖洛霍夫的生活和写作经历,成了刘绍棠想回到自己故乡,致力故乡写作的榜样。可刘绍棠这样做,同时有自己对当时和未来创作发展的独立思考。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说:“我成名很早,当我已被承认为新中国橱窗里的一个小小展品时,跟我同辈而又比我年龄大的青年作家破土而出,蜂拥而上。我是写农村题材的,其中几位写农村题材的青年作家,见识比我广,阅历比我深,生活积累比我厚,我是写不过他们的;何况还有众多的写农村题材的前辈作家,更是我所望尘莫及。我的存在发生了危机,急中生智便从肖洛霍夫的作品中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欲进而退,以守为攻,专写乡土和乡亲,便可以在局部上取得最大优势,而在文坛割据一席之地。”由此看来,肖洛霍夫这位伟大的“顿河之子”,影响和决定了刘绍棠成为中国文坛上“大运河之子”的创作基本走向。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57年4、5月份,为响应后来的“大鸣大放”,年轻的刘绍棠一连写出《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暮春夜灯下随笔》等一批理论文字,对当时盛行的苏联许多文艺观念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些内容,发表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很快,刘绍棠的这些言论成为全国批判的重点。为应和形势,他的一些朋友也不能不出来发言,揭发其“罪行”,挖掘其思想根源。刘绍棠当时的文坛好友,后来也成为著名作家的从维熙,在粉碎“四人帮”后写的回忆文章中,专门谈到了所谓“三万元”问题:
  
  我愚笨而懦弱,尽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点,但总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至今仍有一条劣根,遇事过多地为对方着想。那天,在会上我这个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友发言批判之后,我游离开政治话题,给绍棠生活上提出揭发。我结结巴巴地说:“他在《田野落霞》这篇小说中,写党的干部风纪败坏。我曾问过他是否有这等事?他说在运河边上出现过大姑娘溺婴,是生活的真实。”我又说:“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绍棠)和我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安定。刘说如果能有三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 (《走向混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这段不属于政治话题的揭露,在会议上被主持人当即指出为“只说芝麻,不说西瓜;只谈生活,不谈政治”,从维熙也落了个“态度恶劣,包庇右派分子刘绍棠”的罪名。可世事变化难料,不久,这些当时会议上看去只是“芝麻”的问题,被报刊放大为“西瓜”。从维熙在文章中这样记述此过程:“报道这个会议的记者,以《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妙笔生花地截取了所需。把绍棠谈及的有三万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三万元而奋斗’。把他(按:刘绍棠)犯肠炎,带馒头下乡之事,写成了‘下乡常常挎着一篮馒头’。并说他和从维熙等堕落到专门爱谈‘大姑娘在河边生私孩子’云云。这篇文章,后来变成对青年进行教育的活教材,四处流传,殊不知这是下等记者断章取义之劣行。至今,这位记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无对绍棠的负罪之感。”
  
  从维熙的这段回忆,大致是确切的,可也似乎有事实混淆,不够清楚的地方。笔者通过1957年当年的文章结集,查到《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一文,其中有关内容这样写道:“他(按:刘绍棠)还觉得在农村生活苦,吃不惯乡下的伙食,于是就在北京买了房子,长期安下家来,偶尔下乡几天去收集创作材料,也要在北京家里蒸好了一筐上等馒头,带下乡去吃。”“每次下农村回来,他和从维熙等青年作家谈起的,已不再是什么生活中的任何新事物,尽是一些谁家的姑娘在河边养了私生子,哪里有耸人听闻的不三不四的各种事件等等……”可关于“为三万元而奋斗”这样重要的话,此文中却没有寻到。
  
  “三万元”的话似乎不是此文发表的。通过当年的文章结集可以查到,第一个出处是本文开首所引《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综合报道”;第二是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杨海波发表的,主题为《唯有革命者,才能作革命作家》,副题是“批判刘绍棠的反对立场和狂妄自大的极端个人主义”一文:“尽管刘绍棠已经在银行中存了一万多元钱,他还不满足,还要为积蓄三万元而奋斗。”这些文章发表在党报和文艺界的重要报刊上,自然影响巨大。前不久笔者读到一本有关刘绍棠的传记。传记作者抄录出一封与此事有联系的信,记述情况却又有一说。此信作者即为《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的记者,内容如下:“绍棠同志……写这封信给你,除了问候之外,还想顺便谈及一件使我长期感到内疚的事。1957年反‘右派’运动高潮中,我奉命写过一篇《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的通讯,对你作了错误报道……想当年,我深受极‘左’路线的影响,自以为是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所以引用材料也难免片面夸大,无限上纲之处。比如把你希望早日挣上3万元稿费,以利息取得稳固收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便于解除后顾之忧、安心创作的合情合理之见,歪曲为个人名利思想严重:‘扬言要为3万元而奋斗’等等。”(郑恩波《刘绍棠全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笔者见到的1957年当年出版的文章汇集,其中两文均收有“为三万元而奋斗”的字眼,《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文却没有,显然并非因忌讳什么而可能删除。此处记者本人却承认自己所写,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希望能查到原报的读者能够解此困惑。
  
  还有一点可以反映出当时时代 “一面倒”的情形。《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在《中国青年报》显著位置刊出后,从维熙认为此文扭曲了自己发言中涉及的事实,所以不顾自己“懦弱得如同一株小草”,抱着未泯的良知,立刻给这位记者写出一封抗议信。在当时的背景下,结果可想而知。从维熙的“抗议”不但不被理睬,在后来的批判大会上,还被指责为:这是兔死狐悲的没落阶级感情大暴露,是抗拒反右派斗争的反动行为。从维熙将那份刊有此文的《中国青年报》保留了很长时间。他认为,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可用八个字概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年给人泼脏水是无需论证的,今天我们说该文没有谈及“三万元”之事,并非为其其他内容辩护,而是遵从事实,不再犯那位记者在当年思维下所犯的那种错误罢了。
  
  【经济收入:文化人研究被忽略的视角】
  
  可惜的是,刘绍棠的那部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虽已排好了版,登出了发行广告,终因作者被打成“右派”而未能问世。这几乎到手的三万五千元稿酬泡了汤。该书的手稿被装在一个近乎棺材形状的木匣子里,由印刷厂退了回来。手稿上,沾满了排字工人的手印和排字房留下的油污。悲愤的刘绍棠将此木匣装上手稿埋在院子的一株枣树下。对于一个作家,这打击既是经济的,更严重的是心灵上的。从此,这部可能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一笔,可能影响许多人心灵的作品,便永远消失了。1962年,刘绍棠头上“右派”的帽子被摘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捷足先登,派了一位老编辑到刘绍棠家索取这部书稿。兴冲冲的刘绍棠拎着铁锹,与老编辑一起到院子里去挖装稿子的木匣。可惜,木匣已完全朽腐,书稿成了一堆烂泥。此时的刘绍棠,真正欲哭无泪。
  
  尽管损失了这部书稿,损失了几乎到手的三万五千元稿酬,刘绍棠在20岁之前收入的两万元左右的存款,仍然支持了他20多年的生活。(鉴于“右派”身份,他几乎不能发表作品,虽然他还努力写出有数部长篇小说。)由于利息连年下降,“文革”之前,利息降到了3.6%。这样一来,仅靠利息便不能维持生计,就得动用一部分本金。这样十数年下来,到1979年刘绍棠错划“右派”问题得以解决时,他银行存款还剩有2300多元。
  
  由此,我们能够掂出当时两万元的实际价值。由于《金色的运河》并未出版,所以,刘绍棠此后数十年的生计,全靠当专业作家之前的稿酬收入。由此推想,倘若不出现意外,刘绍棠按自己的路子走下去,他一定会潜心下来,完成他写家乡的多卷长篇小说心愿,新中国的文坛,也许会有多部更出色的作品增添色彩。当然,历史无法假设,尽管我们想来这中间有多大的缺憾。从另一方面看,刘绍棠当时主动从北京大学退学,申请当作业作家,除去万分喜爱写作的个人兴趣,经济的丰厚收益也给了他敢于这样做的信心和胆气。从这个角度说,即使刘绍棠真说过“为三万元而奋斗”,也是完全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作家看重的是经济有保障后心灵的自由、写作的自由,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更无可厚非。可惜这一切,却被当时极端的风气扼杀……
  
  过去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常常高谈“经济是基础”的观点,但分析问题时却往往忽略或根本不考虑这方面的因素。以前我们研究文化人,多从其思想、政治境遇等方面去考虑,极少注意其经济收入状况,或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他的生活选择及作为走向。从刘绍棠自觉成为专业作家一事,联系其当时的写作收入状况,可知他的这种选择确实与经济收入(实际以及预期收入)有密切关系。从当时及后来的情况看,有刘绍棠这样稿费收入的,当属少数个案。但这一个案,亦为我们研究一般认为与金钱联系较少的文化人,探讨他们的思想及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这或许是我们关注其行为与收入关系之余应有的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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